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項羽的一句“天之亡我，我何渡爲”，引起了持續兩千多年的大爭論。而一千多年前的災害天氣，被和唐代的興亡聯繫在一起，亦獲得了持續千年的關注。但李唐這樣一個舉世聞名的帝國，真的如此受制於“天”?
公元741年的那場大雪，真的拉開了大唐王朝衰敗的序幕了嗎?
一、開元二十九年(741)的“甚寒”
數年來，主流觀點一直認爲唐代時我國正處於一個氣候溫暖期。雖也有學者覺得李唐氣候在中後期已轉入寒冷期，也有人認爲唐代處於一個冷暖交替的時代。但在唐代由建立到繁盛的階段，其氣候都是無可爭議地處於溫暖期。
溫暖的氣候使得唐人有了適應溫暖氣候的生產、生活方式。於是開元二十九年(741)的一場突如其來的大雪，就給了他們“當頭一棒”。《新唐書·志·卷二十四》載：“十一月己巳，寒甚，雨木冰，數日不解”。雖說北方在冬天氣候寒冷是常態，但開元二十九年(741)是《新唐書》裏唯一一次記載的“寒甚”。大雪不僅讓人們意識到異常氣象的威力，更把李唐的氣候分割爲前後兩段，標誌着李唐氣候進入不利的後半段。
二、李唐異常氣象及其直接造成的災難
據《新唐書》記載，在經歷了開元末期的大寒之後，李唐又接連迎來九次雨水一落在樹木上就凝結成冰的酷寒，以及超過三十次的持續數日乃至數月的大雨。
嚴寒或者大雨，直接影響到了唐代的農業生產。《新唐書》數次用“害稼”來總結這些災禍造成的影響。而除了直接影響農作物，以導致饑荒加劇，漫漫無邊的大雪和暴雨還會直接摧毀房屋和一些基礎建設。大雨造成的洪水還易誘發瘟疫和鼠患，影響百姓的健康。
此外，貞元十四年(798)和元和九年(814)夏，李唐還意外地出現了兩次高溫天氣。雖說李唐總體是處於溫暖時期，但其發生旱災的概率卻是歷代最低。可亦是因爲高溫大旱不常見，李唐應對此異常天氣的能力也較弱。兩次“大燠”因而給人們造成了極大的損失。
三、自然災害與李唐的衰亡
人們直接受到異常天氣的影響，直觀地感受到了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滋味。而整個唐王朝，在每一個“螺絲釘”都受到氣候的不利影響下，其處境也日益艱難。
面對異常氣候，中央首先要進行一大筆額外的賑災支出。災年國家財政收入本就會減少。再支出一大筆，捉襟見肘便是必然。而今年的國庫告急，勢必會換來往後的加收稅款。那麼民衆的賦稅負擔便會加重，社會的不安定因素也就隨之增加。
再者，異常的氣候往往成爲起義或暴亂的“號角”。自漢武帝時董仲舒宣揚天人感應說之後，異常氣候往往就被視作是上天對君主不當行爲的警示。可君主隨後頒佈的罪己詔並不總是有用的。有心謀逆者，依舊會打着異常氣候的旗號揭竿而起。
且最根本的是極端天氣使得農業減產，瘟疫橫行。中原大量民衆成爲災年流民，社會矛盾迅速激化;北方遊牧民族畜牧業崩潰，掠奪物資的需求加劇;南方少數民族的疫病增多，奪城奪人之戰一觸即發……在災年，戰場在這些走投無路的人眼中反倒更像是求生之所。
唐代宗廣德二年(764)，本是該逐漸收穫糧食的七八月，北方卻連降大雨，長安的米價都上漲到每鬥一千文。而在這樣的處境下，朝廷還決意出兵吐蕃。於是憤怒的兵將最終走上了兵變之路，即河中兵士之亂。
唐德宗建中初年，暴雨和地震輪番出馬。中央在賑災而國庫空虛之後，又使用了強硬手段搜刮民脂民膏。因而建中四年(783)爆發的“涇原之變”，其實是權謀、民間恐慌和受壓迫而反抗的交織，是天災與藩鎮內亂的綜合產物。
唐宣宗大中四年(850)至唐昭宗龍紀元年(889)，異常氣候發生頻率陡增。而這一時期的大小兵變，多達26次。從浙東到鳳翔(今陝西省寶雞市一帶)，從節度使到糧料判官，李唐王朝無人能逃異常氣候，也幾乎人人都有不再愛這個王朝的理由。
其實除了李唐，大約同一時期的東突厥、回鶻，以及因與李唐交流而被我們熟知的吐蕃，在其衰落過程中都得到了異常氣候的“助力”。我們熟知李唐亡於藩鎮之亂。而若是要更準確地表述，那李唐其實是亡於天災與藩鎮之亂。
如此說來，盛唐不盛的轉折點，除了安史之亂，就還有開元二十九年(741)的“甚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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