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五胡亂華，大家都會想到什麼呢?下面小編爲各位介紹一下相關的歷史事蹟。
五胡亂華又稱永嘉之亂，是華夏中古時代的分水嶺，胡人內侵的殘酷構成了後世華夷大防論據的原材料，今人多以制度視角哀怨晉武帝大樹封國以致曠世奇禍，導致周初普遍實施、載之經典的封建屏藩原理，在今人的郡縣制史觀中，其價值跌落谷底，但事實果真如此嗎?
名臣魏徵以此警誡唐太宗，史家司馬光爲漢和帝嘆息，但都止於人事佈局與控馭胡人的角度立論，強調不宜急速引入大量胡人部落，未涉及晉初的封國駐防格局。
相反，時人似乎並不以晉武帝之策爲禍亂根源，劉裕告誡子孫重鎮地區必須由宗室輪守，宋文帝稟承遺旨輪換宗王鎮守荊江揚諸州;蕭道成以宋室諸王相爭爲由，以兄弟和睦必能長守帝位之辭留給新君。
這與晉武帝之策沒有實質性差別，而東晉強藩違命更加深了劉裕追隨司馬炎的決心。
歷史似乎給後人開了玩笑，今人執之甚堅的觀點，並非當時人考慮軍政策略的核心教訓，其中的隱情是封建原理在歷史演變中，由於不同時段的功效被錯誤解讀後，所產生的理論再次作用於現實政策的結果。
封建制自從秦代以來，其危害性經李斯、賈誼、晁錯的極力發揮而爲人熟知，但其有效性卻通過某些關鍵歷史事件隱祕地傳承下來，在晉初的關鍵時刻成爲政策的理論基礎，而這個過程中各種對史實的理解交織在一起成就了晉初封建制的悲劇。
漢高祖憑韓彭之力擊滅項楚，在短暫的不得已分封諸王后，迅速以同姓宗王將其取代，這個格局一直延續到惠呂之際。
呂后施展謀略翦除劉姓諸王，差點成就了呂氏封王的長久之計，但隨着功臣的集體反叛而功虧一簣，周勃入北軍而士卒皆左袒的原因，代國中尉宋昌說得更直白，“宗王盤據、犬牙相錯，天下服其強”，而功臣夷滅呂氏後不得已奉劉恆爲帝的事實，加深了後人對封建屏藩的印象。
但這一切在賈誼大陳封國之害後，漢廷似乎達成了某種共識，歷史並沒有依據宋昌所說的有效性而給封國諸王更多自由，反而在景武兩朝加速了對諸王的鉗制，衣租食稅成爲了西漢中後期諸王的標準狀態。
此後一直維持到西漢末年，在新朝代漢的慘敗後，宗藩的屏障功能曾一度被桓譚提及，但未成氣侯，進入東漢則再度沉淪。
漢初宗藩的作用真如宋昌所說的那樣嗎?這就要提到呂后了。
齊王與灌嬰的妥協成爲壓跨呂氏的稻草，但這裏的問題是爲何只有齊王舉兵。從文帝即位後的形勢看，有威脅的只有吳王與淮南王，楚王潛心學問，齊王不久死去，威脅都不大，淮南王由呂后撫養，與呂氏關係不錯，其它諸王呢?被呂后殺了!
