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別人目光犀利的橫光利一，怎麼就看不清自己國家的誤入歧途呢?怎麼就看不清它在東亞的罪惡行徑呢?卻侈談什麼日本“尊重人的生命甚於其他一切”的“高度的理性”，卻宣稱什麼“當今日本的戰鬥口號是‘爲了東亞和平’”，這可真是一個彌天大謊，一個天大的笑話!(編者注:橫光利一(1898～1947)，日本著名作家。)
“上京城時，爲朝鮮旅館的典雅所打動，便嚷道:這無疑是日本最好的旅館!不，這是誰都會看重的東洋第一流的旅館!” (《旅》)
我敢保證，這樣的話讓韓國人或朝鮮人聽到了，是一定要摑作者耳光的!這裏的“京城”，既不是東京，也不是京都，而是韓國的首都“首爾”，過去一直叫“漢陽”或“漢城”，日本吞併朝鮮時期(1910-1945)，爲了“去中國化”，改叫“京城”。同時，朝鮮既成了“日本”的一部分，日本就相應地成了“內地”，遂有所謂“內鮮一體”之說，強調宗主國與殖民地的“大團結”。橫光利一這話的潛臺詞是，既然“內鮮一體”了，你朝鮮的旅館當然也就是我日本的旅館了!在他的筆下，“內地”有時還會被用在與“中國的上海、哈爾濱”對比的場合(《旅》)，其潛臺詞更是耐人尋味。對當時的日本人來說，“內地”是一個高度“意淫”的詞，暗示着廣大的殖民地的存在。
1936年2月至8月，橫光利一有歐洲之行，兼帶採訪柏林奧運會。在那屆奧運會上，亡國了的朝鮮人孫基禎、南順永，作爲日本選手，代表日本出賽，分獲馬拉松金牌和銅牌，獎牌當然都算在了日本隊的賬上，令韓國人至今說起仍切齒不已。橫光利一的《奧林匹克記》中，隱約提到過孫、南二人的訓練:“在工事的噪聲中，孫、南兩位飛跑着。”但奇怪的是，在他所有那些關於柏林奧運會的文章裏，都隻字未提孫、南二位獲得馬拉松獎牌之事，而這是日本隊在那屆奧運會上的亮點，本來應該是大書特書的。而且在奧運會開始時，橫光利一就曾抱怨:“日本選手成績很差，以致無心將之撰成文章。”(《歐洲紀行·八月二日》)馬拉松比賽顯然不在此列。接着的幾天裏，他勉力記載了許多日本選手並不出色的戰績，如山本的標槍，村社的萬米跑，西田、大江的跳高等(《奧林匹克開幕式·八月三日》、《八月五日》)，其實它們都遠不如馬拉松比賽來得重要。也許，他並沒有把獲得馬拉松獎牌的孫、南兩位看成是“內地人”，並對比賽中“內地人”不及“朝鮮人”暗懷嫉妒之心?這麼說來，他心裏其實仍是橫亙着“內鮮”之別的?
