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中國憑藉巨大的犧牲吸住日軍主力，其戰略地位曾獲得蘇聯與美國不等的重視，尤其是美國，在羅斯福的戰後構想中，亞洲應由中、美合作共同管理，瓦解英法等國的殖民地，而對此有共同利益的中國將能成爲良好的盟友，因此極力拉攏。
1942年1月，《聯合國家宣言》發佈，美國拉入中國簽署，使中、美、英、蘇並列爲四強，象徵中國地位的提升。在1943年莫斯科會議，美國國務卿赫爾更花了不少功夫說服英國與蘇聯，讓他們同意邀中國駐蘇大使傅秉常一起簽署《共同安全宣言(又稱《四強宣言》)》，爲的也是如此。
然而，英國、蘇聯等強權可不像美國般願意承認中國的貢獻，故十分輕視與排斥中國被列入四強。1943年10月，在開羅會議前，英國首相丘吉爾還向外交大臣艾登表示：“至於中國，我無法視重慶政府爲一世界強國”。開羅會議後丘吉爾依舊不改成見，其在1944年8月又向艾登致信稱：“如果稱中國爲世界四強之一，那絕對是胡鬧。我曾告訴(羅斯福)總統，關於美國人這種想法，我將保持適當的禮貌，但我不能同意”，對中國和美國的輕蔑溢於紙上，只差沒當面譏笑罷了。
除了傳統的對華偏見外，在現實中中英兩國也有不少衝突，如在天津存銀、封閉滇緬公路、港九歸屬、康印公路、緬甸戰場等問題上都有諸多齟齬。1939年7月，英國爲了讓日本解除對天津租界的封鎖，同意日本取走中國在該地的白銀庫存，打擊中國的財政。1940年7月，英國在日本的壓力與德國入侵的雙重威脅下，更決定屈從日本的要求，關閉滇緬公路三個月，令中國失去補充外援物資的唯一道路。事後丘吉爾卻仍假惺惺地致信給蔣介石道：“我相信閣下非常瞭解我們有關滇緬公路的行動，我們將永不會強迫貴國接受有關違反貴國利益或政策的任何和平”。這讓中國各界十分憤怒，駐法大使顧維鈞還對合衆社記者氣憤地表示，英國自稱爲自由而戰的言論全屬謊言。
港九歸屬更是中英摩擦的最大根源。中國始終想收回香港島、九龍、新界等遭割讓或強租的失土，但英國堅決不肯，甚至連租借期99年的新界，英國也沒打算歸還。香港總督金文泰還在1936年的演講中稱：“如果在本世紀之末，新界之租借隨便讓其期滿，我們切勿以爲可以回覆到1898年以前的情形……故新界必須如香港一樣永遠屬於英國，否則連香港本身將來亦必須交還中國”。因此當1941年中英談判廢除治外法權、交還租界、另立平等新約時，英國便拒絕中國收回新界，迫使中國不得不在1943年《中英新約》簽訂後，以照會的形式向英國提出保留談判新界歸屬的權利。
還有康印公路的修築問題。爲了擴大聯外道路，1940年中國原擬修築經西康省(今四川西部與西藏東部)至印度的公路，但卻遭到當時不受中央控制的西藏阻撓。欲讓西藏脫離中國獨立或成爲印度附庸的英國，也不願中國政府勢力伸入，因此要求中國改築靠南側的公路，並以航空測繪爲由拒絕中國測量隊進入西藏;丘吉爾甚至還曾有要求中國勿進攻西藏的言論，招來蔣介石命外交部長宋子文傳達“藏事爲中國內政”的抗議。在緬甸戰場上，英國多次截奪美國援華物資，蔣憤怒地命何應欽告訴英美代表，決定中止中英合作、撤回中國駐仰光的軍事人員。可見雙方關係的劍拔弩張，尤其是英國的蠻橫，更令蔣多次在日記裏痛罵丘吉爾“狡獪之流”、“狹隘浮華，自私頑固”，並看清“無論經濟、軍事與政治，英國不肯犧牲絲毫利益以濟他人”。
