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0年代被稱爲“新時代”，財富和機會似乎向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獲勝的美國人敞開了自己吝嗇的大門。整個社會對新技術和新生活方式趨之若鶩，“炫耀性消費”成爲時代潮流。胡佛總統也認爲，“我們正在取得對貧困戰爭決定性的前夜，貧民窟將從美國消失”。
1929年10月24日，美國迎來了它的“黑色星期四”(美國華爾街股市的突然暴跌事件)。這一天，美國金融界崩潰了，股票一夜之間從頂巔跌入深淵，價格下跌之快連股票行情自動顯示器都跟不上。
1929年10月29日，紐約證券交易所裏所有的人都陷入了拋售股票的漩渦之中。股指從之前的363最高點驟然下跌了平均40個百分點，成千上萬的美國人眼睜睜看着他們一生的積蓄在幾天內煙消雲散。這是美國證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是美國曆史上影響最大、危害最深的經濟事件，影響波及西方國家乃至整個世界。此後，美國和全球進入了長達10年的經濟大蕭條時期。因此，這一天被視作大蕭條時期開啓的標誌性事件，由於正值星期二，被稱爲“黑色星期二”。從1929年10月29日到11月13日短短的兩個星期內，共有300億美元的財富消失，相當於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總開支。但美國股票巿場崩潰不過是一場災難深重的經濟危機爆發的火山口。
當時紐約流行一首兒歌：“梅隆拉響汽笛，胡佛敲起鍾。華爾街發出信號，美國往地獄裏衝!”(Mellon pulled the whistle, Hoover rang the bell, Wall Street gave the signal and the country went to hell)隨着股票巿場的崩潰，美國經濟隨即全面陷入毀滅性的災難之中，可怕的連鎖反應很快發生：瘋狂擠兌、銀行倒閉、工廠關門、工人失業、貧困來臨、有組織的抵抗、內戰邊緣。農業資本家和大農場主大量銷燬“過剩”的產品，用小麥和玉米替煤炭做燃料，把牛奶倒進密西西比河，使這條河變成“銀河”。城巿中的無家可歸者用木板、舊鐵皮、油布甚至牛皮紙搭起了簡陋的棲身之所，這些小屋聚集的村落被稱爲“胡佛村”。流浪漢的要飯袋被叫做“胡佛袋”，由於無力購買燃油而改由畜力拉動的汽車叫做“胡佛車”，甚至露宿街頭長椅上的流浪漢上蓋著的報紙也被叫做“胡佛毯”。而街頭上的蘋果小販則成了大蕭條時期最爲人熟知的象徵之一。在那些被迫以經營流動水果攤討生活的人中，有許多從前是成功的商人和銀行家。
股票巿場的大崩潰導致了持續四年的大蕭條，這次經濟危機很快從美國蔓延到其他工業國家。對千百萬人而言，生活成爲吃、穿、住的掙扎。各國爲維護本國利益，加強了貿易保護的措施和手段，進一步加劇惡化世界經濟形勢，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一個重要根源。
大蕭條也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大蕭條期間約有200—400萬中學生中途輟學;許多人忍受不了生理和心理的痛苦而自殺;社會治安日益惡化。其中最重要的問題是失業。在美國，失業人口總數達到了830萬，在美國各城巿，排隊領救濟食品的窮人長達幾個街區。英國則有500—700萬人失業，不得不排著更長的隊伍等候在勞務交易巿場內。這次美國經濟大蕭條造成的災難是人類歷史上所前所未有的。甚至比中國三年困難時期1959年到1961年所謂的“三年大饑荒”還要嚴重。所這次美國經濟大蕭條1930年～1933年爆發嚴重的經濟危機，發生了遍及全美國的大饑荒和普遍營養不良，導致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最保守估計，至少有700萬人死亡，約佔當時美國的7%。美國30年代大蕭條：千百萬人必須像畜生一樣才能活命
核心提示：記錄美國曆史的《光榮與夢想》中曾這樣寫道：“千百萬人只因像畜生那樣生活，才免於死亡。”這一情景描述的正是美國大蕭條時期的民生狀況。
