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國小人少，憑什麼打敗清國，就憑“認真”二字。
甲午戰爭，大家事後找了很多失敗的原因，很多就是這類“小節”問題。槍打不準，用錯炮彈（不用開花爆破彈，用了穿甲彈甚至訓練彈。爲什麼不用開花爆破彈？因爲打仗時竟然不將開花彈帶上艦，均存放在旅順、威海基地的彈藥庫裏），不知道充分利用魚雷打擊日艦，出海護航時竟然連彈藥都沒有帶足，船開回來自己先撞了。反觀日本兵：在朝鮮平壤之戰後，日本兵摸透了清兵的特點，故採取先躲在戰壕裏讓清兵猛烈開火，等對方子彈打得差不多了，日本兵一個衝鋒準能贏。這就是專業和業餘的差距。這仗本就不在一個級別上打。
等仗打輸了，所有的人充當局外人，立刻尋找一個替罪羊，“國人皆曰可殺，萬口一詞”。讓自己的心靈得到解放，這是最好的心理治療。大家從來沒有也不想觸及自己的靈魂深處，下回老毛病再犯。正如赫德在日記中回憶他和翁同龢說的：“我告訴他們，一切取決於他們將來能實實在在地做些什麼。如果他們決心明天開始就正經地着手改革，今天的損失是無關緊要的；然而若是根本無意於推動改革，今天的損失就毫無意義，只是向狼羣投擲一片片的肉，使他們暫時不追上來，直到把馬累死爲止。”
林林總總說了這些，無非是對衆人分析失敗之因的一點補充。
一槍等於打掉了日本一個師
戰爭打輸了，這時的李鴻章開始在日本的開國元勳、當時的總理大臣伊藤博文身上打主意。兩個人在19世紀70年代的《天津會議專條》談判後都給自己的談判對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別人比，伊藤博文算是半個鴿派，又和李鴻章有二十年的私交和書信往來。據說日軍之所以沒有乘勝直搗京師，是因爲伊藤博文估計，如果清廷迅即垮臺，享有在華利益的衆多列強會羣起干涉，日本反會成爲衆矢之的，喪失既得利益。於是1894年11月19日，李鴻章讓曾經和伊藤博文有一面之交的德籍洋員德璀琳攜帶照會及私函各一件去見伊藤博文。
不久德璀琳無功而返，伊藤博文倒是有點念舊情，無奈外務大臣陸奧宗光極力反對，怕西洋人進來攪局。最後伊藤博文找了個使節手續不全的藉口回絕了。
最後李鴻章出場了。1895年3月14日一大早，李鴻章乘德國商船公義號駛離天津，開始其赴日和談的艱辛歷程。
李鴻章親自到日本來乞和，爲日本文人的“愛國主義情操”提供了炮彈。一位詩人用當時日本人喜愛的漢詩和漢字佐以漢韻寫下了一首七絕：四億人中第一翁，敗餘來仰聖恩隆。卑辭厚禮請和議，不似平生傲慢風。
1895年3月20日14時30分，雙方全權大臣首次會談。李鴻章和參議李經方、參贊羅豐祿、馬建忠、伍廷芳以及日文翻譯盧永銘和羅庚齡登岸，坐轎赴春帆樓。李鴻章在樓下略事休息，於3時05分步入樓上會議室。日方出席會議者亦七人，除伊藤博文、陸奧宗光外，還有多人。
日方的停戰條件是：要求大沽、天津、山海關等地的清軍全部向日軍繳械，天津至山海關鐵路交日本軍務官管理，且停戰期間日本一切軍費由中國承擔。李鴻章聽完羅豐祿的口譯後，完全出乎意料，爲之大驚失色，口中連呼：“過苛，過苛！”“貴方所指之天津、大沽、山海關三地，實北京之咽喉，直隸之鎖鑰也。倘貴軍佔此等要地，我方則反主爲客，豈不令人有宛如異國領土之感？”“我爲直隸總督，三處皆系直隸所轄，如此於我臉面有關。試問伊藤大人，設身處地，將何以爲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