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因商業富國，其商船所到之處，遍及亞洲沿海國家，甚至遠至東非沿海國家。南宋的商船在與各國貿易通商的同時，一些外商因爲欽慕中華文明和經濟的富庶，也隨之來到中國定居、經商。這些外商精通中外語言，往往會充當中外貿易之間溝通的“橋樑”，能量較大者則成爲操盤手，直接管理中外貿易，箇中還有人成爲國家海關(市舶司)的高級領導。
這些外商在南宋得到特殊的優待，經濟和政治地位都比較高，其中還有一位當上封疆大吏，執掌一路(省)的軍政商大權，可謂風光無比。然而，此人雖深受宋廷的知遇之恩，但在國家傾覆之際，不思捐軀報效，反而忘恩負義、見風使舵，出賣並屠殺南宋皇族，從而加速國家的滅亡。此人無恥之尤的行徑，恰好應驗了一句古訓：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此人便是“蕃客回回”(即阿拉伯人)的代表人物蒲壽庚。蒲壽庚的祖上在10世紀之前已定居占城(今越南南部)，約11世紀時移居廣州經營商舶，併成爲當地首屈一指的豪商。13世紀初，隨着廣州作爲貿易中心的地位被泉州代替，蒲氏家族也隨即遷往泉州。到了蒲壽庚父親蒲開宗之時，曾因經營貿易有功，被南宋朝廷授予“承節郎”的官銜，有了較高的政治身份。
南宋末年，南海一帶海盜猖獗，並一度進攻泉州城，守城的官軍無力守禦。此時，蒲壽庚與其兄蒲壽宬爲保護家族的巨大利益，憑藉強大的海上私人武裝，成功地幫助官軍擊退海盜。事後論功行賞，蒲壽庚竟然被超拔爲福建安撫使兼沿海都置制使，掌管一路(省)的軍政大權，同時統領海防，權力極大。
當時的泉州早已取代廣州，成爲東方第一大商港，曾有“市井十洲人”、“漲海聲中萬國商”的盛景。蒲壽庚家族在泉州經營多時，擁有數量極多的商船和龐大的海上私人武裝，成爲當地名副其實的“海皇帝”。同時，當地還生活着人數多達3000人的宗室成員，自建炎南渡隨南外宗正司遷居至此，已生息繁衍百餘年時間。如此龐大的宗室集團，居住在蒲氏家族實際控制的泉州，無形之中便成爲他們手中的人質，這自然給了蒲壽庚和朝廷對抗的砝碼。
就在蒲壽庚主政福建後的第三年(1276年)，蒙元大軍攻破南宋行在臨安城，將趙家皇室擄往北廷，而堅持抵抗的南宋遺臣，則在陳宜中、陸秀夫、張世傑等人的帶領下，奉趙昰、趙昺兩位親王繼續南下抵抗。流亡朝廷在南下過程中，不斷與蒲壽庚聯繫，希望能借助蒲氏家族強大的海上力量，繼續在閩粵沿海地區堅持抗元，並以泉州作爲行在。
然而等到流亡朝廷抵近泉州時，早已和蒙元暗通款曲的蒲壽庚下令“閉門拒命”，禁止宋軍進入泉州。張世傑等人在泉州海上盤桓數日，始終無法說服蒲壽庚開門，無奈之下只能撤往廣東。爲報復蒲壽庚的抗命行爲，張世傑以船舶軍資不足爲由，“掠蒲氏海船二千艘，沒其貨物”。而遭受巨大損失的蒲壽庚此時怒火中燒，既然幹不過張世傑的軍隊，於是便將報復的矛頭指向留居泉州的宗室子孫，“乃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人數大約有3000人之巨!
與宋廷徹底撕破臉的蒲壽庚，此時死心塌地充當蒙元滅宋的海上“馬前卒”，將手中掌控的海上力量交給元軍，用於追擊殘宋軍隊，並最終在崖山海戰中全殲宋軍，導致南宋的最終覆亡。事後，蒲壽庚的合作態度受到蒙元的大加獎賞，官至江淮等處行省中書左丞兼泉州分省平章政事。蒲壽庚死後，他的子孫在元朝仍然備受尊崇，仍充當着泉州一帶“海皇帝”的角色。
然而數十年後，到了元末時期，蒲壽庚家族眼見風向要變，又想故伎重演，於是勾結當時的提舉泉州市舶使、色目人那兀納作亂，以求爲新朝提前“效力”。但此次命運給予蒲氏家族的則是滅頂之災，亂兵被元軍強力鎮壓後，定居在泉州的外商隨即被集體屠殺，“閉門行誅三日，凡西域人盡殲之，胡發高鼻有誤殺者”。元兇蒲氏家族被滅門，蒲壽庚等人則被掘墳戮屍，“凡蒲屍皆裸體，面西方”，“悉令具五刑而誅之，棄其胾於豬槽中”，極盡侮辱之能事。
明朝立國後，因爲痛恨蒲壽庚忘恩負義的無恥行徑，明太祖下令嚴懲倖存的泉州蒲氏族人，男性全部充軍流放，女子則全部爲娼爲奴，終明一朝，永不得登仕籍做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