本文來源：《廣州日報》2008年11月12日A14版，作者：佚名，原題爲：《那時的美國人“像畜生一樣生活”》
記錄美國曆史的《光榮與夢想》中曾這樣寫道：“千百萬人只因像畜生那樣生活，才免於死亡。”這一情景描述的正是美國大蕭條時期的民生狀況。
1929年10月28日，紐約證券交易所股指暴跌13%。第二天，道瓊斯指數一瀉千里，暴跌22%。美國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經濟危機拉開序幕，迎接人們的是長達10年的大蕭條。
1932年，約有200萬美國人到處流浪——其中有25萬以上是在16~21歲之間。這些被當時媒體稱爲大蕭條時期的“漂泊無依的人”中，有兩手空空的佃農;有因爲大旱三年、離鄉背井的農場主;有一大批剛從大學畢業，找不到工作的青年，還有忽然失業的愁眉苦臉的中年漢子帶着生病的嬰兒——這些人天天奔波，居無定所。
而這些人當中不乏衣冠楚楚的中產階級——意氣風發的銀行行長或者曾在著名報紙上發表評論的名作家，如今卻在夜間敲門討飯或蜷縮在城市排隊領麪包的人羣裏。
這是自1929年“黑色星期二”開啓的大蕭條以來，美國人真實生活的一個縮影。據1932年9月的《財富》雜誌估計，美國有3400萬成年男女和兒童沒有任何收入，此數接近人口總數的28%。而且這個研究報告一如其他報告，那正在另一種地獄裏受難的1100萬戶農村人口是不包括在內的。
關於找工作，1932年前後傳說的很多，有些聽來離奇，卻一點不假。
確實有人通宵守在底特律職業介紹所門口。確實有一個阿肯色州人爲了找工作步行900英里。
曼哈頓六號大街某職業介紹所招聘300人，確實有5000人來應聘。
華盛頓州確實有人到樹林裏放火，爲的是人家能僱他當救火員。
在那樣一個經濟蕭條的年代，有1500萬以上的人到處找工作，可是哪裏也沒有工作做。《商業週刊》做過調查，證實有不少人不再喜歡美國了，有的已經離開美國，有的正設法離開。30年代初期，遷居國外的人數年年超過遷入的。
經歷了大蕭條的人們在思想上發生了轉變。工人從20年代的麻木狀態中清醒過來，發動了富有戰鬥性的罷工。自由主義者被蘇聯的繁榮吸引而成爲馬克思主義者。而保守主義者由於懼怕布爾什維克主義，日益轉向法西斯主義。
吃野草根、撿垃圾度日
窮人家爲了省錢度日想出的種種妙法，說來真了不起。男人的刮鬍子刀片磨了再用;自己動手卷紙菸，要不就抽“翅膀”牌(一角錢一包);爲了省電，改用25瓦燈泡。孩子們撿汽水瓶到鋪子裏退錢，一個兩分;上面包店排隊買隔宿的麪包。婦女們把舊被單剪開再把兩邊縫接起來，這樣就把中間磨損的地方分移到兩邊去了;把自己的衣服改一改給女兒穿，這樣在鄰居太太面前就不顯得寒磣了——其實鄰居手頭一樣緊，恐怕採取的辦法也是一樣。許多人家把收到的祝賀聖誕的卡片保存起來，明年好改寄給別的朋友。
在農村，特別是中西部的農民們，生活極其慘淡。由於農產品價格慘跌，大量農場主破產。千百萬人只因像畜生那樣生活，才免於死亡。賓夕法尼亞州的鄉下人吃野草根、蒲公英;肯塔基州的人吃紫羅蘭葉、野蔥、勿忘我草、野萵苣以及一向專給牲口吃的野草。城裏的孩子媽媽在碼頭上徘徊等待，一有腐爛的水果蔬菜扔出來，就上去同野狗爭奪。蔬菜從碼頭裝上卡車，她們就跟在後邊跑，有什麼掉下來就撿。中西部地區一所旅館的廚師把一桶殘菜剩羹放在廚房外的小巷裏，立即有十來個人從黑暗中衝出來搶。人們還看到，有人全家走進垃圾堆撿骨頭和西瓜皮來啃。因爲蛆蟲多，芝加哥市有一個寡婦在撿東西吃時總是先把眼鏡摘掉，眼不見爲淨。
羅斯福成最佳廣播宣傳員
端坐不動的消遣項目當中，最普遍的莫過於聽收音機了。
公衆對新聞分析和新聞解釋的渴望，帶給時事評論員雷蒙德·格拉姆·斯溫、H.V.卡滕伯恩、洛厄爾·托馬斯、加布裏埃爾·希特等人以前所未有的聲望，數百萬人專心致志地收聽他們關於國際時事的觀點。1932—1939年間，通過收音機傳送的消息量幾乎翻了一倍。