蘇聯的情況未比英國友好多少，儘管在抗戰初期，蘇聯爲了避免日本壯大後攻來，因此和苦撐待援的中國於1937年8月締結互不侵犯條約，斷絕對日貿易，暗地裏給予軍機、步槍、坦克、飛行員等大量物資，並協助中國修建一條自蘭州經迪化(今新疆烏魯木齊)至蘇聯境內的公路。但在德國東侵的顧慮下，面對日本接連於1938年和1939年發動張鼓峯事件與諾門坎事件進犯，蘇聯決定對日妥協以免陷入兩面作戰的危機，因此於1941年7月，與日本簽訂《蘇日中立條約》，承認僞滿洲國，同時讓日本也承認外蒙古的獨立，並撤回所有對華援助，這讓中國措手不及，使抗戰情勢雪上加霜。尤其是原先《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內有言明：“在中日關係未恢復以前，蘇聯絕不與日本締立互不侵犯條約，中國亦不向第三國簽訂共同防共條約”，因此面對蘇聯的突然毀約，蔣介石只能氣憤地說道：“俄倭協議在事實上雖明知其不能危害我抗戰於毫末，但精神上之刺激則不可名狀”。
此外，蘇聯又長期滲透新疆，扶植盛世纔在當地抗衡中國中央，並與其簽訂協議，控制新疆礦務、鐵路、公路、電話等各項建設與利權。同時蘇聯也給予中共經費以抗日，並在1941年1月皖南事變(又稱新四軍事件)時譴責國民政府，這都令中國十分不滿。即使日後蘇聯與中國俱爲抵抗軸心國侵略的同盟國陣營，蘇聯對中國仍舊頗爲輕視，更不同意美國將中國視爲強國的作法，因此當《共同安全宣言》簽署前，蘇聯外長莫洛托夫便堅決反對美國要求讓中國參與簽字。一旦有中國參與的國際場合，蘇聯也藉口對日中立而不願出席，不肯承認中國在二戰的努力與地位。羅斯福原先構想的中、美、英、蘇四國首腦會議，便是因此不得不分拆成開羅會議與德黑蘭會議兩場，甚至到1944年籌設聯合國的頓巴敦橡樹園會議時亦是如此，中國代表被擯於有蘇聯代表參與的會議之外，只能在英、美、蘇談好的事項上發出些許意見，未享有足夠的決策權。
面對英國與蘇聯的鄙視，蔣介石非常清楚，也頗瞭解中國的實際處境還稱不上一個真正的大國。當得知美國致力將中國列入四強時，蔣介石不安地認爲：“我國始列爲四強之一，甚恐名不副實，故更戒慎不勝也”。因此儘管對戰後秩序也有諸多構想，如扶植亞洲民族獨立擺脫殖民，還有根據1942年7月王寵惠提出《國際集團會公約草案》，意圖設立一個比國際聯盟更有效的新組織，但礙於國力不足，蔣只能選擇親近對華較友好的美國，甚至在開羅會議前決定採取較低調的態度：“餘此去與羅、邱會談，應以澹泊自得，無求於人爲惟一方針，總使不辱其身也。對日處置提案與賠償損失等事，當待英美先提，切勿由我主動自提，此不僅使英美無所顧忌，而且使之畏敬，以我乃毫無私心於世界大戰也”。甚至在籌設聯合國的過程中，國民黨軍委會參事室主任王世傑，還稱中國不必強求大國地位，以免增加小國反感、且實際上也無法像美、英、蘇一樣真正享有大國特權。
這些不自信的態度，歸根究柢都是源自中國的衰弱，使得即使在形式上被稱爲強國，自身依舊不敢置信。在英、蘇等國眼中，無論是開羅會議之前或之後，對中國的蔑視也沒改善多少。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在朝鮮戰爭擊敗聯合國軍、支持北越抵抗美國與法國侵略，才迫使政治上不承認新中國的西方國家，不得不正視其實力，並與之陸續談判朝鮮與越南等問題，中國這才贏取教人刮目相看的大國地位，不再僅是名義上的空頭強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