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治與武功是歷代統治者處理民族問題的兩手策略,東晉南朝長期與北方政權對峙,生存受到威脅;政府編戶不多,而少數民族人口衆多,據地甚廣,因此,東晉南朝政府一面採取以羈縻爲主的民族政策,儘量避免激發民族矛盾,一面又急切地欲將其納入州郡體系,實現編戶化,以便獲取賦役,於是屢興征伐。恩撫與征討交替使用,以便獲得最佳效果。東晉南朝的討伐政策大體可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東晉至劉宋元嘉前期,民族政策以撫爲主,討伐是小規模的。東晉是典型的門閥專政時期,皇權降到低點,地方控制乏力,對民族地區更是“羈縻而已,未能制服其民。”
但一些握有實權的地方將領爲“貪利”而多有徵討之舉,然規模一般不大。東晉末年,劉裕執掌朝政,加強中央集權,也強化了對民族地區的控制,在襄陽設寧蠻校尉,在西陽蠻周圍諸郡增設鎮(寧)蠻護軍;元嘉時期在蠻族聚居郡縣設置強大的軍府,就近監控與征討。如《宋書》卷77《沈慶之傳》說晉末宋初,趙伯符爲竟陵太守,多次征討竟陵蠻,後又討西陵蠻。同書卷68《南郡王義宣傳》雲:元嘉九年,“時竟陵羣蠻充斥,役刻民散,改封南譙王。”說明竟陵郡伐蠻是經常性的。但從東晉義熙年間劉裕掌權到元嘉前期,劉裕父子忙於穩定內部政權,以休養生息爲執政指南,對蠻夷採取防禦態勢,以撫爲主,如張邵在雍州激怒羣蠻,政府沒有派兵鎮壓,而是派遣善撫蠻夷的劉道產前往招撫。
第二階段是元嘉後期,大規模伐蠻。這次伐蠻的重點是以襄陽爲中心的沔北蠻(雍州蠻、緣沔蠻),時間長,從元嘉十九年直到二十八年,戰伐慘烈,“命將出師,恣行誅討,自江漢以北,廬江以南,搜山蕩谷,窮兵罄武,繫頸囚俘,蓋以數百萬計。至於孩年耋齒,執訊所遺,將卒申好殺之憤,干戈窮酸慘之用,雖雲積怨,爲報亦甚”。據《宋書·沈慶之傳》,僅沈慶之所獲俘虜有具體數字者相加就得十八萬之多。這次伐蠻與劉宋經營襄陽,以之作爲北伐基地有關。隨着國勢增強,劉宋北伐慾望高漲,襄陽特殊的戰略地位,決定經營襄陽成爲必要,元嘉二十二年,劉宋首次以皇子出鎮襄陽,二十六年,又割荊州數郡實雍州,強化僑雍州的實力。
劉宋對襄陽地區的經營必與該地蠻族發生衝突,襄陽地區在魏晉十六國時期,兵連禍結,民戶流荒,蠻族則乘機出山,“緣沔而居”。政府對襄陽地區的經營,試圖將蠻族納入州郡體系,一則以便徵求賦役,二則爲北伐消除後顧之憂。北伐在即,更欲儘快將蠻族征服,故不惜調集重兵,予以剿殺。但這種高壓政策也難奏效,二十八年,隨王誕即欲招撫,“是歲,滍水諸蠻因險爲寇,雍州刺史隨王誕遣使說之曰:‘頃威懷所被,覃自遐遠,順化者寵祿,逆命者無遺,此亦爾所知也。聖朝今普天肆告,許以自新,便宜各還舊居,安堵復業,改過革新,於是乎始。’先是,蠻帥魯奴子擄龍山,屢爲邊患。魯軌在長社,奴子歸之,軌言於虜主,以爲四山王。軌子爽歸國,奴子亦求內附。”元嘉後期的伐蠻也是有針對性的,主要是沔北蠻,而對西陽蠻則以撫爲主,以西陽蠻設置了大批蠻左郡縣。
第三階段,從元嘉末年到南朝末期,對邊境蠻族以撫爲主,加強了對腹地蠻夷的征伐。元嘉二十七年到二十八年的宋魏之戰,基本造成北強南弱之局面。此後北方政權步步南逼,開始與南方爭奪邊境蠻族;南朝政府內亂不止,對北朝只能採取守勢,邊境蠻族成爲南方政權的“北境捍蔽”和“矛盾”,南方政權對北邊蠻族基本採取安撫之策,大批蠻酋封官拜爵。與此相反,劉宋元嘉以後,南朝政府加緊了對腹地蠻夷的控制,屢興伐掠,民族衝突不斷,這與南朝政局密切相關。
元嘉末年以後,南方疆土日整蹙,內亂頻仍,吏治日墮,財政日緊,《宋書》卷92《良吏傳》序雲:“暨元嘉二十七年,北狄南侵,戎役大起,傾資掃蓄,猶有未供,於是深賦厚斂,天下騷動。自茲至於孝建,兵連不息,以區區之江東,地方不至數千裏,戶不盈百萬,薦之以師旅,因之以凶荒,宋氏之盛,自此衰矣。”孝武帝曾下詔承認,“頃歲多虞,軍調繁切,違方設賦,本濟一時,而主者玩習,遂爲常典。”《南齊書》卷40《竟陵王子良傳》雲:“宋世元嘉中,皆責成郡縣;孝武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役勞擾。”
宋孝武帝開創的這種遣臺使追繳賦稅的制度在南朝後期似仍得保留,從蕭子良上書可知,至少蕭齊仍在實行。樑代賀深曾雲:“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衰削,更相呼擾,莫得治其政術,惟以應赴征斂爲事。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於大姓,或聚於屯封,蓋不獲已而竄亡。”連封建史家沈約都哀嘆“其將盡民命乎?”在此情況下,開拓民族地區的賦役資源成爲必要,而吏治的腐敗更加劇了對民族地區的侵掠。武力討伐是處理民族問題的一種極端手段,往往給少數民族帶來深重災難,但在古代社會,武力討伐又往往成爲文化傳播的一種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