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都尉古劍
白居易 〔唐代〕
古劍寒黯黯，鑄來幾千秋。白光納日月，紫氣排鬥牛。
有客借一觀，愛之不敢求。湛然玉匣中，秋水澄不流。
至寶有本性，精剛無與儔。可使寸寸折，不能繞指柔。
願快直士心，將斷佞臣頭。不願報小怨，夜半刺私仇。
勸君慎所用，無作神兵羞。
譯文
這是一柄冷冰冰、暗幽幽的古劍，鑄成以來，已經歷了幾千個春秋。
那白色的劍光可掩日月，那紫色的劍氣上衝鬥牛。
有一位客人想借來觀賞，只因劍主珍愛它，不敢請求。
在玉匣中它清澈發亮，好像澄明的秋水止而不流。
最珍貴的寶物自有它的本性，那份精純和堅剛，並世無儔。
雖然可以使它一寸寸地折斷，卻不能使它化作繞指彎柔。
希望它讓正直的人士大快心意，將用它來斬斷奸臣的人頭。
不希望它被用來報復個人小怨，在半夜的時候去刺殺私仇。
勸你使用時務須謹慎，不要讓神兵利器爲你而抱愧蒙羞。
賞析
白居易的諷喻詩，善於運用變化萬端的比興手法，塑造各種真實的受迫害者的藝術形象，揭露和抨擊了封建統治者的暴政和不合理現象，因而這些詩不少成爲反映現實的思想性和藝術性相結合的名篇，《李都尉古劍》就是其中一首十分出色的詠物詩。這首詩所運用的比興手法是很高明的，通篇只借用一把李都尉古劍作爲描寫對象，但每一個字都是作者自身的寫照，意思極爲明確，雖然着墨不多，而出語卻紆徐委婉，具有無窮轉折之妙，耐人尋思。
從結構上看，這首詩可分三個層次。從開始至“ 秋水澄不流”八句主要是表現古劍外表的不同凡俗。首句寫“古劍寒黯黯，鑄來幾千秋”，是用“寒黯黯”三字描繪古劍寒光閃閃，灼爍不定的形態，刻畫劍的不凡，不從劍的鋒利入手，而僅表現其劍光閃。
爍不定，正是該詩的高明之處，未睹劍先見其寒光凜凜，足以說明這是一柄鋒利無比的寶劍。“幾千秋”上承“古劍”的“古”字，古而且利，則此劍爲至寶就毫無疑問了。爲了進一步渲染這柄寶劍，詩人進一步寫道：“白光納日月，紫氣排鬥牛。”據王嘉《拾遺記》載，越王勾踐曾以白牛白馬祀昆吾山神，採金鑄之，以成八劍。其一名爲掩日，用其指日，日光盡暗。其三曰轉魄，指月則蟾兔爲之倒轉。詩人借用這個典故，極力誇張表現寶劍的非同凡俗之處。這四句是從詩人的角度描繪寶劍的不凡，爲了印證自己的看法，下面四句又用旁觀者的評價加以證實。客人看到寶劍“湛然玉匣中，秋水澄不流”。東漢袁康《越絕書》：“太阿劍，視之如秋水。”用秋水形容劍光，由來已久。詩歌繼描繪古劍“寒黯黯，可以“納日月”、“ 排鬥牛”之後，又以“湛然秋水”形容，更進一步表現古劍的威光四射，非同一般。因此客人有觀之者，即使很喜歡它，也不得不自嘆是凡夫俗子，不敢奢望得到它，還是讓這把古劍去完成其應有的使命吧。
接下來則是描寫古劍的卓越品質。它不僅劍光閃爍，鋒利無比，具有華美的外表，而且品質端正，也非平常刀劍可比。“至寶有本性，精剛無與儔”說明它的純度和硬度都是無與倫比的。這並非誇張，因爲它“可使寸寸折，不能繞指柔”，寶劍乃百鍊成鋼，其剛強之性，不能使它變成軟弱，猶如士之可殺而不可辱，極力表現其質地堅硬。西晉詩人劉琨《重贈盧諶》詩：“何意百鍊鋼，化爲繞指柔。”這裏是反用其意，表現出古劍剛硬，不能化柔，不屈從外力的品質。但是，一旦有用武之地，它也會毫不猶豫地上前拼殺。正所謂“願快直士心，將斬佞臣頭”，它願意剛直之士高興，去斬斷奸臣的頭顱。它願意充當殺伐諂佞的先鋒，爲國爲民除掉奸邪。這幾句詩乃以詠物而喻志，表現了詩人當時的剛直之性、浩然之氣及欲爲朝廷盪滌污穢、剷除奸邪的抱負，鏗鏘有力，正氣凜然。“不願報小怨，夜半刺私仇”，至於區區個人恩怨就不是寶劍所樂於效命的了，它不屑於做那些需要半夜行動，見不得人的醜事。這一段從寶劍的精純無比和願斬佞臣兩方面揭示出寶劍的內在品質，它比漂亮的外表，凜凜的寒光更重要，更能展現出古劍之所以爲至寶的本質所在。
最後兩句點明此詩的主旨，也是白居易“卒章顯其志”方法成功的運用。“勸君慎所用，無作神兵羞”的意思是說：這樣鋒利的兵器，應該使用在最恰當的地方，不要玷辱了我“神兵”的光輝稱號。
這也就是告誡包括自己在內的諫官們，應該不怕得罪權貴，去彈奏國家大事;而不應該只議論一些無關重要的小事，來敷衍塞責。
此詩是通過表現一把寶劍的不同凡俗及其優秀品質，藉以塑造一個剛正不阿、以國家大局爲重，不計個人恩怨的重臣和諫官的形象。此時詩人身爲左拾遺，自然也有表明自己作爲諫官的正直態度之意。然而，詩的主旨並沒有明白直接地說出來，而是緊緊扣住寶劍的特徵來表現，全詩沒有一句話不是圍繞着這把古劍寫的，每一句都從不同的角度刻畫古劍的超凡和剛直不阿。詠劍與贊人，自然融合爲一。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稱讚屈原說：“其志潔，故其稱物也芳。”反之，人們也形成這樣一種心理，即因其稱物芳，故其吉潔。
比喻新穎，精用典故，妥帖自然，不着痕跡，也是這首詩的鮮明特點。諸如“白光納日月，紫氣排鬥牛”、“可使寸寸折，不能繞指柔”、“願快直士心，將斬佞臣頭”都有化用前人詩語之處。這些典故，加強了詩的形象性，使詩句內涵更深刻、豐富。
創作背景
此詩當作於唐憲宗元和三年(808年)前後，即白居易任左拾遺期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