酗酒早已成爲蘇聯社會的一種痼疾，一種政治的、經濟的、道德的痼疾。酗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歷史根源、社會生活條件、生活放縱、缺乏與這一痼疾作鬥爭的意志和其他許多原因。上任伊始，戈爾巴喬夫就在工作日記中寫道：“1985年3月27日。1.質量，2.反酗酒，3.低收入居民……”
戈爾巴喬夫
在1985年4月4-6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在就“與酗酒和酒癖作鬥爭”問題的討論時，戈爾巴喬夫堅持加強與酗酒作鬥爭，指出了酗酒的社會和生產遺傳後果，提出要採取強硬措施加以整頓。
但是，戈爾巴喬夫的提議受到與會的蘇聯計劃委員會、商業部、加工工業的領導和一些農業專家的質疑。他們極力堅持自己對“酒”的態度。他們說，這樣一來國家在預算方面要損失幾百億盧布，葡萄種植園也會遭受損失，許多葡萄酒廠的機器設備將要報廢。在國家計委副主席試圖證明限制酒類銷售會衝擊預算，無法彌補50億盧布的“伏特加酒錢”，戈爾巴喬夫怒氣衝衝地反駁道：“你打算坐着伏特加進入共產主義!”
嗜酒如命的俄羅斯人
於是，禁酒運動在社會範圍內展開。減產的不光是白酒，還有白蘭地、幹葡萄酒、香檳酒。進口酒類的數量也急劇減少，這使得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釀酒業面臨經濟破產的危險。運動高潮時甚至連酸牛奶也差點遭禁，因爲懷疑它也是酒精飲料!所有這一切即使不是有害和危險的，也是可笑的。在未建立起一個完整的國家管理法律體系之前，唯意志論就始終是現實危險，它會帶來一切可能的惡果。
首先，國家財政受到嚴重削弱。反酗酒運動的一個結果，是政府減少了數百億盧布的稅收，並第一次出現了鉅額預算赤字。雷日科夫估計，從1986-1988年的3年時間，國家稅收減少了670億盧布，按照當時的官方兌換率爲1000億美元。在國家計劃委員會、財政部、農業部，人們試圖放慢一下解決問題的速度，至少遵守決定中規定的數字，然而這件事主要由黨的監察委員會管，他們的態度是堅決的。戈爾巴喬夫說，“當大家肩並肩坐在政治局會議裏時，都慷慨激昂地主張根治酒害，而當我私下與他們中的一些人個別交談時，他們卻一個勁地咒罵那些決定，反對降低酒類生產的速度，據我所知，他們自己的嗜好都沒有改變。”
禁酒宣傳
其次，社會犯罪現象急劇滋生。對伏特加的需求爲犯罪分子提供了機會，該政策導致了有組織犯罪活動的突然增長。與美國的禁酒時期相類似，當然是出於良好意圖的改革者反酗酒即興之作，尚在俄國的“芝加哥男孩”出現之前，就生出了蘇聯的“芝加哥黑手黨”。往後除了酒類黑手黨之外，又新增了石油黑手黨、鋁業黑手黨、銀行黑手黨等等“弟兄”。緊跟他們之後，“政治黑手黨也理所當然地出現”。
再次，損害了人民的改革熱情。就負面影響來看，這場運動在社會和心理方面的後果也不小。讓人不禁想起一句俄羅斯諺語：“你強迫傻瓜禱告上帝，他會把腦袋磕破。”酗酒如同在全世界不受歡迎一樣，在俄羅斯也從未有過好名聲。正常的勞動道德譴責工作時間酗酒。但是，飲酒已成爲人們日常生活和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成爲婚禮、喪禮和重大節日必不可少的標誌。不能用自己的錢購買沒有被禁的(!)伏特加，全國所有成年人處於被控犯有酗酒罪的狀態，只會使行爲能力被限制者火冒三丈。在整個城市或大城區的兩三個商店前排着長長的隊伍，成千上萬的人用生動、“慷慨激昂的語言”數落禁酒運動的始作俑者米·謝·戈爾巴喬夫和他的戰友。可是對投機的酒商來說，有了大有作爲的機會。不管白天還是夜間，只要付出兩倍的價錢，任何時候能從出租車司機手中買到酒。“官方反酗酒鬥爭的愚蠢在於，它使國內切實可行的不飲酒運動告吹。”
酗酒的人
最後，戈爾巴喬夫的聲望受損。如此輕率地作出的決定給國家的經濟和領導人的威信造成了嚴重的影響，人民不理解也不接受這些倉促採取的措施。許多人後來認爲，禁酒令是改革計劃中唯一實現的決定。“但這種看法不對，這項決定並未貫徹到底。中央委員會收到數千封憤怒的來信，那些當初呼籲同酗酒作鬥爭以挽救自己瀕臨離散的家庭、使丈夫和孩子免受病痛折磨的婦女們，這時卻請求增加白酒銷售量，因爲男人們又改喝香水和牙粉了。在國內，人民同政府和執法部門展開了一場地下鬥爭，最主要的是，國家的酒類專賣權被破壞了，而且簡直無法恢復，到處都有人私自釀酒，而釀酒原料主要是糖。從那時起，酒和食糖的問題成了居民最緊迫、最頭疼的問題，同時對黨和戈爾巴喬夫也造成很不好的影響。”
反對aqc
禁酒運動聲名狼藉，到1988年便無聲無息地壽終正寢了。但是，反酗酒運動卻成了具有獨特象徵意義的改革標誌。它足以說明戈爾巴喬夫最初的實際步驟是怎樣地考慮不周，其中包含了他的政治失誤、經濟失誤和心理失誤。“果然不出所料，就連專制時代或者極權主義時代最果斷的執政者都未敢嘗試的、通過命令方式達到俄國人人清醒的做法，以徹底失敗而告終。它在國家預算中留下了第一個、不過也許是致使的窟窿，還留下了理所當然地冒出的生產和地下銷售家釀燒酒和伏特加酒代用品的黑手黨……以及數百則笑話，嘲諷的對象自然是‘改革之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