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於醫學是清初明遺民逃避政府的徵招與羈縻的一種方式，他們涉獵醫學，大大提高了醫生的素質，促進了中醫學的快速發展，成爲清初醫學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和特點。
關鍵詞: 明遺民;傅山;清初醫學
清初部分明遺民，選擇從醫以逃避政府徵招，他們對清初醫學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學界對此卻很少論及，本文就明遺民與清初醫學的關係作一番探討，以求教於方家。
1 明遺民就醫明清鼎革，不少儒生行醫活命
正如張璐所言:“壬寅以來，儒林上達，每多降至於醫，醫林好尚之士，日漸聲氣交通，便得名噪一時，於是醫風大振，比戶皆醫，此道之再變也。”這些人中著名的有傅山、方以智、呂留良、喻昌、劉若金以及李延罡等。
他們的醫學著作，流傳後世的不多。傅山著《傅青主女科》、《男科》、《產後編》;呂留良著《呂氏醫貫》、《趙氏醫貫評》及《東莊醫案》;方以智曾著《醫書》，現佚;李延罡著有《補撰藥品化義》、《醫學口訣》、《脈訣匯辨》及《痘診全書》;喻昌有《尚論篇》、《醫門法律》和《寓意草》。下面以傅山、喻昌爲例，說明明遺民的就醫活動及其醫學貢獻。
傅山，名青主，山西陽曲人。甲申之變後，曾從事反清活動，失敗後歸隱，行醫活命。知識淵博，學風篤實，著作有《女科》二卷，《男科》二卷，《產後編》二卷。《傅青主女科》贏得後人很高的評價:“徵君此書，談論不落古人窠臼，制方不失古人準繩，用藥純和，無一峻品，辨證祥明，一目瞭然，病重者十劑奏功，病淺者數服立愈。較仲景之《傷寒論》方，雖不同而濟世之功則一也。”傅山醫術十分高明，“凡沉痾與先生，無不瘳。用藥不依方書，多意爲之，每以一二味取驗，有苦勞瘵者，教之胎息，不出三月而愈。……至今晉人稱先生皆曰仙醫。”醫德也很高尚，“山不欲違厥志，避居遠村，惟以醫術活人，登門求訪者戶常滿，貴賤一視之，從不見有倦言，里黨姻戚有緩急，視其力而竭其心。”
對於醫藥，傅山有專門的論述。“藥性大綱，莫過於精讀經錄及歷代以來續入本草。至於用藥之微，又向本草中，會通性、氣、味，走注關鍵之妙，猶輪扁之斫，不可與人言也。”還揭露和鞭笞醫學界之歪風，“……醫藥之道，偶爾撞着一遭，即得意，以爲聖人復出，不意吾言留其說於人間，爲害不小。處一得意之方，亦需一味味千錘百煉，文章自古難得失寸心，知道亦爾，鹵莽應接正非醫王救濟本旨。”
傅山的醫學研究，皴染了濃厚的反清思想:“奴人害奴病，自有奴醫與奴藥，高爽者不能治。胡人害胡病，自有胡醫與胡藥，正經者不能治。妙人害妙病，自有妙醫與妙藥，粗俗者不能治。……以高爽之人醫治奴人，奴人不許以正經之醫治胡人，胡人所謂不許治者不治也。吾人於此經旨最有先事之驗。”
喻昌，生於明萬曆十三年(1585年)，卒於康熙三年(1664年)，字嘉言，江西新建人。幼能文，明末崇禎年間，曾以副榜貢生入京城上書言事。清兵入關後，削髮爲僧，隱於禪，從事醫學。喻昌醫術十分高明，“治療多奇中”，與張璐、吳謙並稱清初三大名醫。
