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由小編給大家帶來明朝滅亡的故事，感興趣的小夥伴接着往下看吧。
觀察一個朝代的滅亡不能只看朝堂政治，更應該看整個國家的政治，軍事，財政，民生等方面，看待明王朝更應該如此。很多人都是着眼於萬曆年間朝堂的黨派鬥爭，而忽視了在被黨派鬥爭覆蓋下國家統治的崩潰。
萬曆時代國家統治機器的無力蔓延至明朝的各個方面，彷彿鐘錶裏的各個齒輪破損從而使得鐘錶毀壞。在明神宗時期官僚，軍隊，財政，民生存在着各種各樣的問題。本來有着張居正的改革，一度出現改觀，但是隨着明神宗對於張居正的清算，改革也被撤銷。加之明神宗本人怠政，於是國家就像散架的馬車一步步走向崩潰。
萬曆時期崩潰的官僚機構
1.政府機構的崩潰。
官僚機構的崩潰起源於明神宗的怠政，明神宗對於奏章留中不處理，對於官員不任命，造成了兩大惡果：在職的官員得不到升遷;空缺的官職得不到補充。
明朝的文官集團是可以自我運轉的，主要是廷推，行取，年例三個方式：
廷推是明朝行政大員諸如內閣大學士，六部尚書，地方總督巡撫的推舉;行取則是從地方上選取推官，如知縣到朝廷擔任給事中、御史;年例則是科道或者吏部的一些官員按照規定去地方或者京城部門任職。而這三項任命官僚的體系在明神宗時期被刻意放緩，在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當時的吏部尚書孫丕揚上奏：“數月以來，廷推閣矣，行取停矣，年例廢矣。”在《明神宗實錄》裏面的記載也很詳細，可以選取三個有代表性的記載：
在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六科只有一人掌印，其餘五科由人代理掌印，十三道御史掌管着全部每有。這是中央官員的缺額。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明朝的地方官員開始出現缺額。明朝的地方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缺員七十多人，知府缺額二十二人。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內閣只有一名大學士方從哲，尚書只有吏部，戶部，兵部不缺，刑、工、禮三部由人代理。我們可以看到萬曆時期官員的數量減少，這勢必會削弱明朝的官僚集團的統治能力，造成明朝政治上的崩潰：
國家統治陷入癱瘓。由於統治機構的官員得不到補充，從中央到地方的缺額嚴重，而朝廷一直以缺額的狀態運行，國家統治機構勢必陷入崩潰。比如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一百多犯人的家屬向首輔方從哲申冤，刑部官員缺額以至於無法斷獄導致大批犯人在監獄囚禁致死。由於政治機構缺官嚴重，朝廷不得不讓一些官員代理和兼任職務，這種辦法能夠處理政事，但是利少弊多。一是很多官員代理數職，根本不可能忙得過來，甚至由於沒有責罰機制，他可以趁機爲自己賺取利益。二是外行管理內行，根本無力統籌政事。三是有些代理職務的官員處在千里之外，他遙控指揮導致政事大壞。最爲嚴重的是地方政事崩潰。地方重要的官職知府本是進士擔任，進士可以進入中央，自然會好好處理地方事務以求官場前途。但是知府缺額導致副手官員接替職務，這些副手官員都是貢生，監生出生，在明代他們不屬於科場進士出生的清流，而是屬於濁流，根本不可能進入官僚體系的上層，於是他們不在意政績，差一點的人則是漁利百姓，這使得地方政事大壞。這可以說明神宗時期的政治機構已經開始崩潰，這種政府機構的散架導致明朝行政能力的削弱一直持續到明朝滅亡。
2.吏治大壞
