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要是中國文化史沒有莊子這樣的哲學家，中國哲學的氣韻一定會輸不少;要是中國文學史沒有《莊子》這部奇書，中國文學的明燈一定會黯幾分。歷經兩千多年後的今天，我們談莊子、看莊子，他是一個人?一部書?一個夢?還是一種文化現象?誰也說不清楚。我們霧裏看花，但我們知道那是花，而且不是普通的花，那是怒放在中國文化源頭的一枝奇葩。
戰國中期，天下亂得一塌糊塗，亂得看不到一點文明的影子。莊子是一個單薄的書生。他看上去再普通不過，個子矮瘦，家境不富也不貧寒，生性機智，好讀書，好遠遊，好與三教九流爲伍。那個時候出版社極少，書也極少，所以莊子三下兩下就把天下的書讀完了。生逢亂世，遠遊也不是好玩的事情，但莊子爲了開闊眼界，執意從老家宋國蒙邑出發，往南遊歷楚越之地。爲什麼選擇楚越呢?一是因爲他最佩服的文化大師老子是楚國苦縣人，二是因爲楚越相比中原擁有獨特的民俗風情，那裏的“野”、那裏的“蠻”，十分貼切他心目中“無聖無盜”的“至德之世”。莊子特別不喜歡聖人。他有一句名言：“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莊子並不是故作驚人之語，七雄相拼，你死我活，哀鴻遍野，你說能把“聖人”的牌位擺在哪裏?莽莽暴君，赳赳武夫，有的是殘忍心性，有的是虎狼之師，他們就缺“聖人”那一套主義和理論。聖人爲暴政張目，爲惡行壯膽，爲陰謀增色，你說莊子恨不恨聖人!遠古的聖人，像堯呵舜呵，莊子懶得答理，太遠了，打個招呼都很費力。莊子毫不留情地拿了最近的聖人開刀，好在那個時候大盜多，聖人也多，其中傑出代表就是長得酷似陽虎而差點捱打的孔子。莊子其實最欣賞孔子兩樣東西，一是學識，一是意志力。但他認爲孔子沒有把這兩樣東西用對地方，他用了它們周遊列國，企圖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結果累累若喪家之犬。所以，莊子也最討厭孔子兩樣東西，一是好爲人師，一是張口賢閉口禮，不管現實世界如何傾軋，如何動盪，一個勁念自己的經，說得好聽點是書生氣，不諳世事;說得不好聽那就是虛僞。後世不知有多少儒生中了他們先祖孔夫子的邪氣，一邊高唱修齊治平，一邊把自己的腦袋搖得像貨郎鼓，卻沒幾個人聽。“百無一用是書生”，莊子早就看不慣與看不起儒家這種作風。
莊子喜歡老子。老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有名有姓的大學問家、大思想家、大作家、大隱士，他作古正經教過孔子的課，雖然教的只是選修課，但孔子多次在《論語》中炫耀他和老子的師生之誼，好像時下許多人到某“大師”門庭一坐就自稱學生一樣，孔子在那樣競爭激烈的社會環境中，亦不能免俗。當然，孔子聽老子的課不是爲了名份，而是真正擴大自己的知識面，爲他致君堯舜打下紮實基礎。莊子把老子當作自己的精神導師，懷念他，學習他，但並不是亦步亦趨，否則就不是莊子了。莊子尖銳批判孔子的虛僞，也不認同老子的虛幻，老子皓首窮經，仙風道骨，他的學問和智慧直怕兩千五百年來都是天下第一，可他不立文字，他蔑視世俗，躲避喧囂。本來還在周王朝的守藏室當了一個史官，因王室內亂，他辭職去都。至函谷關，一個叫喜的守衛勸他留下一部書，他就留了洋洋五千言，名爲《道德經》。莊子覺得老子這麼做太玄了，不值得，要不是函谷關還有個認得老子、愛讀書的守衛，中國文化史該會有一個多大缺口啊!