最好的廣播宣傳員就是羅斯福總統本人，他那句讓人心裏暖洋洋的平民化稱呼語“我的朋友”，早在他1920年競選副總統的時候就已經被採用了。他總是直接而親密地訴諸人民，這一姿態打造了一種個人的領袖風範，就其影響力來說是空前的。一天的“爐邊談話”之後，經常能收到5萬封聽衆來信。記錄所有這些講話的唱片，顯示了羅斯福在演講技巧上的變化，從老式的洪鐘大呂式的風格，加上在前收音機時代學到的那種雄辯有力的停頓，到更低沉的音調，以及更柔軟、更放鬆、更迷人的談吐，這些更適合那些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的聽衆。
“布吉伍吉”的流行
1934年初，或許是作爲經濟復甦的先兆，爵士樂的精神獲得了重生。這次復興主要是通過華美的單簧管唱片和班尼·古德曼的伴舞樂隊廣播，班尼極好地詮釋了歐洲鑑賞家們所謂的“熱爵士”。它很快就獲得了新的名字：搖擺樂。
1935—1936年冬天，當“即興曲”和“熱樂俱樂部”在美國各地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時候，一位記者寫道：“‘搖擺’之於爵士，就像詩魂之於詩歌。”—個深受人們喜愛的術語，不經意間流行起來了，這就是“布吉伍吉”，它表示一種鋼琴音樂，演奏者以持續滾動的左手程式，混合着右手隨心所欲的即興創意。
數百萬年輕人認可了這種新風格。那些熱情的鑑賞者自稱爲hep-cat(爵士樂迷)，積極地投身其中者自稱爲jitterbug(爵士樂狂)。當他們“進入最佳狀態”的時候，結果往往是更富有動感，而不是更優雅。
“米老鼠”“唐老鴨”問世
電影——在上一個十年是全國第四大產業，依然是最重要的商業娛樂。尤其是聽到那些在無聲電影當中傾慕已久的明星們的聲音所帶來的喜悅，把電影工業推向了大蕭條時期的第一波小小的高潮。
迪斯尼1926年從美國中西部地區來到好萊塢，兩年後創造了“米老鼠”，在有聲電影《威利汽船》(1928年)讓這個足智多謀的齧齒動物走上世界性主人公的道路之前，默片中的米老鼠並不成功。而1930年代快要結束的時候，據稱，米老鼠已經逐步讓位於迪斯尼後來創造的另一個卡通形象“唐老鴨”。
迪斯尼，這些“機器時代的童話故事”的作者，還在《白雪公主》(1938年)和《幻想曲》(1940年)中展示了他的多才多藝。前者是他的第一部全長電影，由將近50萬幅繪畫依次拍攝而成，後者是大膽的嘗試，試圖把古典音樂與繪畫藝術結合起來。
大多數電影的內容是爲了逃避現實而設計的，多數反映了那些疲累或倦怠的成年人的品位。他們所尋求的是奢華和傳奇、性和情感的世外桃源，這些對於年輕的電影迷來說，遠不如迪斯尼的世界那麼有益健康。
“沒有圖書館，我早瘋了”
在大蕭條即將到來的時候，20個成年人當中大約有19個人是報紙的讀者，四分之三的人讀雜誌，二分之一的人讀書。經濟危機只給報攤和雜誌書架造成了較小的傷害——光顧這些地方的花費總是很小，但它帶給圖書界的卻是一次嚴重的打擊，與此同時，正迅速發展的公共圖書館也處在一個經費捉襟見肘的艱難時期。
無所事事的百萬民衆突然發現，公共圖書館簡直就是窮人的俱樂部，一個可以隨便翻閱、打盹瞌睡的溫暖而安靜的地方。
1933年，美國圖書館協會估計，自1929年以來新增的借書人大約在200萬到300萬之間，而總的圖書流通增長了將近50%。顧客偶爾會對圖書管理員說：“要不是因爲有圖書館，我沒準早就瘋掉了，或者自殺了。”
起初，小說是最大的受益者，西部小說和輕鬆雜誌的大量讀者都逐漸增加，然後慢慢轉向了技術和知性主題的書籍。然而不幸的是，就在這個發展機會最大的節骨眼上，圖書館卻在貧困的重負下呻吟。
在60個大城市中，購書經費從1931年的一年兩三百萬美元，縮減到了1933年的不足100萬美元。在舉辦1933年芝加哥世界博覽會的那一年，芝加哥極力把它最好的一面呈現給世界。而芝加哥圖書館卻面臨着連續第三個季度沒錢買書。無力替換破損的舊書，無力改善糟糕的服務，縮短借閱時間，是最常見的障礙。直至大蕭條中期的那些年，正在復興的國家經濟才讓圖書館恢復了過去的標準。
《讀者文摘》發行量大
在大蕭條的打擊下，雜誌一般都保持穩定，發行量還略微有所增長，週刊比月刊更有優勢。紀實故事和愛情雜誌是逃避現實的精神鴉片，自誇其在1935年的總髮行量比1921年幾乎多出了三分之一;但另一種假想的安慰劑——幽默雜誌，卻沒能重整旗鼓，到1935年，其發行量只有大蕭條之前的一半多一點。除了《吹牛大王》暫時的成功之外，“笑解”這場危機沒能滿足人們的需要。