日本的媒體卻高度關注這兩塊獎牌，拍攝馬拉松比賽過程的紀錄片，《大阪每日新聞》社委託橫光利一、《朝日新聞》社委託另一日本商人帶回日本。“(8月9日)晚，突然受人囑託，要我將馬拉松賽跑的記錄影片捎回日本。比賽結果出來了。我決定接受囑託。”(《奧林匹克開幕式·八月九日》)“對這兩家報社來說，馬拉松無疑是奧運會中最重要的鏡頭了。”(《歐洲紀行·八月十一日》)——但對橫光利一來說則顯然不是。搞笑的是，兩家報社爲了競爭而分別託了不同的人，可兩位受託者乘坐的卻是同一列火車，無法在西伯利亞比試速度，還商量着交換郵包，跟報社搞惡作劇。後來8月20日他們一到滿洲里，還是橫光利一的委託者搶先一步，派報社記者從海拉爾坐了飛機來取。
橫光利一這次的歐洲之行，去程選擇了經由印度洋的郵輪，回程選擇了橫貫蘇聯的火車。他在“箱根丸”上看世界的眼光，已經很有些殖民主義者的味道了:“從上海到新加坡覺得格外漫長。這中間經過的幾乎都是未開化的國家。一想到還將有三倍於這段路程的未開化地區將一直延續到馬賽，便覺得戰爭的發生不是沒有道理的。誰會對此漠然處之呢?”(《歐洲紀行·三月二日》)這是對幾年後爆發的“大東亞戰爭”的驚人預言了!“英國政府在革新通貨制度時，似乎最初總是先在印度應用和實驗。因爲應用在未開發地區土著人那裏，反應最爲明顯。當今英國最出色的經濟學家，都是曾分別在印度任職過的。日本的實驗地則是滿洲。”(同上《三月四日》)僞“滿洲國”的傀儡們，你們聽到這話了嗎?“繞道印度洋，便是依次從未開化的地域向歐洲文化的頂點走去，就好比是經由漫長曆史走向現代這一歷程的再現。”(同上《三月七日》)對橫光利一來說，這既是一段“朝聖”的天路歷程，也是一番頗具殖民意識的巡視，二者的感覺應該都不壞。
也是在那艘“箱根丸”上，橫光利一聽到了不少閒話，其中之一是:“有個美國富豪搭乘這條船，臂肘支在甲板欄杆上，和長谷部少將交談說:日本把貝加爾湖以東地區拿下來，別的國家是不會吭一聲的，應該早點拿下來，只是乾的時候別大聲嚷嚷就是了。”(同上《二月二十八日》)比起當着芥川龍之介面隨地撒尿的傲慢的美國佬來，這個橫光利一的美國佬已今非昔比，開始大拍日本人的馬屁了，並想把日本的禍水引向蘇聯(或者是想借蘇聯之刀殺日本)。這個美國佬有所不知，日本人其實早已這麼想了。就在幾個月後，日本製定國防方針，把蘇聯列爲頭號敵人，並悄悄進行戰爭準備。但在三年後的諾門坎事件中，日本人卻吃了大虧，領教了“老毛子”的厲害，遂無奈放棄“北進”計劃，轉取“南進”戰略，接着又偷襲了珍珠港，把美國佬揍得屁滾尿流——這足以慰藉芥川龍之介當年“被(迫)觀撒尿”的彌天大恨，對橫光利一的美國佬來說則可以算是因果報應。
同年8月，橫光利一借道蘇聯東還。當火車穿越遼闊的俄羅斯大地，終於到達了滿洲里時，他感覺自己像是回到了祖國，並把中蘇邊境徑稱爲“國境”，宛如就是日本與蘇聯的分界。“換乘的那列車將載我前往滿洲里，對我說來自然極感親切”(《人之研究》)。“離滿洲里只有三小時的路程。鑽進被窩，卻難以成眠。心裏期待着的，是日本看上去將是個什麼樣子。”(《歐洲紀行·八月二十日》)請看，“滿洲”與“日本”已經畫上了等號，僞“滿洲國”連影子也看不到!因爲在他的眼裏，“滿洲”已是“日本的實驗地”，也就是殖民地，一如印度之於英國(同上《三月四日》)。“這兒有不少日本軍人”，那就是惡名昭著的關東軍。“日本的影響之波已延展到此地了”，儘管他意猶未足，“比起勢力範圍一直要從波蘭延展到此地的俄羅斯來，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在滿洲里車站，跑來迎接他的，竟然是“身穿中國服裝的特高課刑警”，這種貨色，是東北老百姓用來嚇唬孩子的，但於此他並不覺得有何異樣:“對我來說，特高課不特高課的無所謂，只要是日本人，就比什麼都讓我放心。”他在滿洲獲得了踏上故土般的放心，心頭洋溢着對於故鄉纔有的溫情。“我頭一次把國境上美麗得夢境似的大片起伏的野草看了個夠。”(同上《八月二十日》)對於他的這種溫情和放心，即使已經過去了七八十年，今天的我讀來，還是覺得不爽，真的很不爽!
