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一個實打實的難題，就是古代農民“開荒種地”，那高昂的生產成本。且不論稻種農具等必要支出，就說最“剛需”的耕牛，那就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中國人使用耕牛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戰國時代。而且由於古代中國先進的鐵農具裝備，一兩頭使用中國曲轅犁的耕牛，就能完成同時期歐洲六至八頭耕牛的工作量。但即使這樣，對於古代中國農民來說，“養牛”的負擔也絕不小。功夫巨星李連杰的經典作品《少林小子》裏就有生動情節：兩位力大無比的少林俗家弟子，帶着一羣半大小子玩命開荒種地，盼着攢夠錢娶媳婦，可一年省吃儉用下來，也不過“攢了兩條牛腿錢”。
而比起真實的歷史，這劇情也毫不誇張：就以商品經濟無比繁榮，“集約養殖”技術空前發達的宋代來說，雖然由於養殖業的進步，宋代耕牛產量大大提高，但“一牛馬所費，當五人之食”，每天單是喂牛，就是不小的費用。南宋學者方萬里也估算，南宋慈溪官府養八頭牛，每頭牛每月要吃掉一貫草料錢。到最後由於官府負擔不起，以至於“牛存者一頭”。這哪裏是養牛，分明是“養大爺”。
養牛如此花錢，那買牛呢?還是以宋代爲例，耕牛的“市場價”，也是隨時代波動。以《宋會要》的記載，北宋初年一頭耕牛的平均價格，大約是三貫錢。北宋中後期暴漲到十貫錢，南宋年間更漲得沒邊，長期保持在“四十貫錢一頭牛”的“高價水平”。要知道，北宋初期的普通文官，月薪通常是十貫錢。宋仁宗年間的縣令，月薪最高也就十五貫(還經常被剋扣)。“買牛”這事兒，對於這類官宦家庭來說，也真不輕鬆。
官員“買牛”都不易，普通的農民“買牛”，當然更不易。“二十畝地一頭牛”這願望，放在古代好些時候，對於農民來說，真是一輩子的奢求。
比如在宋代，“租牛”就是農村生產裏常見的現象：普通的佃戶，都是“借人之牛，受人直土”。以蘇軾的形容說，宋代許多大地主家庭，“名下”動輒有三五百佃農，靠租用主人家的耕牛來耕作。唐宋年間的自耕農們，也都是“稚田冬旱借牛耕”，那不用耕牛行不行?學者邢鐵估算，宋代五口之家的佃戶，全年口糧就需要40石，加上交租更要80石，全年產量上不去，一家老小就要餓肚子。這牛再金貴，也得租。
所以，放在中國曆代“鼓勵墾荒”的年月裏，爲鼓勵農民墾荒積極性，統治者們也無不在耕牛方面做文章。比如三國時代的曹操，就下令官府用鹽業利潤收購耕牛，再借貸給北方農戶。甚至戰死的士兵家屬，也可以享受“官給耕牛”的待遇。只這一條，就叫多少北方軍民眼睛放光，精神抖擻給曹操賣命。
而到了明初全力恢復經濟的年代裏，“耕牛大派送”也成了常事。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時，就曾四次撥出專款，購買耕牛分發給北方墾荒農民，每次都是數萬頭的規模。明成祖朱棣“合法登基”後，即位沒一個月，就對山東河南的農民“以官牛給之”，在整個永樂年間，明王朝不但多次送牛，每次還命官府打造相關農具，一道“配套贈送”。
正是由於這不惜血本的投入，纔有了明初農業高速發展，農業產值甩開宋元一倍，國家儲糧“宇內富庶”的好景象。但這類“送耕牛”的好年月，也並非什麼時候都有，更多的時候是，哪怕農民家裏窮的掉渣，哪怕上一年遭遇天災，欠了一屁股債，新一年也要如明朝學者陳恩嘆息的那樣“再供租約賃耕牛”。
一頭牛，都意味着這麼重的負擔，再算上天災豐欠種子肥料等各種成本。古代一戶“墾荒”的農民，負擔更是可以想。哪裏能想開荒就開荒?中國古代“小農經濟的脆弱性”，牽頭牛來就能整明白。
而且退一萬步說，就算有農戶天生神力，靠着強大的生產能力開荒成功，建立了自己幸福的“田園”。可這田園能維持幾代，也同樣是這大問題。哪怕年年風調雨順，哪怕農業生產成本一直穩定不變。封建王朝的盤剝與土地兼併，都足以讓一家普通農戶“扛不住”。
還是以宋代爲例，宋朝號稱“富宋”，統治者“不遏兼併”，宋朝農民的負擔也一代代暴增。除了日常的“二稅”外，農具、牛皮、鹽、鐵等十幾種名目，都要再附加交稅。到了北宋中後期，這些附加稅往往是“二稅”的數倍。更狠的卻是徭役，以北宋的徭役制度，有錢的富戶往往要擔任“衙前”，也就是組織勞役。可北宋徭役沉重，有錢人不會扛這鍋，稍有錢的自耕農就倒了血黴，服一次勞役下來，就給折騰到破產。
發展到北宋“仁宗盛世”年間，以名臣韓琦的嘆息說，許多自耕農地不敢種，牛不敢養，家裏有守寡老母的，都逼着老太太改嫁。就怕被人“誤會有錢”，弄成“衙前”就糟了。發展到後來，很多自耕農爲了逃役，幾乎是舉家逃亡，以至於“稅存戶亡”，這樣的光景，再好的“田園生活”，也是過不下去。
看過這雷景象，大概也就明白，爲什麼“優雅”且“皇帝仁慈”的北宋，三個世紀裏鬧了四百多次農民起義。但凡能讓農民安心種地，就絕不會鬧。
發展到明朝，情況就更讓人深思。明初號稱“輕徭薄賦”，但到了明朝中後期，農民承擔的賦稅，也是不知不覺就漲。明朝弘治年間時，東南地區的農村賦稅，就通過“折變”的方式，增加了五十多種附加稅。萬曆年間推行全國的一條鞭法，在張居正去世後就走了樣，萬曆親政後，東南農業賦稅“折銀”，竟然增加了三倍多。地還是那些地，賦稅滾雪球加，任何一家自耕農，都是苦不堪言。
賦稅如此沉重，交不起稅的農民們，自然也不得不捨棄土地。所以在明朝中後期的東南沿海，土地兼併的新一輪狂潮掀起。享有特權的皇室官僚們大量兼併土地，千千萬萬交不起稅的農民淪爲佃農。然後就是“富者田連阡陌……無公家絲粒之需，貧者無立錐之地，而租稅額如故”。有錢人不交稅，窮人交不起，財富驚人的東南地區，就這樣陷入惡性循環裏。
如果說在富庶的東南，貧窮的農民尚可做佃農，那麼在本就不富裕的北方，農民的處境只能更糟。同樣是土地兼併，同樣是沉重的賦稅，失去土地的農民，也只能舉家逃亡，變成了各地的流民。比如陝西西鄉地區“富民置產，棄多貧民”，甚至“地無立錐者輸且關石”。飽食終日的明末士大夫們，一邊“收集”着土地，一邊罵着流民，殊不知，那最後推翻明王朝的“流民”力量，何嘗不是他們自己造成的?
這痛心的一幕，折射了中國兩千年封建史，無數興衰背後的真相。“墾荒難不難”的話題背後，是多少發人深省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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