吏治的敗壞主要在官員的貪污上面，其主要原因在於官員的工資不高，但是在後續時期變成了大肆斂財，比如著名的嚴嵩。在隆慶時代到萬曆前期，由於高拱和張居正整頓吏治，有一度的好轉。但是張居正被清算後，明代吏治又恢復了原來的樣子，甚至朝着更加嚴重的方向。
以貪污這一面來說，在萬曆年間，官員貪污的款項有賑饑銀，工程用銀，贓贖銀等等。此外官員受賄嚴重，甚至是明代國家的掄才大典科舉考試都存在受賄作弊，比如萬曆四十年(1612年)，御史凌漢翀稱舉人劉琛鑽買通房考行人李一公，中二十五名;朱良材賄買同經曹煃，中四十一名。
以至於明神宗自我感慨萬曆時代的吏治敗壞：
司道官又借視聽於窩訪，取私費於官庫，以致貪官污吏有恃無忌。收徵則增加火耗，更添勸借名色。聽斷則無端株連，惟求贓罰充盈。仍復多攬浮薄生徒，曲媚奸頑里老。受賀儀，納旗帳，收門生，結通家，建生祠，立政碑。官箴既已廢隳，惠澤何能及下。
明代的地方官員貪污官庫的公款，徵收稅收時又強行加稅，比如增加官場陋習的火耗費用，而且利用行政權利強行迫害底層民衆，以求大量的贓款。又買通地方父老建立自己的聲望，以此沽名釣譽，然後買通關係，尋找朝廷靠山，以此作爲官場資本，而底下的民生全然不顧。
貪污腐化了官場，腐朽的官場摧殘了百姓，當百姓不堪忍受時，大規模的暴動自然會發生。
萬曆時代軍事的崩潰
萬曆年間軍事沿明朝幾代下來的弊端，已經無法重建軍事制度，軍事的崩潰主要體現在下面幾個方面：
虛報戰功的情況嚴重。軍隊長官爲了自己能夠升遷和得到賞賜，虛報戰功以自肥。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吏科給事中劉道亨上奏，九邊的邊境軍官喜歡假稱戰功，一則報十，十者報百。萬曆十九年(1591年)戶部奏稱：“遼東近日用兵以來，假稱捷報，冒功授官者甚多，在薊鎮一邊分爲四鎮，一鎮又分三路，設官比原額幾二十倍。”虛報戰功使得軍官的數量大增，部隊的數量也盲目增加，增大了明朝的財政支出，而謊報戰功導致的賞罰不明也會大幅減弱將士的進取心，使得軍隊戰鬥力減弱。軍官謊報兵額，也就是俗稱的吃空餉，萬曆年間這已經變爲軍隊的常態。軍隊冒領軍餉往往是上下勾結，而這種勾結又不免不了上下賄賂，從軍官到文吏，組成了一個巨大的利益集團。吃空餉除了增加財政壓力外，還影響了軍隊紀律，軍隊戰鬥力基本上來源於紀律，這種利益集團以維護自我利益爲中心，自然會破壞軍隊的紀律，而紀律的破壞則軍隊的戰鬥力大幅度削弱。京營軍制破壞和九邊的士兵陷入貧寒。明朝的主要軍事力量的來源是京營和九邊，但是在萬曆時期京營制度已經被破壞。第一，軍隊基本沒有訓練，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禮科給事中姚永濟巡視京營，上奏稱軍隊毫無訓練。第二，軍隊盛行買免，京營的士兵花錢買人或者買名冊，以此掛名京營。而九邊則是在各種各樣的剝削下，底層士兵陷入了貧寒之中。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宣府巡撫薛三才考察宣府士兵情況，上奏說： 諸軍糧餉，月不過數錢，八口之家，率皆仰給。餉不時至，未免稱貸而食。又不足，則草料、布花質錢於債家，銀未入手，子錢已去其大半。欲冀士飽馬騰，容可得乎!由宣府的普通士卒的生活狀況大致可以推測明代九邊士卒的大致模樣，一個吃不飽穿不暖的士兵怎麼會戰鬥力，連精銳的九邊士卒都是這樣，何況是明帝國的其他軍隊。明朝的軍費暴增。明朝的軍費暴增主要是吃空餉，當然還有其他各種各樣的原因，反應在紙面上就是軍費的暴增。依據《明神宗實錄》記載，九邊的軍費在明憲宗、明武宗時期是每年40到50萬兩之間，明世宗一代增加到每年兩百五十萬兩，明穆宗時期增加到每年三百一十萬兩，明神宗晚年基本上是每年四百萬兩。除九邊的軍餉外，明神宗晚年的努爾哈赤起兵，爲了應對戰事，於是向百姓徵收遼餉，這又是幾百萬銀子的開銷。由於軍事引起的巨大開銷基本上壓垮明朝的財政。從上訴可知，萬曆時期的軍隊已經腐朽到了底子裏，這支軍隊既無戰鬥力，又要花費大量的軍餉，成爲了明朝財政上的一座大山，明朝的滅亡，軍費暴增是其中一個根源。
