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芳不僅在政治.上妄作非爲，在生活上也是荒誕不經，甚至是衣冠禽獸。據《萬曆野獲編》記載，廣西田州土司岑浚被治罪處死後，其妾成爲叛逆家屬當沒官。焦芳得知此妾美而豔，便行貼把她弄到手，安置專房尋歡。其後，她與焦黃中暗地私通。焦芳知道後，父子倆爲這女人而“爭鬥於室”，演出了一場爭風吃醋的醜劇。據推斷，焦芳這時已屆花甲之年了。可見其腐朽糜爛之極。
焦芳甘當劉瑾的走狗，歸根到底，還是爲了刮取更多的財富，以供享樂。劉瑾得勢，前後不過五年，卻通過索賄等手段攫取了鉅額財富。焦芳更是從中漁利。“四方賂瑾者，先賂芳”。另據《玉堂叢語》載:“四方賂瑾者，首具三分之一賂芳。”然後才由焦芳轉給劉瑛。可以想見，焦芳所攫取的財富也是不少的。此外，他也直接索賄。如前所述，他們父子倆受了別人賄賂，爲他們要官索職，連張探也給惹煩了。焦芳得勢數年、居然成了一個大暴發戶，“居弟宏麗，製作勞數郡”，積財如山。後來趙鑊領導的農民起義軍焚燒其房屋，從他家的地窖和牆壁中“皆得藏金”。
貪婪的私慾促使焦芳甘當劉瑾的犬馬，同時也導致他爭權失寵，聲名狼藉。他投靠了劉瑾，其後又被劉瑾一腳踢開，重要原因之一，是由於閹黨內部分贓搶食引起的。如上所述，焦芳借劉瑾之名，受了不少賄路。張探對他受賄賂，引薦私人，非常惱火。段靈原是焦芳的人，後來看到張盛焦衰，便轉而投靠了張探，與張釋一起向劉瑾揭了焦芳的隱私，“瑾見芳大通賄賂，始悟其好，日:誤我者，斯人也“亦心惡之”。於是經常找他的岔子。焦芳和岑浚麗妾尋歡作樂，卻和自己老婆反了臉，“欲持刀殺之。”對此劉瑾曾“對諸司斥其過。”焦芳爲其子廷試未得一甲而常大罵主考官李東陽，連劉瑾聽了也不以爲然地說:“黃中昨在我家試石榴詩，甚拙，顧恨李耶?!”正德五年四月，寧夏安化王真潘的叛亂被平息，朝廷派使者安撫。焦芳乘機沽名釣譽，準備讓其子焦黃中出使。劉瑾便在衆人面前申斥焦芳，“並怒禮部官不當承順芳意”，使焦芳窘困萬狀。他已看出情不妙，知道“不可復留”，遂於正德五年五月“疏乞歸老”。這也算是自作自受吧。
劉瑾專權亂政，惡貫滿盈。在內部的激烈傾軋中，最終失敗，於正德五年八月被誅。他的一幫黨羽也自然被送上了斷頭臺。但是在這之前三個月，被劉瑾申斥而“乞歸”的焦芳，只被職爲民，卻保住了性命。對此，天人共怒，憤而討之。浙江道監察御史舒晨等向朝廷劫奏說:“芳、宇已閒住致仕，然罪惡深重，必重治乃快人心。”南京十三道御史張球等也劫奏:“焦芳、劉宇首爲阿附，同惡相濟，其罪尤著，乞將芳、宇仍加重罪追奪封浩”。甚至連劉瑾的侄子劉二漢在被殺前，還憤憤不平地說:“吾死固當，弟吾家所爲，皆焦芳與張探耳。今舞與我處極刑，而芳獨晏然，豈非冤哉。”
廣大人民羣衆對這些閹黨奸按更是恨之入骨。焦芳致仕歸家的第三年，即正德七年二月，農民起義軍攻破泌陽後，抄了焦芳的家，挖其祖墳。因沒抓住焦芳父子，便把他的衣冠掛在樹上，起義軍領袖趙鍵拔劍斬“首”，說:“吾爲天子誅此賊”。還嘆道:“吾不能手刃焦芳父子以謝天下，死有餘恨!”
焦芳雖被天下唾棄，但這種利令智昏的奸R小人，總是賊心不死的。在焦芳致仕後，其子焦黃中仍任侍讀學士。劉瑾伏誅後，朝臣交幼，“削其官、黔黃中爲民”。但沒過幾年，焦芳又企圖死灰復燃。他重演故伎，派兒子以金寶賄賂權貴，“上章求浦雪復官”。然而，時移世易，此時已非劉瑾、焦芳的天下了。吏部不僅駁回疏章，而且奏請“械繫黃中法司，以彰天討”。焦黃中嚇得“狼狽遁走”。
焦芳這個一生作惡多端的奸按，僥倖地免於與劉瑾等同罪當誅的下場，於正德十二年競得“良死”。但不管焦芳是如何結束自己罪惡的一生的，他的所作所爲，在歷史上已給自己作出了結論:他是一個不齒後世的奸按小人。《明史》把他置於《閹黨列傳》之首，絕不是偶然的。
焦芳是我國封建專制時代的畸形兒。但是，由於那個特定社會的內在基因，焦芳卻不是唯一例子。如果他是一面鏡子的話，那麼，既可以反照那個時代，也可以折射於後世，我們從中不是可以得到很多令人深省的啓示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