宗教雜誌繼續衰微，但通俗科學和機械方面的雜誌卻堅持了下來。自由主義的和激進的雜誌在1931年創下了新高，但在接下來的一年裏，損失了將近一半的發行量，1934年達到最低點，不過自1935年以後又開始小幅度攀升。
女性期刊——它們的1200萬訂戶到艱難時期也並未大減———繼續供應着浪漫傳奇和多愁善感，只對不斷高漲的經濟和政治爭論作出了很小的一點讓步。第一份專門爲男人辦的雜誌《時尚先生》創刊於1933年。
《讀者文摘》是一份口袋大小的月刊，這一時期剛開始的時候有25萬訂戶，而到這時期結束的時候，其發行量接近七八百萬份，包括外語版和盲文版。這是有史以來發行量最大的一份雜誌。它的成功部分源自於大蕭條——當時，很多家庭沒有能力訂閱幾份不同用途的雜誌，就只好訂閱這份多用途合一的雜誌——部分源於它的提煉其他出版物的精華的做法。它的食譜包羅廣泛，從探求一線希望的文章，到瘸子和盲人所講述的快樂生活的故事，混合了關於聰明小狗和花鼠的奇聞趣事以及一本正經的下流笑話。
“硬漢”海明威影響一代人
在整個虛構文學領域，最重要的小說家是歐內斯特·米勒爾·海明威。在大蕭條時代，他以《永別了，武器》(1929年)開始，以《喪鐘爲誰而鳴》(1940年)結束，前者講的是一個處在戰爭和死亡陰影下的深刻感人的愛情故事，後者在主題上有些類似，但背景是一場新的鬥爭：西班牙內戰，這位美國自由撰稿人蔘與了這場戰爭。
海明威的惜墨如金、斷斷續續的對話，以及他專門描寫性格外向的男人，深刻地影響了這一代人，他的強硬都市學派的弟子們甚至比師傅更加頑強。
托馬斯·沃爾夫用筆描繪了大蕭條的令人難忘的圖景：爲了取暖而在市政廳廁所裏擠作一團的曼哈頓窮人，廉價公寓裏的外籍居民，出沒於地鐵和通宵流動咖啡攤的那些衣衫襤褸、孤苦伶仃的人。沃爾夫一直對正在走向納粹深淵感到不寒而慄，比如《時間與河流》(1935年)和《你再也回不了家》(此書在他1938年過早去世的兩年之後出版)，象徵了美國人迷失在困惑、光榮、挫敗和對生命本身的死亡預感之中。
1933年初，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取代了焦頭爛額的胡佛，當選爲美國第32屆總統。他針對當時的實際，順應廣大人民羣衆的意志，大刀闊斧地實施了一系列旨在克服危機的政策措施，歷史上被稱爲“羅斯福新政”，新政的主要內容可以用“三R”來概括，即復興(Recover)、救濟(Relief)、改革(Reform)。由於大蕭條是由瘋狂投機活動引起的金融危機而觸發的。羅斯福總統的新政也先從整頓金融入手。在被稱爲“百日新政”(1933年3月9日至6月16日)期間制訂的15項重要立法中，有關金融的法律就佔了1/3。羅斯福於1933年3月4日宣誓就任總統時，全國幾乎沒有一家銀行營業，支票在華盛頓已無法兌現。在羅斯福的要求下，3月9日，美國國會通過《緊急銀行法》，決定對銀行採取個別審查頒發許可證制度，對有償付能力的銀行，允許儘快復業。從3月13日至15日，已有14771家銀行領到執照重新開業，與1929年危機爆發前的25568家相比，淘汰了10797家。羅斯福採取的整頓金融的非常措施，對收拾殘局、穩定人心起了巨大的作用。公衆輿論評價，這個行動猶如“黑沉沉的天空出現的一道閃電”。羅斯福在整頓銀行的同時，還採取了加強美國對外經濟地位的行動。從1933年3月10日宣佈停止黃金出口開始，採取一個接一個的重大措施：4月5日，宣佈禁止私人儲存黃金和黃金證券，美鈔停止兌換黃金，4月19日，禁止黃金出口，放棄金本位;6月5日，公私債務廢除以黃金償付;1934年1月10日，宣佈發行以國家有價證券爲擔保的30億美元紙幣，並使美元貶值40.94%。通過美元貶值，加強了美國商品對外的競爭能力。這些措施，對穩定局勢，疏導經濟生活的血液循環，產生了重要的作用。
