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1902年就和許壽裳先生討論過什麼是理性的人性，中國國民性的弱點是什麼，爲什麼有這麼多病根，病根何在?這個問題是貫穿了魯迅一生的思考的，魯迅終生都在考慮中國人和中國國民性問題。
爲什麼他這麼重視中國人和中國國民性的問題呢?因爲這跟他對中國問題的一個基本認識有關。1905年他就提出，中國要立國，關鍵是要“立人”。他所講的“立人”主要指向個體的、精神自由的人。他是這樣提出問題的，就是我們需要建立一個怎樣的近代文明(相當於我們今天說的現代文明)。
他說，僅僅只有物質豐富，僅僅只有科技發達，甚至僅僅只有議會民主，那還不叫現代文明，關鍵是要“立人”，要個體的精神自由。也就是說，在魯迅看來，即使物質豐富了，科技發達了，有了議會民主，如果中國人沒有個體的精神自由，那麼中國還不能說是一個現代文明國家，所以他把“立人”，把個體精神自由，作爲他的一個基本的追求目標。
可以說，對人的關注，特別是對人的精神現象的關注就成了魯迅思想的核心。學術界有朋友認爲，魯迅思想是以改變人類精神爲宗旨的精神哲學和精神詩學，我覺得這樣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但是另一方面，魯迅作爲一名具有很強的現實性和實踐性的思想家，他並沒有抽象地討論人的精神問題，而是更具體地關注中國人的生命存在的困境，以及由此產生的一系列精神問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改造國民性的問題被魯迅提出來了。
魯迅對中國國民性的批判
魯迅對中國國民性的批判太多，我只講其中的三點。
第一，中國國民性當中的奴性問題。魯迅對中國的歷史有一個基本的判斷，就是他說的所謂中國的歷史是一個“一治一亂”的歷史。所謂“一治”就是做穩了奴隸的時代，所謂“一亂”就是想做奴隸也做不得的時代。因此，他說中國的歷史就是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和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的一個循環。
第二，魯迅對中國歷史以及中國近代史有一個判斷。他說：“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後不多久，我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這是魯迅對中國歷史和中國近代史的一個判斷。在我看來，他的這個判斷並沒有過時。
一個接近魯迅的日本友人增田涉回憶說，魯迅的生活、著作中用得最頻繁的詞就是奴隸，也就是說奴隸是直接觸動他內心的一個現實，是纏繞他的一切思考的，而且魯迅發現了中國人有三重奴隸狀態：首先，中國人是中國傳統統治者和傳統文化的奴隸。其次，中國人是西方帝國主義侵略和西方文明的奴隸。
他對這兩種傳統的和西方的文明失望以後，曾經寄希望於第三種文化。他認爲第三種文化是一個什麼樣的文化呢?是一種使幾萬萬羣衆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運的人的文化，但他很快就在中國的社會實踐中發現了新的奴隸，發現了革命工頭，發現了奴隸總管。他發現，雖然目標好像是消滅一切人壓迫人的現象，而實際的後果卻是產生了新的奴隸關係。
因此在魯迅看來，人類社會的發展實際上不斷地會產生各種各樣的奴隸關係，是一個奴隸關係不斷再生產的關係。中國傳統社會如此，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如此，以後的社會也依然如此，始終有一個奴隸制度、奴隸關係的不斷再生產。當然這個結論的得出是非常沉重的，而且魯迅還發現中國知識分子有不斷被奴化的危險。對此，他提出有三大陷阱：第一，中國知識分子很可能成爲官的“幫忙”和“幫閒”;第二，中國知識分子很可能成爲商人、商業的“幫忙”和“幫閒”;第三，中國知識分子很可能成爲大衆的“幫忙”和“幫閒”。而在我看來，我們至今沒有走出這三大陷阱來。
這樣的一種不斷再生產的奴隸關係就造成了中國人的奴化、中國人的奴性。魯迅要揭露的是中國特有的奴性，所以我也只能概括地說一說。首先中國特有的奴性是什麼呢?他說中國的奴性實際上不是單獨的奴性，它是跟主人性結合在一起的，叫“主奴互換”。什麼意思呢?他說中國人生活在一個等級制度結構當中，對上是奴才，對下就是主人，所以他說，“專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中國人有權的時候無所不爲，失勢時即奴性十足。”
