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識時務者爲俊傑”。“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西漢初年的“三傑”命運迥異：封王的韓信被殺;論功第一的蕭何使出渾身解數應對劉邦的猜忌，甚至不惜拿好友韓信當投名狀;只有張良沒有遭受過來自帝王的政治打擊，這是因爲他深知“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的道理。
公元前201年，劉邦“僞遊雲夢擒韓信”後，着手分封功臣。對於張良，他給予了特殊優待：“使自擇齊三萬戶”。這是什麼概念?
根據過去千百年形成的認知來看，當時最好的地盤是長安所在的關中，“形勝之國，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即秦地比其他地方好一百倍。其次就是齊地，“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執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齊地比其他地方好十倍。
因此，在分封功臣前，大臣田肯就勸說過劉邦：“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富饒險要的齊地，必須要由皇室自己人掌握。
由此可見，劉邦就是讓張良在全國第二優越的地方享受三萬戶的爵邑(即三萬戶上交的稅收歸張良)，可謂給足了裏子和麪子。
自古以來，每當王朝更迭時，總能涌現出一大批在各領域呼風喚雨的頂級英傑，他們甘冒風險、九死一生，無非是奔着“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而來。而此時劉邦開給張良的待遇，可謂完全吻合了亂世英豪們的人生理想。
但張良卻婉謝了這份殊榮，只是要求把當初他們二人相遇的留地當做自己的封邑，論質論量，都無法與齊地相提並論;
但即使對留侯這一爵位，張良最終也想盡辦法推掉。公元前195年，他找到劉邦、請求退休，表示從此“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成了一位看破名利、雲遊江湖的世外高人。
與張良相反，蕭何位居第一批受封功臣的第一位，力壓戰功顯赫的曹參，並且還享受了“劍履上殿，入朝不趨”這一“權臣”級別的殊榮。同爲漢初三傑，面對功名利祿，張良、蕭何的選擇爲何相差如此巨大?原因有兩方面。
第一，蕭何功臣集團的“自己人”，張良不是。
公元前201年，劉邦分兩批次，共封約40人爲列侯，自此以後，劉姓封王、功臣封侯，他們共享權力，遂成漢初政壇規則。由於他們大多出自沛縣，而且幾乎都是平民身份，因此得名“布衣將相”。蕭何就屬於這一羣體。但張良卻是一個“異類”——他是戰國時韓國王室貴胄後裔。
古往今來，所有存在利益的地方，都會有派系、山頭之爭，目的不外乎黨同伐異、儘量爲自己攫取最大權益。而區分圈層的指標，自然是出身、階層、是否有共同經歷等等。鑑於西漢初年的皇室、劉氏諸侯王、開國元老們大多都是鄉里鄉親，這些“自己人”毫無疑問牢牢佔據了核心權力，他們不允許一個圈子之外的人騎在自己頭上。
作爲深諳中國人情世故哲學的智者，張良看穿了其中利害關係，故而多次推脫富貴，只有淡泊名利、與世無爭，才能避免讓自己成爲大多數人的衆矢之的。
後來蕭何的遭遇更是證實了這一點。雖然是沛縣元老之一，但在權力分配這種核心利益面前同樣危機四伏。看似波瀾不驚的分封，實際上蘊含着劉邦制衡臣下的小九九：
漢隨秦制，爵位與軍功掛鉤;因此衆人都認爲曹參當位列第一。但劉邦卻執意擡高毫無戰功的蕭何，甚至煞費苦心地把蕭何比作獵人、曹參比作獵狗。但他的真實意圖，更像是刻意把蕭何這種文臣擺在軍功集團的對立面，製造矛盾、讓兩派互爲角力，自己從中操控制衡、坐收漁利，還可進一步保證劉氏諸王的地位。
沛縣元老們之間的關係尚且如此複雜，假如張良貪戀權位、投身於這場利益博弈，搞不好會被那些老鄉們當做“外部矛盾”、首先聯手做掉。
第二，對帝王而言，張良的角色更具威脅。
對於劉邦勢力而言，蕭何像個大管家。就像鄂千秋說的那樣，在楚漢戰爭期間，劉邦損兵折將，蕭何總能及時“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劉邦糧草匱乏，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
而張良則是“帝師”。客觀而言，劉邦雖有帝王風範，但他本人以及身邊沛縣老人們並不具備運籌帷幄、決勝天下的素質，而出身貴族的張良及時補足了這一短板。在劉邦的創業過程中，張良宛如戰略藍圖的設計師、戰術層面的總指揮，以一己之力夯實了劉氏王朝的基石：
進入咸陽，他主張秋毫無犯，幫助劉邦收穫關中父老之心;危機四伏的鴻門宴上，他見招拆招、長袖善舞，拯救劉邦性命於旦夕;項羽分封時，他收買項伯、爲劉邦爭取到漢中地;入漢中、燒棧道，成功麻痹楚霸王;力主賞賜功爵，籠絡韓信、英布、彭越三大主力干將;言“八不可”，推翻酈食其復立六國的錯誤主張，避免劉邦陷入戰略誤區;妙請商山四皓，保劉盈太子之位、安天下人心……
由此可見，雖然蕭何、張良都是劉邦的建國功臣，但從工作性質來看，蕭何的所作所爲有跡可循、跳不出常規職責範圍的藩籬;而張良的智慧卻遠非常人所能揣測，他深謀遠慮、極盡巧妙，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往往四兩撥千斤、於風淡雲輕中扭轉局勢發展。
可以想象，面對蕭、張這兩種手下，劉邦更畏懼哪一種?歷史記載已經給出了答案：劉邦其人不學無術，向來有“輕慢侮人”的毛病。對於手下的文臣武將，他從來都是直呼其名、大大咧咧;但只有面對張良，他“言必稱子房”，以字來表示尊稱。
而對一個封建臣子而言，如果君王敬畏自己，往往不是什麼好事。伴君如伴虎，面對那些自己無法駕馭的人，帝王們的解決方案往往很簡單粗暴，“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翻看史書，有幾人逃得過功高震主的鐵律?
理解了這層利害關係，就會明白張良爲何備受厚後世推崇。創業期間，能以一己之力改變局面;守成期間，面對至高無上的榮華富貴，卻能激流勇退、淡泊名利，這樣的智者史上罕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