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2日，圖上推演（Kriegspiel）在伏龍芝街上的總參謀部樓內的大廳裏開始了。這項推演要用到大量墨水。在《回憶錄》裏，朱可夫回憶道，推演的目的是“驗證戰爭初期我們部隊的掩護計劃和作戰計劃主要佈局的理由”。他斷言道，他完全贏了另一個“參與者”帕夫洛夫。“推演中，‘紅’方波詭雲譎。1941年6月22日德國法西斯進攻蘇聯後出現的許多局勢與推演中的許多情況都很相似。”1960年代，他對西蒙諾夫說：“後來，德軍怎麼指揮，我就怎麼開展行動。我就在德軍打擊我們的地方給他們以狠狠的打擊。力量的組合與戰爭初期很像。我們邊境地帶和陣地的地形地勢，……全都要求我作出決定，就像後來面對德軍時那樣。推演持續了八天。評判員放緩了‘藍’方的攻勢，將它抑制住。但我要強調的是，到了第八天，‘藍’方到達了巴拉諾維奇，儘管他們刻意放慢了步伐。”
六位軍事歷史學家，其中有美國人羅東多和羅伯茨，俄羅斯人安菲洛夫、巴貝洛夫和尼基弗洛夫，都找到了這次推演的相關文獻並作了分析，德國國防軍經常提到這次推演，但紅軍卻很少提及。如今，我們可以從中得出更確切的觀點。
當時有兩次，而非僅有一次演練。第一次是在1月2日至6日舉行的，朱可夫扮演德軍，爲“藍”方。基爾波諾斯、施捷爾恩和托爾布欣在他這一邊。他用大部隊攻打普里皮亞季河沼澤地帶的北部。白俄羅斯軍區司令員帕夫洛夫爲“紅”方，也就是扮演蘇軍；主要是科涅夫協助他。大多數兵力都用來對付“藍”方的主力部隊。第二次演練於1月8日至11日舉行。這次，朱可夫執“紅”。帕夫洛夫及其副手波羅的海軍區司令員庫茲涅佐夫執“藍”。但這次進攻的是普里皮亞季河的南邊。評判員有鐵木辛哥、沙波什尼科夫、梅列茨科夫、瓦圖京和三名從政的軍人，布瓊尼、庫裏克和戈利科夫。
第一次推演，紅方起初在任何方面都比藍方強大，除了反坦克防禦方面較弱。朱可夫在尚未完成最初的部署時，便於7月15日發起了攻擊。八天後，他在白俄羅斯境內推進了70到120公里。——他在《回憶錄》裏什麼都沒說——發動反攻，將藍軍趕至邊境。這次推演只涉及戰鬥初期，時間被評判員大大壓縮，而且也沒有進行任何軍情通報。不幸的是，1941年6月，在最初的15天裏，德軍便將在白俄羅斯摧毀紅軍部隊。在第一次推演的第二階段，紅軍目標是9月初抵達維斯瓦河，進入東普魯士；藍軍必須防守。與理論相符的是，蘇軍參演者發動了一場大規模攻勢。8月7日，紅軍渡過涅曼河，從右側包圍藍軍。8月11日，投入一支機動部隊，往西推進了整整100公里。但局勢發生逆轉，朱可夫用坦克部隊對這次突破口的側翼發起反攻。紅軍20個師有遭被包圍的危險。帕夫洛夫只能停止進軍，開始撤退。當藍軍佔據優勢時，評判員中止了推演。朱可夫並未摧毀帕夫洛夫，但使之陷入了極大的被動。
在第二次推演中，組織者取消了戰鬥初期的演練，他們信誓旦旦地認爲初期不會發生什麼大事。藍軍盡最大努力進發至普里皮亞季河沼澤地帶的南部（用到了三分之二的兵力，紅軍也是如此），推進了50到70公里，但朱可夫在利沃夫和科韋利阻住了他們的勢頭，摧毀了20個師，並將剩餘兵力擊退至邊境。在第二次推演的第二階段，朱可夫的目標是抵達佈雷斯勞-布達佩斯-蒂米什瓦拉沿線，他沒到那兒，但仍於9月將帕夫洛夫和庫茲涅佐夫擊退至克拉科夫-烏日霍羅德沿線，從而大獲全勝。
朱可夫表現出比帕夫洛夫和庫茲涅佐夫更準的判斷力，毋庸置疑能在兩場推演中使“藍”方和“紅”方獲勝。更令人感興趣的是從1941年1月的這些推演中得出的結論。朱可夫的《回憶錄》在這點上並不可靠。他寫道他和所有參演者，其中也包括帕夫洛夫，都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見。“紅軍爲什麼會輸？”很不滿意的領袖（Vojd）問帕夫洛夫。帕夫洛夫用開玩笑的口吻回答，以掩飾自己的尷尬。冷淡的斯大林則指責他沒“掌握軍事技術”，羞辱他。朱可夫把這個場景放在了克里姆林宮內，但帕夫洛夫和朱可夫都是在1月2日去了那兒，是在第一次圖上推演（Kriegspeil）之前。而且朱可夫要到第二次演練之後，即1月14日才見到斯大林，同去的有鐵木辛哥、梅列茨科夫和政治局成員，訪客簽到簿裏都寫得明明白白。因此，大型軍情通報會只可能是在1月14日召開，帕夫洛夫並沒參加。
