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知道北魏的很多皇帝一生下來爲什麼都沒有親孃嗎，接下來小編爲您講解。
在中國的歷史上，曾經有這麼一個特殊時期，兒子一旦被立爲了太子，那麼他的生母就得立即去死。這就是“立子殺母”的政治制度，聽上去很不可思議，但確實長期存在過。這個制度起源於大名鼎鼎的漢武帝劉徹。西漢初年，從劉邦的老婆呂后，到文帝的老孃薄太后、老婆竇太后，再到漢武帝的老孃王太后，多次出現太后干政、外戚專權的局面，漢武帝對此有着切膚之痛。漢武帝晚年生下愛子劉弗陵，爲了避免以後再出現類似現象，劉徹痛下殺手，在宣佈冊立劉弗陵爲太子的同時，將劉弗陵的生母鉤弋夫人賜死。
漢武帝劉徹雖然開了“立子殺母”的先河，但他的子孫後代卻沒有一個肯效仿。於是前後兩漢，太后干政、外戚專權的故事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演，甚至西漢末年，外戚王莽連劉家的江山都給奪了，建立了短命的新朝(公元8年—公元23年)。倒是鮮卑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從漢朝的歷史教訓中得到啓發，從北魏太祖拓跋珪開始，就開始義無反顧地奉行“立子殺母”的“國策”，於是北魏的很多皇帝一生下來都沒有親孃。由於北魏的皇帝們不折不扣地執行這個祖訓，一度後宮的女人們都怕生兒子，更怕自己的兒子被立爲太子，因爲一旦自己的兒子成爲太子，那麼不管自己如何受寵愛，身份如何高貴，都難逃一死的命運。兒子當了太子，母親被賜死，做兒子的不僅不能救母親，而且連哭的權利都沒有。北魏太祖拓跋珪將太子的生母劉皇后賜死後，太子拓跋嗣是個大孝子，在東宮裏晝夜哭嚎，惹得拓跋珪龍顏大怒，命令太監把太子叫來問罪。太子要去見老爹領罪，東宮的官員給阻止了，他們說：“皇上正在氣頭上，你一去說不定連小命都保不住。這樣就會陷皇上於不義，這不是一個孝子應該做的，儒家的聖人都說，‘小杖受之，大杖避之’，你還是避避吧!”太子認爲大臣們說的有道理，就沒敢去見老爸，一溜兒小跑逃之夭夭了，直到老爸死了，他纔敢回來繼承皇位。
拓跋嗣當了皇帝后，很快就好了傷疤忘了疼，忘記了當初的喪母之痛，把“子貴母死”的祖訓，最終無條件繼承和沿襲下來，他在立自己的兒子拓跋燾爲太子後，賜死了太子的母親杜皇后。從拓跋珪開始，“子貴母死”已經成爲北魏皇帝處理後事的鐵律，任何人都不敢擅改，包括在中國歷史上很有名氣的改革家——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孝文帝的林皇后生了兒子拓跋恂，被立爲太子，林皇后被依例賜死，可後來拓跋恂沒等到即位就死了，害得他的母親白白丟了一條命。後來孝文帝的另一個皇后高氏，生了兒子拓跋恪，也被殺掉，拓跋恪成功即位後，史稱宣武帝，宣武帝痛定思痛，最終廢除了這項殘忍的制度，成了北魏歷史上最後一個沒親孃的皇帝。
“立子殺母”這種做法雖然喪失人性，但在北魏前期，對於加強皇權和推進封建化進程，對於穩定內部和維護皇位傳承秩序，確實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北魏一朝，在父死子立的傳位過程中，沒有出現大的爭鬥。但是，這種制度本身也有缺陷。如，拓跋晃和拓跋恂，這兩位太子都死在了老爸前邊;兒子沒當上皇帝，他們的生母豈不白死了。再如，生母被賜死後，不少幼年的太子往往由保姆來撫育。太子即位後，念其呵護養育之恩，都尊她們爲“保太后”，甚至皇太后，她們的子侄也被封爲高官，甚至封公封王。這就造成了生母沒能專權，保太后們反倒干預朝政。隨着民族的進一步融合，北魏後宮幾乎成了漢女的天下。她們自身無法干預朝政，也沒有強大的“外家”影響朝局，“子貴母死”已經失去存在的理由。但是，它卻一直被捍衛着、僵化着，並演變成爲後宮剷除異己和爭權奪利的最好武器。文成帝拓跋濬的貴妃李氏之死，就是個例子。常太后就是文成帝的奶媽，皇帝沒親孃，奶媽就成了娘，她先被尊爲保太后，後被封爲皇太后。
李氏懷孕時，常太后這個做奶媽的很關心，竟然親自去“驗問”，鑑定是不是龍種。生下拓跋弘後，李氏從普通婦人直接封爲貴人，僅次於皇后，這讓皇后馮氏感到恐慌。怎麼辦呢?馮皇后從保太后身上得到啓發：親自撫養皇儲，以控制將來的皇帝。如此，不做皇帝的親孃，既無性命之憂，又能把持朝政。於是馮皇后就說動常太后，下令賜死太子拓跋弘的母親李貴人。後來，馮皇后成爲皇太后，又利用“子貴母死”的祖訓先後害死了獻文帝拓跋弘的皇后李氏和孝文帝拓跋宏的皇后林氏。通過這種卑鄙手段，馮氏先後控制了拓跋弘和拓跋宏兩位皇帝，長期臨朝聽政，並把拓跋弘逼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年輕的太上皇，隨後將其殺害。前邊有車，後邊有轍。馮氏的侄女入宮後，其行止與馮氏無異。自己沒有兒子或者生不出兒子，就“殺其母，而養其子”，強搶未來皇帝的撫養權，以便將來參與朝政。從馮氏開始，“子貴母死”制度變得更加滅絕人性，北魏宮廷已經被陰毒恐怖的氣氛所籠罩。
始於道武帝天賜六年(409)，止於宣武帝延昌元年(512)，“子貴母死”在北魏沿襲七代，歷經百年，見證了拓跋鮮卑的興衰。這一制度，雖然有一定合理性，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婦人干政問題。事實上北魏出現了很多女強人，如竇太后、常太后、馮太后、高皇后、胡太后等。細細數來，這一時期的婦人干政現象，要比北魏建國前還要嚴重。而那些別有用心之人，不顧制度與現實的嚴重脫節，將其變成“婦人蔘與國政”的工具，這不僅違背了拓跋珪的初衷，同時也加速了北魏政權的衰敗和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