在“百日新政”期間，羅斯福在解決銀行問題的同時，還竭力促使議會先後通過了《農業調整法》和《全國工業復興法》，這兩個法律成了整個新政的左膀右臂。羅斯福要求資本家們遵守“公平競爭”的規則，訂出各企業生產的規模、價格、銷售範圍;給工人們訂出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的規定，從而限制了壟斷，減少和緩和了緊張的階級矛盾。在得到大企業的勉強支持後，羅斯福隨之又盡力爭取中小企業主的支持。他說大企業接受工業復興法固然重要，“而產生豐碩成果的領域還在於小僱主們，他們的貢獻將是爲1至10人提供新的就業機會。這些小僱主實際上是國家骨幹中極重要的部分，而我們的計劃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中小企業的發展，爲美國社會的穩定、經濟的復甦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新政的另一項重要內容是救濟工作。1933年5月，國會通過聯邦緊急救濟法，成立聯邦緊急救濟署，將各種救濟款物迅速撥往各州，第二年又把單純救濟改爲“以工代賑”，給失業者提供從事公共事業的機會，維護了失業者的自力更生精神和自尊心。羅斯福執政初期，全國1700多萬失業人員及其親屬維持生計全靠州政府、市政府及私人慈善事業的幫助和施捨。但這部分財源相對於如此龐大的失業大軍，無異於杯水車薪。解決這一複雜的社會問題，只有聯邦政府才能辦到。羅斯福新政的第一項措施，就是促請國會通過的民間資源保護隊計劃。該計劃專門吸收年齡在18歲到25歲，身強力壯而失業率偏高的青年人，從事植樹護林、防治水患、水土保持、道路建築、開闢森林防火線和設置森林望塔，第一批招募了25萬人，在遍及各州的1500個營地勞動。到美國參戰前，先後有200多萬青年在這個機構中工作過，他們開闢了740多萬英畝國有林區和大量國有公園。平均每人每期幹9個月，月工資中拿出絕大部分作贍家費，這樣在整個社會擴大了救濟面和相應的購買力。對於千千萬萬依賴州、市養活的人們，羅斯福還敦促國會通過聯邦緊急救濟法，成立聯邦救濟機構，合理劃分聯邦政府和各州之間的使用比例，制定優惠政策鼓勵地方政府用來直接救濟貧民和失業者。新政期間，全美國設有名目繁多的工賑機關，綜合起來可分成兩大系統：以從事長期目標的工程計劃爲主的公共工程署(政府先後撥額40多億美元)和民用工程署(投資近10億美元)，後者在全國範圍內興建了18萬個小型工程項目，包括校舍、橋樑、堤坎、下水道系統及郵局和行政機關等公共建築物，先後吸引了400萬人工作，爲廣大非熟練失業工人找到了用武之地。後來又繼續建立了幾個新的工賑機構。其中最著名的是國會撥款50億美元興辦的工程興辦署和專門針對青年人的全國青年總署，二者總計僱傭人員達2300萬，佔全國勞動力的一半以上。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聯邦政府支出的種種工程費用及數目較小的直接救濟費用達180億美元，美國政府藉此修築了近1000座飛機場、12000多個運動場、800多座校舍與醫院，不僅爲工匠、非熟練工人和建築業是創造了就業機會，還給成千上萬的失業藝術家提供了形形色色的工作，是迄今爲止美國政府承擔執行的最宏大、最成功的救濟計。這一筆錢經過工人的口袋、通過不同渠道和消費，又回到了資本家手中，成爲以政府投資刺激私人消費和個人投資的“引動水”。
從1935年開始的第二期“新政”，在第一階段的基礎上，着重通過社會保險法案、全國勞工關係法案、公用事業法案等法規，以立法的形式鞏固新政成果。羅斯福認爲，一個政府“如果對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顧，不能爲壯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青人注入工業體系之中，聽任無保障的陰影籠罩每個家庭，那就不是一個能夠存在下去，或是應該存在下去的政府”，社會保險應該負責“從搖籃到墳墓”整個一生。爲此，制定了《社會保險法》，法律規定，凡年滿65歲退休的工資勞動者，根據不同的工資水平，每月可得10至85美元的養老金。關於失業保險，羅斯福解釋說：“它不僅有助於個人避免在今後被解僱時去依靠救濟，而且通過維持購買力還將緩解一下經濟困難的衝擊。”保險金的來源，,一半是由在職工人和僱主各交付相當工人工資1%的保險費，另一半則由聯邦政府撥付。這個社會保險法，反映了廣大勞動人民的強烈願望，受到美國絕大多數人的歡迎和讚許。