參與演練的卡扎科夫留下了這方面的回憶文字。他對1941年1月演練中的種種先決條件作了好幾個頗有意思的評論：“許多參與者都困惑不解地觀察到進攻者只在數量上佔少許優勢。……推演的結果讓我覺得很不尋常。對此的分析並不是由國防委員或參謀長，而是由參與者本身作出的。朱可夫和帕夫洛夫。在克里姆林宮裏，高級軍事委員會也討論了這兩場演練。……但由於是憑記憶作的報告，所以梅列茨科夫在許多地方都說錯了，他的結論和建議並不符合事實。……在闡述演練過程時，他的假定是我們的一個師比德軍的一個師更強大，只要硬碰硬，就能摧毀德軍，……組織好防守的話，就能經受德軍兩三個師的打擊。”並未參加軍情通報會的卡扎科夫說梅列茨科夫沒法向斯大林解釋“紅”方怎麼才能在“藍”方反攻的時候將它們打敗，更何況在“紅”方只具有少許數量上的優勢的時候。這番證言讓人以爲在他所述的這場軍情通報會上，朱可夫用帕夫洛夫——1941年7月遭槍決，所以也沒法作出反駁了——取代了他的朋友梅列茨科夫。無論如何，第二場推演一致認定1941年紅軍的大部隊應部署於烏克蘭境內，使之作爲突入波蘭南部地區的最佳基地。這就是從圖上推演（Kriegspiel）得出的基本結論。既然德軍的主力部隊將會攻入白俄羅斯境內往北400公里的地方，那這樣的結論就顯得太沉重了。
《回憶錄》裏經常寫到因應圖上推演（Kriegspiel）召開的軍情通報會，朱可夫說關於防禦工事突然發生了一件小事。他說是他自己發現這個問題的。“我認爲我們在白俄羅斯西部建造的那些防禦工事與邊境靠得太近，對作戰相當不利。這話一點沒錯，尤其是防禦工事還在比亞韋斯托克突出的地帶。敵軍只要從佈列斯特和蘇瓦烏基附近出發，就能進攻我們駐紮在比亞韋斯托克的部隊的後方。由於我軍縱深淺，所以這些防禦工事撐不了多久，因爲炮火能把縱深地帶全部擊毀。……我認爲應在後方的某個地方建造防禦工事。……
“‘防禦工事是按照最高軍事委員會的計劃建造的。這些計劃都是經過批准的，負責工程建造的是國防人民副委員沙波什尼科夫元帥。’伏羅希洛夫說，語氣很粗暴。
這不是要挑起辯論嘛。於是我就不再多說什麼，冷靜了下來。”
有意思的是，鐵木辛哥倒沒發火。不過，他在1940年12月的閉幕式上所講的話，表明了他是支持這樣的假設的，即紅軍有極佳的縱深防禦體系，因此，“波蘭”或“法國”的場景是可以被排除出去的。如果朱可夫真說了這話，那他就是完全說到了點子上。蘇聯西部邊境的防禦工事毫無軍事價值。等於是在敞開大門邀請德軍過來殲滅他們駐紮於比亞韋斯托克突起地帶的兩個集團軍和三支機械化部隊。結果也正是這樣發生的。從伏羅希洛夫的語調中，朱可夫明白這乃是政治問題，也就是說是個爆炸筒。儘管伏羅希洛夫自從芬蘭戰爭以來就已失寵，但質疑他仍極其危險。或許朱可夫還感覺到這觸及了斯大林的權威，畢竟斯大林是贊成這條防禦工事線的，因爲這些防禦工事標明瞭1939年9月從波蘭奪來的領土已無可避免地併入了蘇聯版圖。
還需補充一點的是，照葉廖緬科的說法，據說在那次會議上，斯大林已經意識到了工農紅軍的缺陷。據說他宣佈必須用“一年半到兩年的時間完成我們重整軍備的計劃”。這個說法在朱可夫的《回憶錄》裏被再三提及。對這種缺陷的意識，也可得到重新對希特勒實行綏靖政策（Appeasement）這一事實的佐證，1941年1月10日與希特勒簽訂鉅額經貿合同，就爲這種綏靖政策起了個頭。蘇聯新任駐德大使弗拉基米爾•捷卡諾佐夫便在柏林推廣這項政策，他是內務人民委員部委員，是格魯吉亞人，屬貝利亞的黨羽。經歷過1940年秋的不睦之後，斯大林便跑到了卡諾薩。他所選定的這個政策極其危險，其目的就是爲了向納粹的頭腦裏灌輸，說服它不要進攻蘇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