在福岡市西K茶屋町，有位叫麻生徹男的婦產科醫生。地點在東公園一帶。經福岡民間廣播報道部的一位朋友介紹，我才得以認識麻生先生。朋友是聽說我在收集有關慰安婦的材料，才告訴我的。那位朋友說：“確切的情況，沒見到麻生先生本人不知道，但他作爲軍醫，好像給頭一批陸軍慰安婦檢查過身體。”於是我乘坐飛機飛往福岡，去拜訪這位麻生徹男先生。
麻生徹男是一位剪着小平頭，初上年紀的人。他開了一所婦產科醫院。據說在業餘時間他也曾擔任過助產士學校的老師。1937年中日戰爭開始時，他應召作爲軍醫少尉被送往上海戰線，在戰敗之前經歷了許多戰爭。
寒暄之後，他一邊喝着美麗的胭脂色的紅茶，一邊對我說：
“如您所說，我和另一位婦產科醫生一道，給第一批慰安婦做了身體檢查。她們在軍隊的管理之下，雖然不是軍人和軍中文職人員，但身在軍隊機構之中。我還記得當時自己很納悶，在戰場上爲什麼需要這樣的女人，軍隊中爲什麼有這樣的女性?地點是上海戰線，時間是1938年早春。詳細日期已經記不清了。”
麻生原軍醫的這番話，我還是頭次聽說，出乎意料。按照他的這番話，在1938年早春的時候，那堂堂的陸軍就以軍隊的名義保有這樣的慰安婦了。軍方有賣春的女人，絕不是件光榮的事。不，毋寧說作爲天皇的軍隊，如能避免，更應該極力避免纔是。這裏，我們不妨對中日戰爭本身做一回顧。中日戰爭衆所周知，於1937年7月7日夜間爆發於北京郊外，一開始被稱爲“華北事變”，但在同年8月13日夜，如同癌的轉移一樣，擴散到了上海。
更加詳細點說，7月7日日本在北京挑起戰端的情形，更是衆所周知。1937年7月7日傍晚，日本陸軍“華北駐軍”第一團第三營清水連在龍王廟附近演習時，遭到了數十發子彈的射擊(見該團戰鬥詳報)。連長當即命令部下中止演習，在點名時，發現少了一個人。團長判斷這個人有可能被擊斃了，於是出動了一個營的兵力。團部要求宛平縣城的中國縣政府對射擊一事進行認錯和調查，但在得到答覆之前，營部(一木清直少校，後來在瓜達爾卡納爾島戰死)就下令向該城發動炮擊。
這時，那個去向不明的士兵，向連長、營長以至團長都報告情況說，由於解手而沒有趕上點名。但在這些指揮官的頭腦中只有侵略中國這一念頭。他們已經在1931年發動了“滿洲事變”，讓殖民地傀儡建立了“滿洲國”。染指華北，也僅僅是時間的問題。下令炮擊的營長、團長，在他們心裏起作用的，也許只是作爲軍人的功利之心。軍人被功名心弄得發狂的時候，就失去了道義。這次攻擊，一石激起千層浪。去向不明的士兵原來是在解手這件如同“相聲”般的事實，長時期以來被作爲軍事機密祕而不宣，公開的只推說夜間槍聲四起。
上海，這一知識階層聚集的城市，也出離憤怒了。人們回憶起1931年9月18日夜間發生的“滿洲事變”，關東軍也即日本軍一面用小型炸藥爆破自己的鐵路(南滿鐵路)，一面宣稱是“中國軍隊的行爲”而開始了炮擊，不久就佔領了滿洲全土，難道這次的“華北事變”與上一事件就沒有關係嗎?何況這次發生在北京郊外的事件，也與上一事件太相似了!然而就在8月9日，上海戰線的導火索也出現了。日本上海海軍特別陸戰隊西部派遣隊長大山勇夫中尉，在乘坐齋藤一等水兵駕駛的汽車視察時，在虹橋飛機場附近遭到了射擊。終於在8月13日傍晚，中日兩軍開始了交戰。
在“華北事件”發生僅僅第四天頭上，日本政府就派出3個師的陸軍部隊，不久便增至5個師;緊接着，上海戰線也於8月15日，增派第三師和第十一師。然而中國張治中將軍的3個師以及陳誠等率領的蔣介石直系軍的抵抗也相當激烈，以至出現了日本軍的戰鬥部隊有的損失了八分之七的局面。於是，日本政府又增派了第六師、第十六師、第一一四師，還命令以第十八師爲主力的柳川兵團，由側面的杭州灣登陸。
麻生原軍醫應徵的第十一軍就包括這個第十八師。該軍在付出了戰死9115名官兵、負傷31259名官兵的代價之後，總算是打下了上海地區。之後就像要報這個仇似的逼近了南京。12月10日衝進光華門，13日佔領了南京。電力函授大學教授臼井勝美就此寫道：“自此以後歷時一週，城內城外不折不扣地化作了恐怖和死亡的街。”
