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心隱，明思想家。原名樑汝元，字柱乾，號夫山。江西吉安府永豐縣人。早年放棄科舉，接受泰州學派思想，致力社會改革，進行理想社會實驗，曾被捕入獄。因參與彈劾嚴嵩，事泄後改名換姓，逃到南方。後在湖北孝感講學，因反對張居正再遭通緝。萬曆七年被捕，寧死不屈，被杖斃獄中，肆屍都市。他認爲人爲天地之心，心是太極，性即是欲。反對“無慾”，主張“寡慾”，與百姓同欲，提出“無父無君非弒父弒君”，五倫中最重師友。被統治者稱爲“妖人”、“逆犯”、“盜犯”、“奸犯”。
張居正，字叔大，號太嶽，湖廣江陵人，明政治家。萬曆年間任相時毀天下書院，禁聚徒講學，推行一條鞭法等，這些措施遭到何心隱的公開反對。
閒翻明人張大復《梅花草堂筆談》，其卷二齒豁條雲：予嘗有言，豪傑無平交，真人無知己。近世以來，如張江陵必殺何心隱，而心隱自謂必有江陵之縛。夫心隱何如人耶?當其面面相覷，不閃一談，一恢彌天之網，沼之釜中;一投必死之淵，馴其機彀。目精相喻，肝膽盡出，心隱再活不得一着，江陵再寬不得一籌，所謂真人之知己，非耶?
說張居正與何心隱是“知己”，這聽起來似乎有點怪，可仔細想來，這話卻大有意味。“知己”這詞照字面來講，無非是彼此相知意思，倒不一定要志同道合。還在張居正任國子監司業時，何、張二人見面，觀點情緒尖銳對立，事後何心隱便預言：張“異日必當國，當國必殺我”。中國古人有“士爲知己者死”的話，看來這倒可以分作兩種：一種是知己有德，士願爲之死;另一種則是知己有力，他可以致你於死，張居正與何心隱就是這樣一個例子。
何心隱到底是否死於張居正之手似乎是一筆糊塗帳，因爲杖殺他的是湖廣巡撫王之垣，然而心隱臨死前對王之垣說：“公安敢殺我?亦安能殺我?殺我者張居正也。”按容肇祖先生的說法，“殺何心隱的實情，不必出於張居正的意旨，而爲媚張居正的人所發縱指示的”。其實，便是認定張居正爲禍首也不算冤枉他，他在《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中說：”不許別創書院，羣聚徒黨，及號召他方遊食無行之徒，空譚廢業。”而何心隱是爲了講學辦學耗盡家財也不惜的，他辦的宗族學校也許是古代中國最成功的“鄉村教育”，張居正自是容不得他，至於動手，那當然不必親自出馬。清人金植《不下帶編》卷一有云：“況他人耶?一分權勢，一分造孽，非必自造，代之者衆矣!”這的確堪稱警語，好像是王陽明說過的吧，“心念一動，即是行了”，這在平民百姓恐怕還不至於出什麼危險，可是在操縱權柄的人就不同了，若是有什麼邪念或者惡念，那也許就真是“行了”，此無他，“代之者衆矣”，張居正能不負一點責任嗎?
作爲一個政治家，張居正的才幹在明代可稱罕有其匹，乃至有人稱“明只一帝， 高皇帝是也;明之一相，張居正是也”，其萬曆新政之有功於國也是史有定評。然而他在小節上是不無可議的，《明實錄》稱他“褊衷多忌，小器易盈，箝制言官，倚信佞幸”也是實情，有時他的手段還相當辣。屈殺一個何心隱，在他當然只是一個小節問題，所謂小眚不掩大德。可是何心隱這一面看，這樣說就未免太不公平，因爲你的小節要了他的大命。
所以說，我們求知己，若是遇上一個表裏澄澈、推誠相見、服我以德的知己，那自是值得慶幸的事，便是生命，雖說只有一次，也不必寶貝得捨不得拿出去;若是遇上一個有力的知己，今天與你詩酒唱和，明天保不定“小節”出了問題，弄得你膽顫心寒，那倒不如先就採取作揖主義，敬而遠之，彼此不知的好。張居正和何心隱都是封建時代的人，這封建時代還真有些夠嗆的事，當年范蠡五湖泛舟去，算是夠知趣(趣者，趨也，不妨如此一解)，然而若是慢了一着，怕也要“士爲知己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