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歷七月十五是傳統節日中元節。中元節本是祭祀地官的節日。古人以正月十五爲天官生日，故定爲上元節(即元宵)，七月十五爲地官生日，故定爲中元節，以十月十五爲水官生日，故定爲下元節。到後來，民間又流傳七月十五地府開門放鬼魂的傳說(部分地方是七月十四，比如廣東)，於是中元節漸漸具有了“鬼節”的意味。又適逢佛教超度亡魂的“盂蘭盆節”也在這一天，所以七月十五便成了一年之中陰氣最重的節日。
中國有着慎終追遠，事死如生的傳統，“鬼”在中國文化中也意味着逝者以另一種形式存在並影響着我們。《韓詩外傳》說“鬼者，歸也”， 《禮記祭義》說：“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鬼只是生命的迴歸，迴歸並不等於終結，而是回到未有生命之前的寂靜和暗涌。其實，我們習慣的說法“陰魂不散”是不正確的，因爲古人認爲，人的肉身才是陰氣的聚集，人的精神卻恰恰是陽氣的律動，肉身叫“魄”(比如“體魄”一詞)，精神叫“魂”，魂屬陽，魄屬陰。靈魂脫離了陰森重濁的臭皮囊(魄)，自然變得陽光燦爛，虎虎生風。“陰魂”其實恰恰是“陽魂”。或許，對死亡的恐懼，常常影響了我們對靈魂的看法。但假如我們能正確地認識靈魂的性質，我們也就能正確地認識死亡。有一個故事很好地解釋了這個道理：《左傳》裏記載，春秋時鄭國一度鬧鬼，不少人夜間都見到剛去世不久的上卿良霄的鬼混出現。鄭國國君於是請教子產，問世間是否真的有鬼。子產說：“有。靈魂屬陽，魄屬陰。屬陽的靈魂寄居於屬陰的魄中。如果一個人生存條件良好而又有所作爲，魂魄就變得強大。所以，即便是布衣蔬食的平民百姓，他們仍然可以變爲厲鬼，何況良霄三世公卿，取精用弘(成語“取精用弘”就出自這個故事)，他的靈魂顯然更加有力量也更加持久。我們看到他的靈魂，又有什麼奇怪呢?”這種“靈魂不死”的觀念，古希臘柏拉圖的《斐多》篇也提出了，並且成爲了基督教靈魂論的先驅，正因爲如此，蘇格拉底在臨刑前慷慨陳詞：“我去死，你們去生。哪個更好，只有神知道。”也正因爲如此，古羅馬大政治家加圖讀着柏拉圖的《斐多》篇，安詳地結束了生命。子產和柏拉圖的講述其實告訴我們，我們不應該只看到靈魂(鬼)的陰森可怖，我們還應該看到靈魂(鬼)的強大，看到生命的生生不息，一陽來複。筆者認爲，古人“天人合一”的內涵，除了湯一介老先生“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人身心之間的和諧”之外，還應該加上人鬼之間的和諧，人鬼和諧的本質就是人與歷史的和諧，是過去與現在的和諧。雖然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未知事人，焉知事鬼。”但孔子並不是認爲鬼和死亡就不重要，而是認爲在安頓好生命，把握好當下的情況下，討論死亡和鬼神纔有根基。人是基礎，而鬼是超越，生是前提，而死是淨化。這就是生死人鬼的辯證關係。
雖然鬼和靈魂是一個莊嚴的話題，但由於它的神祕性和虛幻性，它也是各種民間故事取之不盡的寶庫。可以說，每個中國孩子都是聽着老人講的各種鬼故事長大的。千百年來，鬼是文學藝術家的“寵兒”，在他們筆下誕生了無數人鬼情未了的旖旎纏綿、夜訪吸血鬼的懸疑驚悚，宋定伯捉鬼的壯偉，有錢能使鬼的世故。不管是和諧還是敵意，是喜感還是悲情，這種溝通兩界的奇妙景觀，不能不說是“天人合一”思想的一種蔚爲壯觀的民間範式。這些鬼故事中，鬼的形象各種各樣，有的善良，有的搞怪，有的猥瑣，有的兇殘，而人鬼關係大致可以分爲敵對關係、和諧關係和喜劇關係，其實喜劇關係也可以歸入和諧關係，而敵對關係也常常以喜劇收場。下面就分享幾個有趣的鬼故事。