該教授還寫道：“農村地帶也是如此，軍隊通過地或者駐紮地的周圍，方圓10公里至40公里的地方，所有的農戶都蒙受了火災、掠奪、徵用之禍。農民失去了剛剛收穫的糧食，有很多人成爲難民四處流浪，其狀慘不忍睹。”於是我想，日本政府考慮讓華中派遣軍抱上“慰安婦”，其祕密彷彿就在這兒。西山所談的剛剛打下臘包爾時某營長的強姦事件，意外地與此重疊在一起了。在掠奪和徵用中，不會不附帶那種事的。
於是，軍部首腦也不得不考慮，就是那些行爲使得佔領地的治安變得極不安定了。據說在臘包爾，那個受害者的父親氣得眼睛充血，母親衝到廚房去拿菜刀。這些事，即便發生在普通農民的身上，其憤怒的情緒也該是一樣的。關東軍在紀念“滿洲事變”五週年時，曾起草過這樣的文章：“大和民族內藏優秀的資質和卓越的實力，外具寬仁，指導誘掖其他民族，補其不足，鞭策其不爭，有着天賦的用以共同完成道義世界的使命。”但是，這樣一來，“寬仁”不見了。“寬仁”一消失，“指導誘掖”也好，“鞭策”也好，不是也辦不到了嗎?這就是軍部首腦的考慮。
我想找出從1937年8月14日起到同年12月20日止，也即上海戰事開始到南京戰爭結束爲止的華中派遣軍的軍事法庭記錄。可是令人吃驚的是，在這4個月之間因掠奪而被起訴的人只有20名，因強姦而被起訴的只有兩個人。這是厚生省(衛生福利部)保存下來的軍部記錄。然而這些只是冰山的一角，據預測，至少也有數百件甚至上千件以上的強姦事件，而軍事法庭有記錄的卻僅僅只有兩件，這又是怎麼回事呢?是我想象錯了嗎?
然而，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人苦笑着給我講述了這樣的事實：“如您所知，軍法法庭就是軍隊內部的法庭，在那兒被判一個月以上徒刑的人，就由軍士降級爲一等兵。不管是上士也好，中士也好，都降爲一等兵。戰場上只有一審，不允許上訴。而如果犯了強姦罪，大致是判一個月以上的徒刑。昨天還過着坐享其成的生活呢，一下子就得當牛當馬供人使役，這太可憐了，隊長首先就有這種想法。再說，自己的部下如果做了軍事法庭上的被告，關係到隊長的成績，影響自己以後的晉級，因此，他也就當作沒看見。在軍隊，如果沒有人看見，就構不成犯罪。還是到在中日戰爭中從過軍的高級軍官的家裏去看看吧，從中國掠奪來的藝術品至今還到處都是。我也能夠指出他們的名字來。總之，知道高級軍官這些底細的老軍士，如果耍賴要他們包庇夥伴和部下的話，這些高級軍官當然就不會把犯了強姦罪的士兵交給憲兵隊的。再說”
說到這裏，他喝了一口水，又說道：“搞女人的士兵即所謂強兵，勇敢的士兵。身爲下級幹部的連、排長，對這樣的士兵不願意撒手。因爲一撒手，就會影響到自己的戰功。”
談話又與臘包爾的話頭聯繫到一起了。他還說：“從杭州灣到南京，有一天之內兩次強姦婦女的軍士。他還作爲勇猛的班長得到了勳章。”他是步兵一二四團(在福岡編制而成)的成員，自杭州灣登陸以來打下南京，後來又參加了攻打新加坡的一位原軍士。即使如此，因掠奪被起訴的只有20名官兵、因強姦而被起訴的只有兩名官兵這個極小的數字的祕密，僅僅是由於這些原因嗎?
一位在第十一軍兵站部擔任後方工作的軍官向我做了這樣一番解釋：軍人喜歡總結戰爭的經驗教訓。撇開“滿洲事變”那樣的短期戰爭不說，在當時高級軍官的腦子裏，一直迴響的是從大正七年七月到大正十一年六月之間出兵西伯利亞的戰爭教訓。當時他們作爲下級幹部，親自見證了日本軍的可悲狀態。那麼，這個出兵西伯利亞的可悲戰爭教訓又是什麼呢?那就是“性病”。在那場戰爭中，出現了遠遠超過了戰死者人數的性病患者，雖經過軍醫的救治，但仍然明顯地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哪怕是打下南京之後，在採取徹底抗戰政策的中國面前，他們所擔心的，是同樣事態的再次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