“若是跟待在大連到長春這一帶的日本人打聽他們想不想回日本，很多人會說不想回去，可一到哈爾濱，便都說想早點回去，大概日本的語言之波，從日本的北方到中國的長春，已成強弩之末。”(《旅》)所謂“日本的語言之波”，也就是日本的殖民之波，從大連到長春一路盪漾過去，成爲中國軀體上的潰瘍與癌症。橫光利一的描述很是寫實。然而歷史已經證明，這根本不是“想不想”的問題。去問問日本海邊的舞鶴等港吧，戰後見證了數百萬日本難民的大潰歸，它會告訴你一切。戰爭結束兩年後去世的橫光利一，還來得及活着看到日本殖民史的落幕。謝天謝地!
在《中國遊記》裏，芥川龍之介隨處表達了對中國人“排日運動”的不以爲然;到了中日戰爭爆發前夜，橫光利一同樣不能理解中國人的“抗日戰爭”緣何而起:“然而，中國的知識階級卻早已乾坤顛倒，無所顧忌，砸碎傳統成了他們的實踐，戰爭則成了達到這一目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抗日這一戰爭方式並非出於自我覺悟，而是從別國習得的一種武器。”(《靜安寺的碑文》)瓊瑤的自傳體小說《我的故事》裏說，抗戰期間日本兵最痛恨中國的知識分子，因爲他們以爲，中國的抗戰都是讀書人宣傳煽動起來的:“據說，日本兵最恨知識分子，凡是搜到讀書人，一概殺無赦。我們家，祖父、父親和母親都在教書，又都是積極的反日分子。平時在教室中，祖父和父母都不厭其煩地灌輸學生民族觀念，此時，想當然耳，會成爲日軍殺戮的目標。事實上，那時日軍鐵蹄踐踏之處，生靈塗炭，滿目瘡痍，不論老弱婦孺，士農工商，都慘遭殺害，又豈是讀書人而已。但，讀書人，尤其是教書的，確實更難倖免!”橫光利一的說法不管怎麼看，好像都在映證着日本兵的暴行。
由此看來，從芥川龍之介到橫光利一，他們到底還是沒能懂得中國，沒能懂得中國人的日本觀。一直到今天，在代表日本右翼觀點的扶桑社《新歷史教科書》裏，還是把當年的“排日運動”的起因之一，歸結於受了蘇聯暴力革命思想的影響，並具有“過激”的特徵，與橫光利一的看法如出一轍;而日本的政客們說起當代中國人的“反日情緒”來，還總是一廂情願地相信那都是“宣傳”的結果，哪怕所有的中國人都一遍遍地告訴他們，這些其實都是由歷史和他們對歷史的歪曲造成的。多少次在日本的電視節目上看到，“嘉賓”們一邊口口聲聲稱呼那些戰犯爲“英靈”，一邊又指責“糾纏”於“歷史舊賬”的中國人都被“洗了腦”!
“在這個世界上，要讀懂中國人的心理恐怕難乎其難，各國的外交便全是在上海翻了船的。”(《靜安寺的碑文》)“我在中國遇到過不少在那兒有着相當長的生活經歷，並且人品相當出衆的人物，屢屢聽到他們這樣嘆息:中國到底怎麼回事，實在弄不懂。”(《北京與巴黎(備忘錄)》)其實有什麼好弄不懂的，放下中國人都被“洗了腦”的成見，虛心傾聽中國人自己是怎麼說的，不就可以了麼?