這就是主奴互換。還有幾個特色，簡單地說：第一，不悟自己之爲奴，就是明明自己是奴隸，但是不感覺;第二，容易變成奴隸，但是變成奴隸以後還萬分歡喜;第三，縱然是奴隸，還處之泰然;第四，當奴隸還要面子;第五，精神勝利法;……這都是中國特有的奴性。
第三，魯迅對中國社會有兩個非常嚴峻的判斷：第一個判斷，他認爲中華民族是一個“食人”的民族，就是吃人的民族，中國到處擺着吃人的宴席。這裏講吃人(食人)有三個含義：一個是真的吃人，真的殺人，譬如在大饑荒的年代出現過人吃人的現象。還有一種是爲革命而殺人，爲革命而吃人。
魯迅有一個形象的概括，他說，“革命的被殺於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殺於革命的，不革命的或當作革命的而被殺於反革命的，或當作反革命的而被殺於革命的，或並不當作什麼而被殺於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這就是中國的歷史，這就是中國的現代史。第三種就是精神的吃人，實際上就是魯迅說的剝奪人的個體的精神自由。他說了一句非常沉重的話，說中國人實在太多了，因此就不把生命當回事了。我認爲，這種對人的生命的漠視，恐怕是中國國民性的一個最基本的弱點。
魯迅對中國還有一個很嚴酷的判斷，說中國是一個“文字的遊戲國”，中國人“大都是會做戲的虛無黨”，“民衆總是戲劇的看客”。這裏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中國是一個“文字的遊戲國”。魯迅有這樣一段話，他說：“但我們日日所見的文章，卻不能這麼簡單。有明說要做，其實不做的;有明說不做，其實要做的;有明說做這樣，其實做那樣的;有其實自己要這麼做，倒說別人要這麼做的;有一聲不響，而其實倒做了的。然而也有說這樣，竟這樣的。難就在這地方。”
我覺得這話非常深刻，在這樣一個語境下面，如果你真的相信別人說的話，那就是笨，那就是不合時宜。問題是誰都知道在說謊，誰都知道是假的，但是所有人都願意相信，願意做出相信謊言的樣子。我們每天都在說謊，時時刻刻在欺騙，我也知道你騙我，但是我說對對對，相信你。這就是遊戲規則。如果有人破壞遊戲規則，說句真話，大家會覺得這個人不懂規矩，這個人太不成熟了，太幼稚了，然後大家一起把他滅掉。
這樣一種心照不宣的說謊就會導致兩個結果：一是瞞和騙，不敢正視現實生活的問題，於是無不滿、無不平、無思考、無反抗，於是天下太平。另一個就是不認真，一切都以遊戲態度處之，最後變成哈哈一笑。而魯迅說，中國恐怕就要亡在這個哈哈一笑上。這就是瞞和騙與不認真，是中國國民性的另外兩個大弱點。
我們總結起來看，魯迅在這裏揭示了，第一是中國人的奴性;第二是中國人對生命的漠視;第三是中國人的瞞和騙;第四是中國人的不認真。這些都構成中國國民性的基本弱點，而且在我看來於今爲烈。
首先要啓知識分子之蒙
但是我們注意到魯迅在批判國民性時有兩個特點：一個特點，他不僅批判國民性，他更嚴肅地批判知識分子。在他看來，如果要啓蒙的話，首先要啓知識分子之蒙，這一點跟很多以啓蒙者自居的知識分子大不一樣。我還要補充的是，魯迅不但批判國民性，不但批判知識分子，他更把自己放進去，更無情地批判自己。大家讀過《狂人日記》，肯定還記得，他說幾千年的吃人社會最後發現我也在其中，我也未嘗沒有吃過人，所以最後他都歸於自己的一種反省，一種對自己的批判。
用魯迅的話說，就是要打掉自己靈魂深處的“鬼氣”。我們批判國民性，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就是打鬼，但是在魯迅看來，這個打鬼首先是打自己靈魂的鬼。在這點上，魯迅跟胡適可能有點區別。胡適也是打鬼英雄，但他打的是別人的鬼，是國民性的鬼，而魯迅打得更多的是自己靈魂的鬼。因此，對魯迅來說，批判國民性——“打鬼”不僅僅是一個學理的討論，更是靈魂的搏鬥。
胡適和魯迅與國民性的關係
最後，我想簡單說一下胡適和魯迅與國民性的關係。我覺得魯迅可能更多的是對第一種國民性的反省和批判，而且是非常徹底地批判，甚至到了完全否定的程度。而胡適雖然也有批判，但更多的是在倡導後一種國民性，就是符合現代化尤其現代政治的國民性，因此應該說更具建設性。
魯迅對中國的國民性有深刻地認識，比如他的小說《藥》、《阿Q正傳》等很多作品，但這種批判我覺得有誇大的地方，更重要的，我認爲沒有指出應當怎樣建設，甚至方向有誤。魯迅是有思想的文學家，而胡適是有思想的學問家，相較而言，學者更重視理性。雖然魯迅的才華是超過胡適的，但是這有點像法國的薩特的才華超過阿隆甚至加繆一樣，按照我的判斷，就是薩特不如阿隆、加繆那麼正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