莊子既不像孔子那樣，囂然塵上，到處求官;也不像老子那樣，甘弱守雌，遁身避世。他當隱士選擇了“陸沉”，意即“自埋於民，自藏於畔”。現實是不可逃避的，你必須生活在人羣當中，但你的心可以沉下去，可以沉溺於思考和狂放之中。跑到山上去當隱士算不得本事，在鬧市中能夠清心寡慾、寧靜致遠，纔是真正的卓爾不羣。莊子追求的“大道”，不是寂無一人，而是如何在人羣中、在社會中海闊天空。所以，莊子寫的《養生主》不是我們現在的美容保健手冊，而是探討如何處理自己和他人、社會的複雜關係，於荊榛遍地中得一安身立命之地。莊子認爲，要達到這樣的效果，惟一的辦法是“與天爲徒”，而不能與人爲徒，一旦與人爲徒就會產生秩序和等級，而與天爲徒，則衆生平等，只有在天面前，人是不需要遮掩的。你狂放也好，墮落也好，平靜也好，在天那裏都只有一個不經意的表情，無論花朵的暗香，抑或雷霆的震怒，都不能讓天動容。“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不可奈何是社會的事，個人無能爲力;但安之若命則關乎個體存廢，對生命的珍愛與護惜是每個人一生中最艱深的課題。
這個“知”字非常重要，莊子不主張祛智守愚，他主張“知”，就是說你不那樣做，你還要明白爲什麼不能那樣做。出世與入世都好，人各有志，但如果你沒有把道理悟透，出入都會碰壁。很多人在生活中上下無據、進退兩難，就是因爲沒有悟透。“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莊子講這句話的時候，我們想象得出他那苦口婆心的樣子。可見，莊子的逍遙不是與世隔絕，而是“與物爲春”;不是外表散漫，而是內心和豫;不是追求生活的隨心所欲，而是講究生命在亂世中的安頓。治世中的飄逸只能算是自然的舒展，而亂世中的平和纔是一種洋溢着生命氣息的浪漫。於是，莊子主張忘形，忘形就是把形體層面的東西從心靈中驅逐出去，所謂放浪形骸、澡雪精神，拘於形則人的精神無法得到解放，放棄形則名繮自解、利鎖自落，整個人都會輕鬆自在。爲了強調忘形，莊子不惜走極端，搬來一些佝僂斷足的人，像支離疏、王駘等，以形體的殘缺來襯托他們德性的光輝。這種對比恰好讓我們看到莊子激揚弘厲、憤世嫉俗的一面。形如槁木不是平和，死氣沉沉更不是平和。殘疾人在任何社會環境中都是社會的底層，莊子卻視之如寶，奉若上賓。肢體強健的人，深受奔波勞碌之苦，以好惡得失內傷其身;殘疾人飽經虐待，受盡貶抑，反而心如止水，德似滿月，最終能歸於寂靜。
“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乎大哉，獨成其天。”這個小與大，不是指體積上的，而是指內在的容量。“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秋毫之末中有生命的律動，有思想的敏感，有自然的神韻，有天地的丰采，而把功名利祿視爲重如泰山的熙熙攘攘之輩，不就如蠅頭蝸角麼?楚王看中莊子的才華，曾欲聘之爲相，莊子當然拒絕了。但莊子並不是認爲當官一定不好，他對從政沒有成見，他只是強烈反對將自己的學術思想凌駕於百姓福祉之上，而官場刻板嚴肅的等級秩序又往往容易使人錯亂、迷失，也是他最不情願的。爲給自己和家庭謀取一個理想的生存境遇，他不得不對世俗作一些妥協，比如，他找掛着相印的惠施幫忙，當了一個既有公俸、又遠離常規官僚體系，悠閒自得的漆園吏。他和惠施是老同學、老朋友、老對手，他們之間的每一次辯論都是那個年代思想界的大事。他們的觀念越對立，交情就越深厚，這種惺惺相惜後世再不多見。
漆園在宋國蒙邑的蒙山西北部。這裏山川形勝，水草豐美，莊子樂此不彼。他把漆園打點得井井有條，既能按時上繳中央財政，還大幅度提高了員工待遇。他的管理祕訣只有一條：尊重每一個人，然後讓他們幹好自己的事。然而，漆園畢竟不是世外桃源，莊子很快就遭到“仁義之君”的挑釁與逼壓，他趕忙全身而退，在任上正好四年。四年官吏生涯給了莊子極爲難得的歷練，從徜徉山水、俯仰自得到險些掉了腦袋，莊子變得更平和、更睿智，他在官場沉浮中自己挽救了自己，從此精神的快馬便一日千里，“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而不傲睨於萬物，不遣是非，以世俗處”。如果說，以前的莊子還有恃才傲物，還有鋒芒畢露，那麼去職後的莊子就充滿了對自然和命運的謙恭。他開始變得“無情”，這個無情不是冷漠，而是將內心的熾熱消解在恬淡的生態裏，超越那些得失好惡的人倫之情，而擁有縱浪大化的天地之情。莊子把它叫作“心齋”。
妻子死了，莊子鼓盆而歌。惠施認爲莊子太過分，可在莊子的心目中，生與死已經連成一線，那是長長的一線，沒有盡頭。如果一天，有人突然告訴你“一隻螞蟻死了”，你會悲傷嗎?我們和一隻螞蟻又有什麼不同呢?莊子自己死前，寫了七篇文章傳世，當時即被奉爲天下奇文。沒有人知道莊子是什麼時候死的，也沒有誰知道他死在哪裏了。我想，莊子用宏麗駘蕩的文字爲自己築了一個永遠的墓穴――他死在《莊子》裏了，也活在《莊子》裏。我們總是陶醉於莊周夢蝶的迷幻色彩，總是津津樂道於莊子與惠施的濠上之辯。但我們更應該想見，戰國中期，爭鬥頻仍，恐怖活動不斷，想要有外在的瀟灑即便是王公貴族都不太可能。於是，我們看到莊子這個普通書生，在躋身權貴與內在自由之間，毅然選擇了自由。好比現在，無數英雄豪傑淪喪於燈紅酒綠，又有幾人能撇開浮華大道，尋一條小徑走到自己內心，去品嚐那自由的冷豬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