知人不易，知己更難。那次取道蘇聯的歸途上，橫光利一經由莫斯科，看到KBO(克格勃前身?)的總部，在感嘆蘇聯專制暴政的同時，想到的卻是日本多麼“理性”，多麼尊重人的生命:“我對俄羅斯並不懷有什麼特別的惡感，可每次聽說俄羅斯有衆多人才被隨意剝奪生命的事，就不由得意識到這是和日本決然不同的國家。我想，一種文化最值得尊貴的地方，就在於它對人的生命的尊重要遠遠超過對其他事物的尊重。站在KBO面前，我想到，日本若成了俄羅斯，恐怕連轉向的餘暇都不會有的吧。想到以往得以和衆多出類拔萃的朋友平安重逢，不由得感到日本是個理性高度發達的地方，面對這種理性，自己以前還渾然不覺。擁有這份高度的理性，日本文化必定會有好的前景。”(《人之研究》)
我們不知道他所說的“人的生命”是否包括日本人以外的人，當然也不能要求他預知將於翌年末發生的南京大屠殺，我們只想說，在日本正在不斷推行侵略擴張政策、軍國主義已經甚囂塵上的時候，在其俳友被警察無故抓進局子關了十天(《季節》)、小林多喜二在警察署裏被拷打致死的年代，他竟然對本國的高壓政策如此的開脫讚美，對本國的戰爭罪行如此的熟視無睹，這不能不讓人感慨他以及日本知識分子的侷限和悲哀。
但他對紀德的觀察卻是入木三分。碰巧那次紀德也同車去莫斯科。對於紀德對蘇聯高唱讚歌，橫光利一感到大惑不解:“法國可以說是世界第一文化大國，有着最偉大的理性精神，屬於這樣一個國度的紀德，卻要使之成爲俄羅斯精神上的殖民地，這難道是正兒八經的精神世界的歷史事實?對我而言，這是一種完全無法理解的現象。”後來他看到紀德撰寫的《俄羅斯紀行》，裏面同樣也包含了對於蘇聯的隱憂，這才覺得紀德到底不愧爲紀德，代表了法國的理性精神:“而我最感興味的，是還從未有人能說出的東西，紀德卻第一個把它說了出來。紀德談到了俄羅斯諸多幸福優質的生活，並對之讚不絕口，極力頌揚，隨後他又說道，儘管如此，在俄羅斯，有時極好的東西卻不敵極惡的東西。我以爲此話表明了法蘭西的理性，法蘭西傳統的美質於此得以體現。”他還引紀德的話以表明自己的立場:“對我說來，世界上存在着比我本人，也比蘇維埃更爲重要的東西，那就是人類，它的命運和它的文化。”(以上皆《人之研究》)從這些話裏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目光犀利的橫光利一。
但這個看別人目光犀利的橫光利一，怎麼就看不清自己國家的誤入歧途呢?怎麼就看不清它在東亞的罪惡行徑呢?卻侈談什麼日本“尊重人的生命甚於其他一切”的“高度的理性”， 卻宣稱什麼“當今日本的戰鬥口號是‘爲了東亞和平’”(《思考的蘆葦》)，這可真是一個彌天大謊，一個天大的笑話!
1947年12月30日，日本戰敗後最悽惶的歲月，又臨近寒風凌厲的歲末，橫光利一去世，享年五十歲。“新感覺派的雙璧”去了一璧，另一璧川端康成如喪考妣，寫出了悽婉感傷的悼詞，裏面滿是這樣的哀號:“國破以來越發襮身於寒冽之中的我這把骨頭，終因連來自你的那份支撐也橫遭褫奪，而行將破碎於寒天凍地之間。”“你那把骨頭也已因家國破敗而破碎。這場戰爭，尤其是敗亡，不知給你的身心帶去了多少傷痛。”我相信這些都是肺腑之言，估計日本人讀了會潸然淚下(不排除有些中國人也會如此);但對我來說，聯想到上述所寫之種種，我總覺得所有那些在侵略擴張時有過快感的人們，理應在家國破敗後承受敗亡帶來的傷痛。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否則真是天理難容!所以，雖然川端康成的悼詞寫得聲情並茂，據說還成了日本最著名的悼詞之一，但至少就以上這些文字而言，請原諒我的難以同情，沒法感動，不能淚下。這就像我曾多次憑弔過廣島的原爆遺址，在對廣島市民慘遭滅頂之災滿懷憐憫的同時，也總會煞風景地聯想起就在廣島的港口，廣島市民曾上千次地被組織起來，山呼“搬災”(“萬歲”，banzai)，歡送將要去中國、東南亞屠殺平民的“皇軍”(“鬼子”)出征。我知道自己的這種聯想不夠“高尚”，但我說服不了自己變得“高尚”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