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名賢議禮祭祠這段情節見於原書第33、34、35、36、37諸回，但作者對這一情節的安排卻早就精心組織了。小說的正文從第2回開始，敘寫的故事是先從山東落筆，繼之寫到廣東、北京、江西、浙江、安徽，最後寫到南京。從第25回起主要故事發生的場所大多安排在六朝故都南京，各地士子也因種種原因而漸漸聚集南京。從第31回起，作者又集中力量刻劃杜少卿、莊紹光、虞育德等幾個賢人形象，使之成爲倡導、主持禮樂教化的核心力量。這一切，都是爲大祭泰伯祠這個情節而準備的。
最初提出要建祠祭泰伯的是遲衡山，他有心於此已非一日，別人介紹他時也說他“有制禮作樂之才”。在與杜少卿閒談時，他先有意地將自己的主張向對方試探：“而今讀書的朋友，只不過講個舉業，若會做兩句詩賦，就算雅極的了，放着經史上禮、樂、兵、農的事，全然不問! 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湯武，卻全然不曾製作禮樂。”待到杜少卿表示同感後，他“又在房裏拿出一個手卷來”，說：“小弟意思要約些朋友，各捐幾何，蓋一所泰伯祠，春秋兩季，用古禮古樂致祭。藉此大家習學禮樂，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這個建議馬上得到杜少卿的熱烈支持：“少卿大喜道：‘這是應該的!’”並馬上捐銀三百兩。從此，在他們兩人的推動下，修祭泰伯祠的活動徐徐地拉開了序幕。
遲衡山、杜少卿提出倡議後，作者並沒有緊接着敘寫他們如何準備、積極進行，而是略作頓挫，宕開一筆，轉而敘寫杜少卿、莊紹光先後以不同的方式辭卻徵辟，對將來主持祭祠的主要人物的思想品質先行加以細微的刻劃。在作者筆下，杜少卿之所以辭去徵辟，是“正爲走出去做不出甚麼事業，徒惹高人一笑，所以寧可不出去的好”。這就促使他做些實事，出錢出力參與修復和祭祀泰伯祠，以興禮樂、出人才、助政教。莊紹光不像杜少卿那樣裝病不赴廷試，而是應召赴京。但在赴京之前，已有退志。及至廷對時，便藉故“懇求恩賜還山”，速速返回南京。但當其被召時，作者又借嘉靖帝之口說出“只是百姓未盡溫飽，士大夫亦未見能行禮樂”的話來，這更說明提倡禮樂以助政教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在敘寫杜、莊辭卻徵辟之時，又穿插敘寫了諸名賢議禮定樂、修建泰伯祠、購買樂器祭品等活動。
爲了強調祭祀活動的隆重並加強感召力，作者還極其認真地推出了真儒虞育德這個形象。二月中旬的一天，諸名賢聚集在杜少卿河房中商議祭祠大事。衆人七嘴八舌地議論，由誰主祭呢?首先倡導祭祠的遲衡山說出一番話來：“這所祭的是個大聖人，須得是個聖賢之徒來主祭，方爲不愧。如今必須尋這一個人。”究竟是誰人呢?作者於此結束本回，激起衆人懸念，直到下一回書中，方始“純用正筆、直筆”，以一回的篇幅詳加描繪。遲衡山所推舉的人，原來是蘇州府常熟縣人虞育德。此回回目即大書“常熟縣真儒降生，泰伯祠名賢主祭”，先譽之爲“真儒”、“名賢”。然後如同描寫小說中第一個出現的正面人物王冕一樣，爲他專寫了一篇傳記。從他的先人寫起，寫他的出生，他的讀書，他的教書，乃至學習“地理”、“算命”、“選擇”，他的應試，他的出任南京國子監博士。在這一系列情節中，表現了他的高尚的品德、沖淡的襟懷，力求塑造出一個士人的楷模——“聖賢之徒”的形象來。從作者對主祭的着力描寫中正可見出其精心設計“大祭泰伯祠”這一情節的良苦用心。
經過如此的慘淡經營、周密安排，祭祀活動終於在古禮古樂聲中隆重揭幕。從泰伯祠的外觀、結構到祠內的擺設、禮器，從齋戒、省牲到祭祀的三跪九拜，從引贊、主祭、亞獻、三獻到各人的職司，作者不厭其煩，一一作了詳細介紹，乃至於初獻、亞獻、終獻這三個全然相同的過程，作者亦一絲不苟地重複描寫了三次。在大祭禮畢之後，還要將參加的人員、分工的情況，再次認真清點一遍，以示規模之大、禮樂之全、聲勢之壯。
不僅如此，作者還特地描寫一個細節來烘托此次盛典。祭祀結束後，“見兩邊百姓，扶老攜幼，挨擠着來看，歡聲雷動”，馬二先生問衆人何以如此，衆人都道是“從不曾看見這樣的禮體，聽見這樣的吹打。老年人都說這位主祭的老爺是一位神仙臨凡，所以都爭着出來看”。藉此，作者既驗證了前文遲衡山所言禮樂久廢之語，也說明了這次祭祀活動的影響之大。
在小說中，這一活動的影響並不僅限於當時，在其後出場的一些人物，還在不斷地回顧這次大祭泰伯祠的盛典。不但徽州老秀才王玉輝來到南京時，聽鄧質夫說起 “那泰伯祠大祭的事，天下皆聞”之後，也要去看看(第48回)，甚至連國公府徐九公子和表兄陳木南也以沒能與祭爲憾 (第53回)。至於四奇客中的蓋寬，更因當年祭祠名士、賢人的風流雲散而感慨不已，特別是他將大約五十年前的泰伯祠盛典稱爲“古事”，又表現出沉重的世事滄桑的歷史悲劇感。這無疑從一個方面反證了虞育德他們企圖以古禮古樂來教化士人、以求有助政教的理想的迂闊無當，終致成爲既往的幻影而破滅。
修祭泰伯祠，藉以倡導禮樂，教化士人，助益政事，的確一度是作者的理想。吳敬梓早年就接觸過倡導禮樂兵農的顏元、李塨學說。李塨是吳敬梓曾祖吳國對的學生;顏、李學說的傳人劉著是吳敬梓長子吳烺的老師，另一傳人程廷祚又是吳敬梓的至交。因此，他把禮樂兵農的主張當成自己的理想，也是極其自然的。爲了表彰這一理想，在小說中才精心組織了“諸名賢議禮祭祠”的情節。
不過，吳敬梓在敘寫這一情節之後，也已漸次感到禮樂兵農理想的空泛、不切實際。極爲難能可貴的是，作者並未固執地堅持這一理想。他在現實生活中的這一感受，也在小說中逐步表露出來，當王玉輝來“看看”時，壁上滿積灰塵，樂器、祭器也都鎖着，顯然已無人問津了。而到蓋寬來遊時，更是破敗不堪，大殿的“屋山頭倒了半邊”，“兩扇大門倒了一扇”，五間樓連“樓板都沒有一片”，特別是“多少有錢的，拿着整千的銀子去蓋僧房道院”，卻沒有“一個肯來修理聖賢的祠宇”。這正反映了作者禮樂兵農理想的徹底破產。然而，作者對理想的探尋並未終止。至於修祭泰伯祠一節，儘管是作者破滅了的既往理想，在藝術描寫上又是敗筆，然而它卻的確是一度令作者無比激動的“事業”，在小說的構架上又佔着高屋建瓴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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