萬曆時代急劇惡化的財政
財政是一個國家最爲重要的部分，沒有錢是無法運行國家機器的，而明代萬曆年間的財政已經吃緊。主要原因有三個：明神宗的大肆開銷;文武官員的貪污;天災水禍。這使得明朝的財政儲備近乎沒有。
明朝的財富主要儲存在戶部太倉庫、工部節慎庫、太僕寺庫、光祿寺庫。
戶部的太倉庫主要負責九邊的軍需和百官的俸祿。《明神宗實錄》記載，明神宗當政初年，有老庫銀兩百萬，窖房銀四百萬，外庫銀有四百萬。到了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只剩八萬兩。由此造成九邊的軍費缺額，在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九邊的軍餉缺額爲五百多萬兩銀。工部的節慎庫主要是儲備用於國家工程的銀子，但是在萬曆時期已經接近枯竭。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工部尚書楊一魁就已經說節慎庫的庫銀只有7、8萬兩。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內閣大學士朱賡說庫銀已經沒有。節慎庫庫銀的減少說明明朝已經無力舉行重大工程的建造。太僕寺庫主要用於買馬和草料，用於在戰爭中騎兵的馬匹供應，是重要的軍事儲備。但是由於戶部和工部的借用，萬曆三大徵的開銷，基本用完了。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太僕寺老庫只有白銀八萬兩。光祿寺庫主要提供皇帝的飲食，從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應皇帝的豪奢程度。明神宗繼位時，光祿寺庫有110萬兩白銀，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光祿寺已經找戶部借銀。明神宗的豪奢可見一般。太倉庫，節慎庫，太僕寺庫，光祿寺庫的白銀減少，而國家的政治腐敗，軍費開銷增大不會停止，那麼只會增加更大的財政負擔，而財政負擔催生了政府的賦稅增加，百姓的壓力增大。比如萬曆三大徵的軍費不夠，於是需要向百姓增加稅收;努爾哈赤的起兵需要再次攤派賦稅，加劇財政的惡化。
但是在徵收賦稅時，明朝的地方官僚貪污了更多的白銀：
地方官多次徵收賦稅。明代在張居正改革後，把所有賦稅統一爲白銀徵收，但是地方官把一條鞭法裏面已經納入的賦稅拿出來再次徵收。地方官藉口運送白銀或者糧食會有運送，保管，加工的損耗，強制要求百姓多納賦稅。賦稅經手官吏的勒索敲詐。這也是封建王朝的慣例，在明朝屬於普遍現象。例如明朝政府徵收了五百多萬銀子的遼餉，在實際上徵收的賦稅可是遠遠大於五百多萬兩。
財政崩潰帶來了沉重的賦稅，這樣的的沉重賦稅已經壓垮了明朝百姓，此外還有層出不窮的礦監，可想而知底層的百姓生活的狀況已經到了何種地步。
政治，軍事，財政崩潰下的民生
政治敗壞，軍事崩潰，財政壓力導致國家機器的危機，而這種危機反應到國家層面則是民不聊生，民不聊生則是催生大量的民變和起義。
