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準備了：魏國遷都，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快來看看吧!
把魏國遷都大梁的原因歸到“害怕秦國”一說，早已有之。
《史記.魏世家》中記載：“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
杜佑在其《通典.州郡九》中也說：“蒲州……春秋時地屬魏……與韓趙三分晉，地屬魏。至惠王，以安邑近秦，乃徙大梁。”
我們看到，司馬遷和杜佑都認爲魏國遷都大梁的原因是畏懼秦國。
但事實真的如此嗎?並不盡然。
朱右曾在其《竹書紀年存真》中有這樣的分析：魏惠王遷都，不是畏懼秦國，而是想要與齊、楚、韓、趙爭奪中原霸主之位。安邑(今山西省夏縣)不如大梁(今河南省開封)地勢平坦，大梁四通八達，車馬便利，交通的優勢更容易讓魏國與其他諸侯各國爭衡。再看看其他國家就更清楚了，趙國國都由耿遷往中牟，又遷往邯鄲，目的在於滅中山國後來抗擊齊國和燕國;韓國國都由平陽遷往陽翟，又遷往新鄭，目的在於包圍汝穎以抑制楚國和魏國。由此來看，諸侯國遷都當然不以遠避秦國爲主要目的。
我們先來說說魏國遷都大梁爲什麼不是因爲害怕秦國。
一提到秦國的社會和經濟改革，大家就自然想起“商鞅變法”，其實，秦國在戰國初期，相對魏國來說是比較落後的，也就是說魏國的西部環境是很有發展勢頭的。
說到社會改革，秦國在公元前408年才實行“初租禾”(相當於魯國的“初稅畝”)制度;公元前375年，秦國才實行戶籍編制制度(“爲戶籍相伍”)，更何況，這些制度在其他諸侯國於春秋末期或戰國初期早已實施過了，因此秦國長期受制於三晉之手，甚至在戰國初期，秦國的大片領土都讓魏國奪去了。
這種情況直到戰國中後期，才因爲其進行的一些政治、軍事措施而有所改善。
爲實現國家富強，秦孝公於公元前361年下了“求賢令”，說“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那時的商鞅聽到秦國這個求賢令才入的秦國，也因此纔有了秦孝公三年的“商鞅變法”，有了秦國的富國強兵。
商鞅變法是公元前356至公元前350年實行的，而魏國遷都到大梁發生於魏惠王六年，即公元前364年，這般說來就一目瞭然了，魏國遷都大梁的時候，秦孝公還未繼位，商鞅變法更沒有出現，而且那個時候秦國內部不是特別穩定，根本就沒有時間和精力考慮對外戰爭。
這樣的秦國當然在軍事上不會對魏國造成巨大的威脅，因此“魏國因爲害怕秦國才遷都”一說是站不住腳的。
再看看魏惠王繼位後的表現，先是“二年敗韓於馬陵，敗趙於懷”，而後“六年，伐取宋儀臺”，這分明是魏國實施東進戰略的具體體現，而不是因怕秦而起了遷都的心思。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魏國遷都大梁的幾點原因。
一、爲了更好地實施東進戰略
雖然魏國在魏文侯時期就已佔據河西地區、河內地區，在河東地區，曲沃等大片領土也已盡入魏國囊中，但魏國要想繼續在河西、河東地區擴張領土，這種可能性倒是很小。
一來西邊有秦國阻隔，因此向西擴張成了奢望;再者，與魏國本身的地理特點有關，魏國北邊是趙國，南邊是韓國，相比較而言，太行山東麓、黃河以南的中原地區更有利於魏國進行領土擴張。
另外，魏國在黃河以南也已經有成片的領土了，因此鑑於其往北、往西都有受阻，魏國完全可以在當時以河內、河外爲根據地，將鬥爭焦點從河西轉到中原地區，繼而施行向東和向南擴張領土的策略，以最終達到東進的軍事戰略。
二、魏惠王爲鞏固王位而做出的遷都決定
魏惠王在其父魏武侯死時，與其弟公子緩(公中緩)爭奪王位，韓、趙兩國在公子緩的支持者、魏國大夫公孫頎的幫助和策劃下，聯合進攻魏國，並在濁澤(今河南省新鄭市)這個地方大敗魏軍，並將魏惠王圍困在其中。