喻昌醫學著作有《尚論篇》、《醫門法律》和《寓意草》，合稱《喻嘉言醫學三書》，彙集了他的所有醫學研究成果，有很高的醫學價值。《尚論篇》全稱爲《尚論張仲景傷寒論重編三百九十七法》，《尚論篇》是簡稱。喻昌治學傷寒，提出的三綱鼎立學說和重訂突出治法，是其對《傷寒論》的兩大貢獻。溫病三綱說，把溫病劃分三種類型，以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冬不藏精，春必病溫;冬傷於寒，冬不藏精，至春月同時發病。並與傷寒三陰三陽對照，認爲冬傷於寒，邪藏肌膚，即邪中三陽之謂也;冬不藏精，邪入陰髒，即邪中三陰之謂也;冬傷於寒又兼冬不藏精， 則與兩感傷寒相符不差，這是將傷寒學擴展運用的可貴探索。重訂突出治法，“法”相當於文之“提要”，如《傷寒論》首條:“太陽之爲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其“法”爲“太陽經受病之初，有定脈定證一法”。全書共397“法”，以三綱鼎立爲原則，以綱統法，“毋論法之中更有法，即方之中亦更有法，通身手眼始得一一點出，讀之而心開識朗”。397“法”突出了《傷寒論》辨證論治之精髓，使方隨法立，藥從方組，處方用藥靈活多變。同時，註釋條文小處着眼，闡幽發微，見解獨到，發前人之未發。譬如，“脾約”以往解釋爲“胃強脾弱”，後人多附會此說，喻昌則出新解:“蓋約者，省約爲一二彈丸而出，全是脾土過燥，致令腸胃中津液日漸乾枯，所以大便爲難也。”
《醫門法律》，其書名如《清史稿》所注:“法者，治療之術，運用之機;律者，明著醫之所以失，而判定其罪，如折獄然。”喻昌作此書“專爲庸醫誤人而作，分別疑似，使臨診者不敢輕嘗，有功醫術”。該書分別論述了風、寒、暑、溼、燥、火六氣，以及諸雜證，提出了著名的“大氣學說”。關於“大氣學說”，學者多有研究，對其闡釋不一。趙含森先生認爲，“大氣學說”，是根據天人相應理論提出的，“大氣”是包括陰陽兩方面、與自然界相對應的胸中之氣，而不是胸陽;調暢大氣的方法不限於通陽，如降肺、和胃、補腎等，皆有助於大氣的暢通。喻昌的“大氣學說”不僅是理論上的發展，對指導臨牀也有現實意義。
《寓意草》，記載了喻昌行醫治病的醫案。該書突出特點是提出了“議病式”觀點，其內容有:第一，病人的一般情況，諸如就診時間、就診地、就診者、年齡。第二，病人病情的總體表現，包括體型、面色、聲音、表情。第三，病程，包括病始何日、初服何藥、次後再服何藥、某藥稍效、某藥不效。第四，主要症狀:時下晝夜孰重、寒熱孰多、飲食喜惡多寡、二便滑澀有無、脈之三部九候何候獨異、二十四脈中何脈獨見、何脈兼見。第五，判斷疾病的性質:其病或內傷、或外感、或兼內外、或不內不外，依經斷爲何病，其標本先後何在。第六，治療原則:汗、吐、下、和、寒、溫、補、瀉何施，其藥宜用七方中何方，其藥宜用十劑中何劑，其藥宜用五氣中何氣，其藥宜用五味中何味。第七，具體治療藥物:以何湯名爲加減和合。第八，預後:其效驗定於何時。距今三百年的清朝初年，喻昌就建立記錄病情的格式，是一次創新，是對病案書寫標準化的早期嘗試。“議病式”用類似現代病歷的框架，將中醫基礎理論與臨牀治療結合起來。
2 明遺民對清初醫學的影響
不少明遺民就醫，著作頗豐，其研究深入到醫學的各個領域，對清初醫學的發展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從結構上說，中醫學由自然哲學、醫學科學和醫療技藝三個要素組成，遺民對清初醫學的影響可從這三個方面說明。