三趙王與燕王都死在呂后的陰謀下，其領地被呂氏諸王佔據，吳王沒被波及可能原因是他並非劉邦直系子孫。
當呂后死時就形成了這樣的格局：代王謙遜避禍，與吳楚二王坐觀成敗，強悍者只有齊王及其兩位弟弟，也就是說無論是功臣夷滅諸呂奉新君即位，還是齊王兵入長安榮登至尊，都不太可能造成諸王混戰的局面，結局都是朝廷威權一統。
宋昌所說的優勢，恰恰沒能發揮出威力，才保證了惠文之際沒有重大戰亂，相反若按照賈誼給文帝設計的諸王健在的劇本去演，西晉八王之禍就要提前四百多年上演了。
如此看來，漢初宗藩之功效實質上是被誤解的，平穩過渡的事實是由多種因素影響下造成的：呂后對諸王的誅殺剛好到了一個關鍵點上，既沒有完全摧毀宗王的戰鬥力，也只將戰鬥力恰好集結到了一位宗王手中。
這種可遇不可求的結果，不是呂后想要的，也不是宗王與功臣事先設計好的，而僅僅是個巧合，不幸的是這個巧合被時人理解成宗藩之功，而這種不幸的理解一直潛藏直到曹魏末年再度登上舞臺。
曹魏以對宗王的苛刻而迥異於漢晉，魏文帝以曹植之故，對宗王定下嚴厲之制，直到魏明帝時也沒有將宗王的待遇恢復到西漢中後期的水平，在晉武帝的印象裏，曹魏由於抑制宗王太甚而像暴秦那樣孤立無援，但事實上曹魏對宗室的運用，雖然比不上東晉南朝，但至少漢朝是被比下去了。
魏文帝確實嚴防宗室，但他所選的輔助大臣，除了陳羣與司馬懿，就是曹真;魏明帝臨終前苦等司馬懿，卻讓他與曹爽共事。
這種輔立新君的人事佈局，兩漢相當少見，例外是東漢明帝引東平王輔政，可那是非常時期，漢明帝爲了鎮住東海王的餘黨，以及平衡竇氏梁氏的勢力，不得已作出的權變。
晉武帝對曹魏苛待宗王的不屑，更多是不將宗王外派以收屏藩之效，致使司馬氏倒持太阿，但這種認識很難說是曹魏的失誤。
魏明帝即位不久，三位輔臣中的曹真與司馬懿被迅速外派，曹真鎮守關中，司馬懿南防荊徐，留在朝廷的唯有陳羣，形成相互制衡的格局：有勳望的文武全才都外派了，無竊位威望的文人留在中央。
同時也減緩了三位輔臣相互傾扎的風險，曾經的雄主漢武帝死後，霍光、桑弘羊、上官桀互毆，差點毀了劉氏江山。
相比之下，魏明帝的人事佈局就顯得不那麼慎重，司馬懿與曹爽輪留駐守朝廷，威望卻幾乎集中在司馬懿這邊，這種格局很快就發展成權鬥風暴，而司馬懿僥倖擊敗曹爽後，朝廷再無其他人在權勢上與司馬懿分衡，司馬氏也就順勢走上了當年曹操的路線。
相比曹魏兩代帝王這種極難掌握的輔政人事手法，晉武帝更醉心於外派諸王以屏藩朝廷，但他的部署似乎與其意願不太相符，在新制定的封國等級體系中，國分三等，士卒最多五千，最少一千一百，這種數量級的軍隊，防守城邑估計沒問題，攻城野戰就顯得弱勢了。
後來司馬越逃離洛陽回到國邑集兵起事，在各路人馬眼中也號稱寡弱，僅僅由於他是當時司馬氏中最有名望者，才被各方勢力寄以厚望，當他進入洛陽時，從國邑帶來的士兵只作爲禁衛軍入宮值守，在外野戰的軍隊仍然是朝廷系統的甲士。
或許晉武帝晚年也看到了這種佈局的危機，面對外戚楊氏越來越讓人恐懼的勢力，又決定外派三位宗王掌控軍隊，還確立了關中非宗王不得都督軍事的遺旨，而正是這一舉措打亂了整體勢力的平衡。
晉武帝死後，經過楊氏與賈氏外戚的火拼，沒有改變諸王手握重兵的格局，相反卻引宗王入朝廷。
司馬倫首先發難，先清君側再自立爲帝，引爆諸王混戰之局，繼之而起的司馬冏、司馬穎、司馬顒，用於參與混戰的軍隊都是其作爲“都督諸州軍事”之職所掌控的原朝廷軍隊或臨時召集的州郡兵，並非其封國體制下的國防兵。
這種混戰格局很像南朝的宋齊諸王以刺史領諸州軍事、接着舉兵徑向朝廷的預演，而與漢初七王之亂的徵國民爲兵相差甚遠。
換言之，西晉八王之亂與宋齊諸王之亂，是宗王佔據朝廷文武關鍵職位後的傾扎，屬於朝廷內部人事糾紛，只是互毆主角換成了同姓宗王，而西漢七王之亂，卻是朝廷與封國之爭，直接淵源於戰國列強的格局。
對於封建屏藩的理解就在歷史事件中被扭曲，原本算不上宗藩之效的漢初誅除諸呂之事，被歸入了宗王護衛帝室的經驗中;西晉諸王作亂，使用的明明是朝廷的外派軍隊，但卻被歸類爲封建屏藩有害於朝廷一統的教訓。
其實封建屏藩原理並沒有過時，只是在經過東周諸國混戰的歷史後，以另一種特別的卻更具有原始意義的形式，存在於中央朝廷的境外戰爭中，後來經曹魏的引用、北魏的繼承、西魏的創建，最終凝合成了隋唐的軍事基礎，但那已經不是晉武帝願意考慮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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