在萬曆年間關於民不聊生的記載不斷：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王錫爵上奏：今春臣錫爵之母北來。至天津等處。親見道上累累賣男女之民。有索銀五七分而去者。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刑部左侍郎呂坤上書明神宗，這是當時有名的《憂危疏》，呂坤在奏章中說：今天下之蒼生貧困可知矣。自萬曆十年以來，無歲不災，催科如故。臣久爲外吏，見陛下赤子凍骨無兼衣，飢腸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藁未完;流移日衆，棄地猥多;留者輸去者之糧，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門萬里，孰能仰訴?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徐紹吉上書：今天下有畿輔迨要荒，旱澇頻仍，民窮盜起這些話都很好的說明了萬曆時代底層百姓的艱辛和困苦。民生艱苦的兩大原因：一是天災，二是官府的壓迫。而這其中以政治敗壞帶來的官府壓迫最爲重要。
農民作爲國家的納稅主力，在遭到天災後，得到的不是官府的救助，而是官吏的不斷催逼繳納賦稅，農民承受着賦稅不斷交錢服徭役到破產，而破產後的農民被迫逃亡成爲流民，直到這些身無分文的農民大批去世。這些底層百姓的心聲卻不能傳遞到明神宗的耳裏;面對民生的艱鉅，明神宗也無意改革官僚制度和自我反思。那麼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不可避免。要知道人心是國家的命脈，明朝的百姓人心不穩，那麼明朝的滅亡也是必然。
民變在萬曆時代一直是常態，比如梅堂，劉汝國起義、王自簡起義、劉應第起義、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山東地區的頻繁起義等等。但是這些起義有兩個特點：
起義的規模並不算大;起義軍是孤立的。所以起義軍被鎮壓是理所當然的。
但這已經暴露了明朝的統治是有問題的，是需要統治者進行自我反思的，很可惜統治者沒有反思。
由於起義軍被快速鎮壓，明神宗和他的大部分大臣們對此毫無警覺。當時朝廷大臣首先爲了爭國本和明神宗相鬥，隨後又陷入黨爭之中，根本沒有在意這些事。根本無力對於明神宗進行勸諫改革。明神宗和大臣本身就是大地主階級和主要財富獲得者，改革制度就是讓出自己利益，這顯然不可能。所以明朝政府對於百姓民生沒有改善的措施，只會做出小讓步，比如對起義地區進行救濟，但是這樣的小讓步無法改善百姓的生活處境，他們的生活依舊處於惡化之中，而這種惡化一直到明朝滅亡都沒有改善。由此培養大規模起義軍的根源已經存在，那麼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人只是等待時間出現而已。
結語
《明史》記載：故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這句話對不對呢?從歷史上看是這句話是十分正確的，在萬曆時代，明朝的國家機器實際上已經陷入全面崩潰，政府癱瘓，軍事大壞，財政崩潰，民不聊生。而這一切靠着明朝文官集團的慣性和明帝國的百年威信還能夠支撐，但從內部講明朝腐朽的政治架構已經無力駕馭這個龐大的帝國。
明神宗依靠張居正的遺產和官僚集團的組織能力還能夠進行萬曆三大徵，但是三大徵後，明帝國的已經無力迴天。薩爾滸之戰則是明帝國內部問題的集中體現。明神宗1620年駕崩，崇禎帝1644年駕崩。在明神宗去世的近25年，他引起政府癱瘓和黨爭伴隨着明王朝一直延續到南明;軍事的大壞使得明王朝空有百萬大軍，而無力對付外寇和內患;財政崩潰導致賦稅增收的狀況一直延續到明朝滅亡;而國家機器的失敗導致民生艱難，從而致使起義軍風起雲涌，屢剿不滅，大明帝國最後亡於起義軍手中。明朝確實在萬曆時代已經要滅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