第一，是對中醫學自然哲學的影響。明清之際，以顧、黃、王爲首的明遺民，在批判總結以往學術的基礎上，將“問學與德性並重”，力斥空談，倡導務實，大興考據。錢穆對此評論說:“……智(方以智―――筆者按)崛起崇禎中，考據精核，迥出其上，風氣既開，國初顧炎武、閻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掃懸揣之空談。” 〔7〕 考據之風也影響到醫學領域，出現了大量的醫學類書和叢書，類書有《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520卷、《醫宗金鑑》90卷、《四庫全書醫書類》191部等;個人從刊有《張氏醫書》7種，《徐氏醫書》8種，《馮世錦囊祕錄》4種，《黃氏醫書》11種等。不少醫家整理出許多古典醫籍。如汪昂的《素問靈樞類纂約注》，張志聰的《黃帝內經素問靈樞集註》，徐靈胎的《難經經釋》，喻嘉言的《尚論篇》等。
第二，在醫學科學方面，明遺民也有大量的論說，這裏僅以方以智的貢獻來說明。方以智先對古代醫家的學說提出了疑問，他說:“河間、子和、丹溪、東垣、立齋今如聚訟，氣有餘即是火，而又曰火與元氣不相立，何以決之?”“陽氣若天與日，人身以陽氣爲主。醫又言真陽、真陰、真火、真水;實則不二不一，果何以決之?”“十一髒取決於膽心，無原而用心包，曰心主，曰 中，曰小心，曰命門相火，同耶?別耶?”又說:“虞天民變命門爲中棖。而《人鏡》分左腎、右命門，何以決之?”他認爲應該深入探討，窮究其本。其中就命門的位置說法不一情況，他參考了《明堂銅人圖》等，認真研究後認爲:“命門一穴，在脊中行督脈第十四椎下陷中兩腎之間，與臍相對。夫兩腎者，乃生命之蒂，至陰之位也，雖爲水髒而相火寓焉。蓋太極之理，靜爲動，本陰爲陽基，故冬至子之半，一陽生於至陰之下也。”從而認爲明醫家虞天民“兩腎總號爲命門”，深得其旨。
同時指出《脈訣》中“左爲腎，右爲命門”說法是荒謬的，是“誤以穴名爲髒矣”而出現的錯誤。在各家關於命門位置的不同觀點中，方以智的看法，對醫學界有很大的啓發。
第三，醫療技藝方面，明遺民也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李延罡著《補撰藥品化義》，提出了“辨藥八法”，一曰“體”，即燥、潤、輕、重、滑、膩、幹;二曰“色”，即青、黃、紅、白、黑、紫、蒼;三曰“氣”，有羶、臊、香、腥、臭、雄、和;四曰“味”，即酸、苦、甘、辛、鹹、淡、澀;五曰“形”，即陰、陽、木、火、土、金、水;六曰“性”，即寒、熱、溫、涼、清、濁、平;七曰“能”，即升、降、浮、沉、定、走、破;八曰“力”，即宣、通、補、泄、滲、斂、散。但當驗具體時，觀其色，臭其氣，嚼其味，這是定法。然不能不臭其氣，嚼其味，須煎汁嘗之，惟辨此四者爲先，而後推其形，察其性，及走經主治之義，就很詳盡。他還指出:“醫家用藥，如良將用兵，藥品是兵，主將練兵，必先分別武藝，區別隊伍，知其膂力伎倆，可使破敵奏功……餘則更加參訂，分氣血肝心脾肺腎，痰火燥風溼寒，各爲一門，逐門之內，排款有序，使良工用藥且當，功邪補益，不致混淆。”
清初明遺民倡導的考據之風，影響到醫學界，促進了醫學哲學的新發展。明遺民迫於生計，以“醫儒相通”爲理論依據，行醫活命，客觀上推動了醫學科學和醫學技術的進步。值得注意的是，“金、元兩代醫術發達，亦從此背景而來”，因而，考察“華夷”政權的更替對中醫學說發展的影響，是一個很好的視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