淇上酬薛三據兼寄郭少府微
高適 〔唐代〕
自從別京華，我心乃蕭索。十年守章句，萬事空寥落!
北上登薊門，茫茫見沙漠，倚劍對風塵，慨然思衛霍。
拂衣去燕趙，驅馬悵不樂。天長滄州路，日暮邯鄲郭，
酒肆或淹留，漁潭屢棲泊。獨行備艱險，所見窮善惡。
永願拯芻蕘，孰雲幹鼎鑊!皇情念淳古，時俗何浮薄。
理道資任賢，安人在求瘼。故交負靈奇，逸氣抱謇諤，
隱軫經濟具，縱橫建安作，才望忽先鳴，風期無宿諾。
飄搖勞州縣，迢遞限言謔。東馳眇貝丘，西顧彌虢略。
淇水徒自流，浮雲不堪託。吾謀適可用，天路豈寥廓!
不然買山田，一身與耕鑿，且欲同鷦鷯，焉能志鴻鶴!
譯文
自從離開京城長安，我的心就憂鬱寂寞。
十年間困守章句，可萬事空自寥落。
北行登上了薊門，見到那茫茫的沙漠。
倚着劍面對着戰爭風塵，令人慨然懷想漢代名將衛與霍。
我拂衣離開燕趙，趕着馬可悵然不樂。
大白天走在滄洲路上，傍晚時趕到邯鄲城郭。
酒店裏有時留下蹤影，漁潭邊常常棲身落腳。
一個人趕路備嘗艱險，看盡了世上的善惡。
拯救窮民是我的夙願，哪怕會殺身鼎鑊。
皇帝的心願在保存古風淳樸，時下的習尚卻又何等輕浮澆薄。
治國之道要靠任用賢才，安定民心必須關心民瘼。
二位老友都堪稱奇才，超逸不凡又直言不阿。
身懷經世濟民的謀略，寫下了繼承建安風骨的詩作。
才華聲望早已著稱，風節信誼一貫重言諾。
可你們各自操勞於州縣，相隔千里阻隔了談笑戲謔。
我向東神馳遠望那貝丘，向西回顧盡頭是虢略。
淇水空自流過，浮雲也不能寄信請託。
我的才略倘能被賞識任用，登天之路就不會茫無着落。
不然再買下幾畝山田，親自挖井耕作。
姑且自比那鷦鷯，哪能有志於鴻鵠。
鑑賞
第一部分
從開始到“安人在求瘼”二十二句爲第一部份，敘述早年之經歷和自己的政治理想。一開篇詩人就截取“別京華”這一經歷，將自己蕭條冷落的悲涼心境傾吐出來。詩人二十歲時初到長安，躊躇滿志，想在長安建功立業，但“布衣不得幹明主”的現實打破了他的幻想。嚴酷的現實使他猛然醒悟，出生貧寒的詩人根本沒有進身之機。第二句中用一“乃”字，不但表現出詩人由希望到失望的心理轉折，而且巧妙地過渡到下文的敘述。在天真的詩人面前，“別京華”只是他仕途不幸的開始。緊接着“十年守章句，萬事空寥落”十字，又敘寫了自己以“章句”之學求仕的巨大挫折。文路不通，改走武路，詩人“單車入燕趙”(《酬裴員外以詩代詩》)，欲從軍邊疆，沙場報國建功。他“登薊門”而遙望，只見沙漠之茫茫，“風塵”(喻邊患)之四起，痛悼時艱，“倚劍”感憤，但不料請纓無路，報國無門，不禁遙想漢代的衛青、霍去病得遇雄主，馳騁疆場，建不朽之功業，垂萬古之英名，自己卻空懷抱國志不免感慨萬分。緊接着以“拂衣”、“驅馬”兩個動作描寫，把他對權勢壓抑的睥睨之態，曲鬱難伸的失意之情形象地展現出來。同時，他懷着一腔憤懣走向社會下層。“滄州”(水曲之地，此指隱居者所居的地方)路上留下了他的足跡，邯鄲城廓閃動着他的身影，時而“淹留”於“酒肆”之中，時而“棲泊”於“漁潭”之上，孤獨寂寞，嚐盡“艱險”;人間“善惡”無不窮盡。然而，詩人“窮且益堅”，長期的挫折，更激勵他昂揚奮發。“艱險”的生活，使他對人民的苦難有深刻的瞭解，更喚起他濟世救民的壯志。因此文勢至此，突起波瀾，唱出了“永願拯芻蕘，孰雲幹鼎鑊”的宏偉抱負。“芻蕘”，本指割草打柴的人，此指廣大窮苦人民，“鼎鑊”，是古代施行烹煮酷刑的容器。兩句意思是：我願意拯救老百姓的苦難，誰還顧及由此而觸怒當權者而遭到致命的酷刑呢?緊接着“皇情”二字，以純樸敦厚的上古遺風，與當今“浮薄”的“時俗”相對比，證明了自己主張的合理性，並進而提出“任賢”“安人”“求瘼”(瘼，疾病，此指人民的疾苦)的具體措施。以上六句，言簡意賅，可謂詩人一生政治理想的綱要。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故交”以下六句。先宕開一筆，以己及人，迴應“酬薛三據”的題旨，繼而以“靈奇”贊其不同凡俗的才氣;以“謇諤”頌其耿直敢言的品格;以“隱軫”誇其經世濟民才略的富盛，以“建安風骨”喻其詩作的慷慨激昂，至於才能聲望的“先鳴”，風度信誼的超拔和真誠，那更是有口皆碑。薛據雖“自持才名”，但不過主簿縣令而已，郭微亦不過一“少府”。這不但不能一展大志，而且爲“州縣”瑣事所羈，爲地域的阻隔所“限”，連“言謔”之機也沒有，只能神“馳”“貝丘”，“西顧虢略”(貝丘，今山東博興縣南。虢略，今河南嵩縣西北，可能是薛郭二人所在之地)，遙寄相思罷了，這其實就是對他們極大的諷刺。所以，詩人的感情再度強烈地噴發出來。“淇水”東流，“浮雲”飄逝，己之理想俱“不堪託”，一種時不我待的焦慮，一腔爲國爲民的熱忱，使詩人不禁發出“吾謀適可用，天路豈寥廓”的強烈呼喊。最後四句，以“不然”二字再一轉折，設想自己若不被賞識，決心“耕鑿”一生，自食其力。如“鷦鷯”營巢，一枝足矣自況(見《莊子·逍遙遊》)，就不能效“鴻鶴”高飛，一舉千里。這個結尾，從字面上看，似乎表現出詩人與世無爭，瀟灑出塵的恬靜心情，其實是正話反說，他一生對政治十分熱衷，決沒有真正歸隱的想法，詩人的憤懣之情是不難體會到的。
創作背景
這是高適早年的一篇重要作品，約作於公元734年(開元二十二年)春由薊北南返宋中途中的淇水之濱。時年詩人三十五歲。詩中借與薛據和郭微的酬唱之機，敘述和披露了自己大半生的坎坷遭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