後來，如何處置魏國的問題上，韓、趙兩國產生了分歧，趙國主張殺死魏惠王，送公子緩回魏國做國君，在魏國內培養親趙勢力;韓國則主張把魏國一分爲二，分屬於魏惠王和公子緩，這樣魏國的力量就會被削弱，對於韓、趙來說也就不足爲患了。魏惠王借聯軍分裂之際大舉反攻，最終殺死了公子緩並自立爲君。
我們需要注意的是，魏國最後能安然無恙，不是憑本身的軍事實力，而是因爲韓、趙兩國在對待魏國的問題上出現了嚴重分歧。
照這樣說來，魏國國內很有可能還有一些公子緩的支持勢力存在，因此，爲更徹底地肅清自己的反對勢力，進而鞏固自己的政治統治，把都城遷往他處無疑是個不錯的選擇。
三、從國家安全方面考慮
魏國舊都安邑與本國東部地區，中間只有上黨一段狹長的山地可以聯通，而且這一塊領土被韓、趙兩國的領土包圍了。毫不誇張地說，如果韓、趙任一一方出兵，就能輕而易舉地控制上黨這塊區域的交通，進而切斷魏國東部和西部地區之間的聯繫，而使國都安邑處於孤掌難鳴的難堪境地。
從上段我們知道，因爲魏國王位之爭，魏惠王曾受到韓、趙兩國軍隊的夾擊，在此次奪位風波過後，爲了國家安全考慮，從地理角度出發加強國都的安全，以鞏固自己的統治。
四、地理環境因素
諸侯國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來調整政治和軍事戰略，當然這也包括遷都，也許是因爲國內混亂的局勢，也許是因爲戰國時期那種戰亂紛爭的大環境下，不管是哪種，這些戰略部署都是諸侯國君臣深思熟慮的結果。
我們拿秦、趙、韓來舉例。
秦國先後定都雍城、咸陽，爲的就是向東擴張領土，既可以進一步控制關中地區，又可以與魏國爭奪河西地區;趙國先後定都中牟、邯鄲，就是因爲在南部的中牟發展不暢後才把擴張領土的眼光投向北部;韓國先後定都韓原、平陽、陽翟、新鄭，就是其擴張領土，向中原地區轉戰的需要。
再看魏國：韓趙魏三家分晉後，魏國定都安邑，佔據着晉國重要的統治地區曲沃等區域，其地勢平坦、土壤肥沃、鹽業發達，又加之東邊的中條山、西邊的黃河可以作爲進可攻、退可守的倚仗，這與韓國和趙國相比，無疑有比較明顯的優勢。
但隨着秦、趙、韓等諸侯國的不斷遷都及其他因素的影響，中原地區逐漸成爲各國實力角逐的戰場，已經控制中原地區的魏國必將不甘落後，繼續東進中原地區的大戰略也使得都城由安邑東遷至大梁成爲了必然。
當然，選擇大梁作爲新的都城也不是腦子一熱的決定，是和國家發展戰略相契合的。
其一，魏國的軍事戰略主要是向東和向南進行領土擴張，大梁地區周邊多爲一些實力小的國家，對魏國來說，勝算很大。
其二，大梁城稍有起伏的地形並不影響其作爲一個都城的“顏面”，反而可以依照其地勢來建造軍事城堡，有利於都城的安全防衛。
其三，大梁城周圍河流密佈，其水系較爲發達，河流的水質良好，通航能力較強，在其被定爲都城後，魏國利用其天然水利資源修築了鴻溝水系，“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發達的水利交通，使得魏國的經濟迅猛發展，大梁城也一躍成爲當時首屈一指的經濟都會。
從地理位置來看，魏國都城大梁、趙國都城邯鄲和韓國都城新鄭形成了犄角之勢，對於大梁來說，不管是哪一個諸侯國要襲擊它，其他諸侯國都不會坐視不管，反而會羣起而攻之，這樣微妙的狀態便成就了大梁的生存之道，歷史也果然照此發展，都城大梁直到戰國末期(公元前225年)才被秦國所滅。
綜上所述，魏國不是因爲害怕秦國，而是考慮到國家的政治和軍事戰略、國君的王位鞏固需要、國家安全需要，以及地理環境等因素，才使得魏國選擇了將都城由安邑遷至大梁，大梁也因爲自身具備的自然環境、經濟、軍事和社會基礎等綜合要素，完成了一個普通城池到國家都城的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