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滅佛，是唐武宗在會昌年間，由唐武宗發起的大規模拆毀佛寺和強迫僧尼還俗的毀佛運動。
唐代後期，由於佛教寺院土地不輸課稅，僧侶免除賦役，佛教寺院經濟過分擴張，損害了國庫收入，與普通地主也存在着矛盾。唐武宗崇信道教，深惡佛教，會昌年間又因討伐澤潞，財政急需，在道士趙歸真的鼓動和李德裕的支持下，從會昌二年(842年)開始漸進地進行毀佛，在會昌五年(845年)達到高潮，於會昌六年(846年)武宗死後終止。在毀佛同時，景教和祆教也受到波及。但由於當時地方上藩鎮割據，唐中央命令因而不能完全貫徹，如河北三鎮就沒有執行;有的地方執行命令不力，各地毀佛規模不一。佛教徒稱這次毀佛運動爲“會昌法難”。宣宗繼位後重拾佛教，敕復佛寺。
會昌二年(842年)，十月九日，武宗頒佈敕書，要求有異行和不守戒的僧尼還俗，“天下所有僧尼解燒練、咒術、禁氣、背軍、身上杖痕鳥文、雜文功、曾犯淫養妻、不修戒行者，並勒還俗。若僧尼有錢物及谷鬥、田地、莊園，收納官。如惜錢財，請願還俗去，亦任勒還俗，充入兩稅徭役。”
之後又頒佈一份敕令，要求限制僧尼所蓄奴婢數量，並強調奴婢不得削髮剃度，這是爲了避免賤人階層人口的流失。
至會昌三年(843年)正月十八日，京城”左街還俗僧尼共一千二百三十二人，右街還俗僧尼共兩千二百五十九人，“
會昌三年六月十一(或十二)日，武宗誕日，按慣例召佛道入宮論議，但只賜道人紫衣，不準僧人着紫，時太子詹事韋宗卿進所撰《涅槃經疏》二十卷、《大圓伊字鏡略》二十卷，被武宗下令焚燬，敕中書門下，燒燬其宅內草本，不準外傳。敕令中說，“(韋宗卿)忝列崇班，合遵儒業，溺於邪說，是扇妖風。······況非聖之言，尚宜禁斥，外方之教，安可流傳。”
會昌三年九月，昭義鎮將反叛，朝廷發兵攻打，同時收捕昭義在京留後院押衙僵孫，其人走脫，傳言已剃頭。兩街功德使進而搜查城中僧人，並演變爲對公案無名僧、近住寺僧和新裹頭僧的清洗活動。
會昌四年(844年)三月，敕下不許供奉佛牙，五臺山、泗州普光王寺、終南山五臺、鳳翔府法門寺藏有佛指節的寺廟，禁止置供巡禮。進而打擊佛教的宗教聖地，造成四處靈境絕人往來，無人送供的局面。
會昌四年武宗誕日，不再請僧人入宮。
圓仁記載，“功德使帖諸寺，準敕不許僧尼街裏行犯鐘聲，及向別寺宿經一夜者，科違敕罪。從前不準午後出寺，今不許犯鐘聲。“官府不僅干擾寺廟的日常活動，還意圖阻斷寺廟間的人員流動和聯繫。
會昌四年七月或閏七月，敕令毀拆天下山房蘭若、普通佛堂、義井村邑等未滿二百間、不入寺額者，其僧尼等盡勒還俗。京城坊內佛堂三百餘所，以及佛像、經樓等併除磬盡。諸道天下佛堂院等，尊勝石幢、僧墓塔等，皆令拆毀。
會昌四年十月，敕令拆天下小寺，經佛搬入大寺，鍾送道士觀。被拆寺不依戒行的僧尼、年少有戒行的僧尼，盡令還俗，遞歸本貫。仍存年老有戒行的僧尼，許配大寺，京城就拆毀了三十三座小寺。這條敕令目的尤爲明顯，年少還俗就是爲了與寺廟搶奪勞動力，至於年老許配大寺，則是爲了避免遣返老僧後增加地方的壓力，把老僧的供養壓力轉移到大寺身上。
會昌五年三月，敕令不許天下寺院建置莊園，又令勘檢所有寺院及其所屬僧尼、奴婢、財產之數。
會昌五年四月，下敕滅佛，規定西京長安只能保留4座寺廟，每寺留僧10人，東京洛陽留2寺，其餘節度使的治州共34州留1寺，其他刺史所在州不得留寺。其他寺廟全部摧毀，僧尼皆令還俗，所有廢寺銅鑄的佛像、鐘磬全部銷熔鑄錢，鐵鑄的交本州銷鑄爲農具。
另外還敕令”外國(僧)等，若無伺部牒者，亦勒令還俗，遞歸本國者。”
會昌五年五月十四日，日本僧侶圓仁假裝還俗，離開長安，在前往海岸一路中，留下了關於各地毀佛狀況的詳細筆記。
會昌五年八月，對毀佛規模進行了統計，“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爲兩稅戶十五萬人。”。
會昌六年，武宗駕崩，毀佛停止，宣宗繼位後重新鼓勵佛教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