1937年5月24日，羅斯福向國會提交了受到廣泛注意的關於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立法的諮文。諮文承認“我國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絕大多數從事農業或工業，吃不好，穿不好，住不好”;“我們必須銘記我們的目標是要改善而不是降低那些現在營養不良、穿得不好、住得很糟的那些人的生活水平。我們知道，當我們工人的一大部分還沒有就業的時候，超時工作和低水平的工資是不能提高國民收入的。”由國會沒有對法案採取行動，1937年10月12日，羅斯福再次提出，直到1938年6月14日通過。這就是《公平勞動標準法》(又稱《工資工時法》)，它的主要條款包括每週40小時工時，每小時40分最低工資;禁止使用16歲以下童工，在危險性工業中禁止使用18歲以下工人。關於最低工資的規定，隨着經濟的發展，日後陸續有所調整。這些社會立法，雖屬社會改良的範疇，但對廣大人民特別是工資勞動者甚有好處。爲了解決社會保險制度的聯邦經費來源問題，羅斯福破天荒地實行了一種按收入和資產的多寡而徵收的累進稅。對5萬美元純收入和4萬美元遺產徵收31%，500萬美元以上的遺產可徵收75%;公司稅過去一律是13.75%，根據1935年稅法，公司收入在5萬美元以下的稅率降爲12.5%，5萬美元以上者增加爲15%。
到1939年，羅斯福總統實施的新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政幾乎涉及美國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其中多數措施是針對美國擺脫危機，最大限度減輕危機後果的具體考慮，還有一些則是從資本主義長遠發展目標出發的遠景規劃，它的直接效果是使美國避免了經濟大崩潰，有助於美國走出危機。從1935年開始，美國幾乎所有的經濟指標都穩步回升，國民生產總值從1933年的742億美元又增至1939年的2049億美元，失業人數從1700萬下降至800萬，恢復了國民對國家制度的信心，擺脫了法西斯主義對民主制度的威脅，使危機中的美國避免出現激烈的社會動盪，爲後來美國參加反法西斯戰爭創造了有利的環境和條件，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二戰以後美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方向。
誠然，羅斯福的“新政”措施，最終目的是爲了加強國家資本主義，以克服經濟危機，鞏固資本主義制度。“新政”是他醫治資本主義社會的疾病在常規療法不能奏效的情況下試用的一種試驗性的療法。事實上，“新政”的某些措施也有不足之處，這也每每成爲他的政敵發難的理由。“新政”實施過程中利益受損的階層也曾予以抵制和誹謗，甚至作爲新政初期重要內容的《工業復興法》及另外兩項法案也在時隔兩年後被最高法院裁定爲違憲。但是，只要我們真正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審視“新政”，就不難看出，“新政”號準了美國經濟和社會生活的脈搏，“使人們能夠重返工作，使我們的企業重新活躍起來”的口號，符合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充分喚起了他們的積極性。羅斯福把保持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和保證公民就業作爲政府的責任，尤其是以工賑的形式修建的一大批工程項目，不僅大大緩解了失業困難，刺激了經濟的早日復甦，而且許多基礎設施建設使美國經濟受益無窮。新政留下了大量防止再次發生大蕭條的措施和政策，爲美國投入二次大戰及戰後的快速崛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羅斯福也因此成爲自亞伯拉罕·林肯以來最受美國和世界公衆歡迎的總統而永載史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