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萬曆年間，退休回家的明朝內閣大學士于慎行，在其著作《谷山筆麈》裏，寫下了自己的重要疑惑：都說唐朝安史之亂後元氣大傷，可唐朝皇帝單是給郭子儀賜宴，就花了十多萬兩白銀;中晚唐的藩鎮犒賞兵士，更動輒上砸百萬兩白銀;再看漢武帝討伐外敵，那也是動不動幾十萬人規模，看着都燒錢。感興趣的讀者和小編一起來看看吧!
可再看看“我大明”呢?于慎行嘆息說：別說日常的動兵調糧，就說萬曆朝鮮戰爭，不過派了四萬人過去，爲了軍糧軍費，就恨不得把國庫掏空，勒緊褲腰帶都湊不齊。這天上地下般的對比，那簡直是“古今物力，何以相懸若此”——怎麼“我大明”，還沒有漢朝唐朝有錢呢?
其實，于慎行發這段感慨的時候，還是明王朝財政比較穩定的“萬曆中興”時代。如果再看看十七世紀上半葉，風雨飄搖的明王朝，在缺糧缺餉的困境裏活活窮到上吊的慘狀。就知于慎行的這聲嘆息，何止是痛苦的領悟?更是句虐心的神預言。
那麼，明朝的經濟水平，真的像申時行疑惑的那樣“不如漢唐”嗎?事實是，北宋的社會經濟水平，就已遠遠甩開了唐朝。而明朝洪武二十六年時的耕地面積，就達到了八百五十萬頃，比兩宋最高值還多三百萬頃，洪武二十六年的稅糧收入，更突破了三千二百萬石。是宋元兩朝最高數值的一倍多。
而到了于慎行生活的年代，明初洪武年間的這點“產值”，那更成了小兒科：《明實錄》記載，明朝天順年間時，山西陽城一地每年的鐵產量，竟是明初洪武年間山西全省鐵產量的七倍。到了于慎行擔任大明“閣老”的萬曆年間，同是其著作《谷山筆麈》裏吐槽，北京城裏賣醬油的小販，都是“有千萬之資”。看着一身樸素衣着沿街叫賣，其實是“土豪滿街走”。
同樣這個年代，也是明王朝奢靡風氣大起的時代。賣醬油的“有千萬之資”算啥?利瑪竇筆下的明朝官僚飲宴，吃一個通宵都是常事，每頓都是新奇食材充斥。《五雜俎》等史料裏的明代市集，每逢年節時就無比熱鬧，各種寶貨吸引眼球，簡直是“人煙湊集……總四方土產奇珍”。士大夫們的生活極度考究，即使是官員家的女眷，戴的珠冠造價就通常千兩白銀。年輕的讀書人，也以追求奢靡爲榮，比如昂貴的湖羅衫，就在讀書人間十分風靡。
可以說，無論是社會經濟水平，還是城市商品經濟水平，于慎行生活年代的大明朝，都不知甩開漢唐幾條街。可爲何偏偏是不爭氣的大明國庫，落到“不如漢唐有錢”的窘境呢?
是因爲明朝收的稅太少嗎?在萬曆皇帝眼皮底下的盧溝橋，四十里的路程上，老百姓要繳納“炭稅”“煤稅”“草稅”等各種名目，然後“橋有稅”“口有稅”“門有稅”。走這麼一小段路，就是“重疊如之”。每一份稅，都是重複徵收。
這一套“層層扒皮”操作，普通百姓也是苦不堪言。賣醬油的“千萬之資”不假，但這也只是個別行業。以另一位明朝內閣大學士朱賡的嘆息說，更多的京城商戶，卻是“十室九空”，受不了盤剝的都跑了，頑強堅挺下來的，也是“猶滿路哀告”，日子苦不堪言。
而跟此時的明朝農民們比起來，這一點苦更不算啥。明朝農民承擔的賦稅，說是“稅輕”。但明王朝的慣用套路，就是“加派”。可不止是明末“加派”遼餉。比如“養活藩王”這事，“加派”就是常見操作。單是在陝西白水縣，爲養活當地藩王，萬曆年間每年就加派白銀七百五十兩。至於萬曆年間“賜瑞王田”“福王就藩”等家務事，也全靠“加派”來買單。以《白水縣誌》形容：具系宗室日繁，剜肉醫瘡。
也就是說，大明朝只要多一個藩王，甚至藩王家多生了個娃，大明朝的苦農民們，就要這樣被“剜肉醫瘡”般割一遍。參考下明末宗室藩王們幾何級數般的增長速度，就知道晚明的農民們，究竟被割了多少刀。而且這“割”出來的錢，沒有幾個銅板進入國庫。
當然，如果一定要說大明“稅輕”，那麼最心知肚明，還是于慎行所處的士大夫階層了：以明初的制度，明朝的士大夫們，基本沒有多少特權。特別是地方官們，也只是減免部分賦稅勞役，該扛的丁點不能少。但經過一代代大明官員們的精準鑽空子。到了萬曆三十八年時，明朝士大夫們享受的賦稅勞役“優免”數額，竟比張居正改革時暴漲了十倍。這“優免”出來的錢糧，當然就甩鍋在苦農民頭上。
所以，也就有了《西園聞見錄》等史料裏，明朝社會的咄咄怪事：“田連阡陌者諸科不與，室如懸磬者無差不至”。有錢人一分錢稅不交，窮農民什麼錢都交。一旦交不起，只能舉家逃亡，待到逃都沒地逃，反抗的烈火，自然說燒就燒。至於大明的國庫?自然也就“燒”沒了錢。
於是，比起于慎行大惑不解的“古今物力，何以相懸若此”?後來打進北京城的李自成，倒用賬單寫了答案。《後鑑錄》裏統計，李自成從北京拷掠的七千萬兩白銀裏，“侯傢什三，閹人什四，官什二。”大明朝的錢，都跑到這羣蛀蟲家去了?
這聲發問，對比“賬單”，除了嘆息，亦是多少深思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