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王朝與國家，發展到一定時期，總會在諸多方面出現痼疾。而當政者爲挽救國運的頹勢，也總會採取某些變革的措施。雖然有些變革在短期內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從長期來看，卻並不能改變其國運頹勢的走向(如春秋時期的鄭國子產變革，戰國時期的魏李悝、齊鄒忌、楚吳起、韓申不害等人的變革，乃至北宋的王安石、明末的張居正等變革等)。
戰秦的商鞅變法，可以說是我國幾千年歷史上，變革較爲成功的罕見案例了，這又是爲何呢?任何變革都是對利益的重新調整與劃分，其必然會觸犯既得利益者。就如同一塊蛋糕，蛋糕就那麼大，怎麼分都會有人不滿，失去利益的一方必將尋找機會進行反撲。這也是歷來變革者下場都比較悽慘的原因所在。
唯一能安撫他們的辦法就是將蛋糕做大，這樣纔會讓各方儘量滿意。而舊時的我國是小農經濟，其產出可以說是定量的，也就是說蛋糕並不存在做大的可能。而商鞅變法的核心思想就是“利出一孔、獎勵耕戰”，其變法的成功就在於其能夠通過戰爭的手段將這蛋糕做大。通常，我們都說是商鞅變法讓秦國變強，以致其屢戰屢勝。但事實上，是兩者互爲促動，商鞅變法促使了秦人對戰爭的狂熱。而戰爭的勝利又保障了商鞅變法得以在秦國推行。
如果說，商鞅變法後的秦國，在其前幾次的戰爭中都不能獲利，那麼其變法也就早夭折了。秦統一天下的進程，都可以通過這種對外戰爭的手段，獲得外部資源補充，這也是秦人好戰的根源所在。我們對比秦朝的版圖與清末漢人的主要聚居地--“關內十八省”，就可以發現兩者的版圖基本相當。秦朝的疆域就約相當於清末的“關內十八省”+明末的遼東都司。
我們雖漢唐時期都大力的開拓西域，但是卻也只是在軍事上的駐守而已，以當時的條件並不能遷徙內地的漢人去那裏生活居住。所以也並不能落到多少實處，其補給全仰仗內地，而且補給運輸的損耗又過大，對帝國的財政上着實是不小的負擔。至明太祖朱元璋期間，其時，日本對大明無禮，朱元璋還是強忍怒火將日本等國列爲永不征討的國家。
這並非當時大明欠缺征討的軍事實力抑或朱元璋有好生之德、不願妄動干戈。而是其看出征討日本等國無利可言，得其地不足耕、得其民不足使，所以征討日本等國也不過是徒耗錢糧、徒流將士鮮血而已。所以說秦朝在當時，已經擴張到農耕民族的極限了(東至大海，西抵高原，南達嶺南，北到戈壁)。
但秦並天下後，情況卻不同了。秦法嚴苛，視山東六國舊地的百姓如奴僕，肆意驅使，而無任何恩德可言。秦奮六世之餘烈兼併天下的同時，也積了六世之餘怨。秦自商鞅變法後，出關與諸侯戰，採取的斬首授爵制，屠戮山東六國軍民太重(秦軍的斬首業績中，其中絕大部分都是戰俘與平民)。秦人的殘暴無道，終於招致了山東六國皆反(秦人之所以不反，是因爲秦人是既得利益者，將其自身的矛盾與痛苦全部轉移到山東六國百姓的身上)。
而此時，山東六國故地皆反。就使得秦國當初併購過來的良性資產頓時全轉化爲公司壞賬，不但無法再通過戰爭以獲利，反而需要燃燒帝國自身的脂肪以去平定山東六國故地的叛亂。從戰爭獲利模式到戰爭消耗模式的轉變，商鞅變法的那一套構思也就自然玩不轉了。
秦以後的王朝，其痼疾也通常出現在人口六千餘萬的高峯期。某些史書通常將之歸結於“土地兼併、吏治腐敗”。其實，其本質就在於人口與資源的矛盾。土地再兼併，那些大地主們也不是自身耕種，而是依賴於依附他們的百姓去耕種。而此時的變革，也就自然難見效用了(除非是生產方式發生重大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