晉朝時有個阮瞻的人不相信有鬼，他有一個著名的推論：“假如人會變成鬼，那人穿的衣服也會變成鬼嗎?”後來有一天晚上，一個“人”找上門來對阮瞻說：“你認爲世上沒有鬼嗎?我就是鬼。”阮瞻嚇了一大跳，這一跳可嚇得不輕，沒過多久阮瞻就被嚇死了。這個故事裏，人與鬼當然不算和諧，但也不算對立，因爲鬼只是想嚇一嚇阮瞻，沒想到阮瞻自己不爭氣，哏兒屁了(北方話“死了”)，死得既不偉大也不光榮，和生前言之鑿鑿的氣概形成鮮明對比。與阮瞻類似的一個故事發生在年輕的大學問家王弼身上。王弼有一次註解《周易》，參考前人鄭玄的著作，他說了句“鄭玄這個老東西，水平也不過如此吧。”有一天，鄭玄的鬼魂找上門來，說：“你小子膽挺肥哈，敢說我的不是?”王弼也嚇尿了，沒過多久就結束了二十郎當歲的生命。估計王弼是晚上講的那句“老東西”，忘了“白天不說人，晚上不說鬼”的古訓，結果應驗了。所以“晚上不說鬼”的禁忌，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的。當然，講這個故事的人一定是個高端大氣上檔次的學者，知道鄭玄王弼學術之間的對立，竟至於需要鬼現身來解決。
雖然儒家主流思想中鬼是嚴肅的，是需要“敬而遠之”的，但民間文學的鬼卻不僅有人的七情六慾，而且還有人的貪婪、猥瑣、懶惰等缺點。最典型的要數我們常說的那句話“有錢能使鬼推磨”。這句話是對《幽明錄》裏一個故事的概括：有一個新死的鬼十分瘦小，遇到地獄裏肥肥胖胖的鬼同伴，很是羨慕，問他如何增肥。胖鬼告訴他：如果到人間嚇一嚇人，人們就會害怕，就會供奉祭品。你把這些祭品都吃了，就可以像我一樣肥了。於是瘦鬼照着辦，他到了一戶人家，見家裏有一口磨，於是就小跑着推了起來。他想以自己那看不見的身體推磨來顯示靈力，逼主人獻祭。但恰好這戶人家是窮人，沒錢買祭品，於是這個可憐的瘦鬼不僅沒吃到便宜，還因爲推磨而累得更瘦。在這個故事之前晉朝人魯褒寫過一篇《錢神論》，文章裏有一句話叫“有錢能使鬼”，後來跟這個推磨的故事一合成，就變成了“有錢能使鬼推磨”這個俗話了。
鬼雖然常常未能免俗，但也常常被人間道德所約束甚至感化。其實鬼也是人變的，鬼與人之間並沒有“心靈”的鴻溝。《幽明錄》裏還有一個故事，說一個鬼向一個人勒索他的更牛，威脅說如果不給，老婆就會死，那人偏偏不給，於是老婆死了。鬼又要挾道如果不給，兒子就會死，那人仍然不給，於是兒子死了。鬼再次要挾：如果不給，你本人就會死。那人還是不給。鬼被這個人的倔強和骨氣折服，於是坦白說：其實你的妻子和兒子都是陽壽已盡，不管給不給牛他們都會死。但你堅決不給還是很有種!你是個有福的人，能活到80歲。後來這個人果然天年善終。其實這個故事很像《左傳》裏太史四兄弟的故事：齊國崔杼弒君後威逼史官篡改歷史，隱匿自己惡行，但史官四兄弟都拒不執行，老大老二老三都被崔杼殺死，老四同樣不執行，崔杼無奈，只好放了老四。鬼和惡人在人的德性面前都不得不收斂和心折，這說明道德的力量正如《詩經》大序裏說的一樣，是可以“驚天地，動鬼神”的。
也正因爲鬼與人的這種異質而同構的特性，所以人們對鬼神也漸漸從害怕到不怕甚至鬥爭。毛澤東在建國後曾讓何其芳等人編寫《不怕鬼的故事》，而幹寶《搜神記》中著名的《宋定伯捉鬼》更是被收入初中語文課本。這裏講一個大詩人阮籍的故事。阮籍有一次晚上點燈讀書，見到了鬼，他連忙一口氣把燈吹滅，但他滅燈的原因並不是怕鬼，而是“恥與鬼爭光。”在阮籍看來，一切牛鬼蛇神都是紙老虎，除了嚇人就沒有別的本事。因此，對鬼的態度便從戰略上蔑視發展爲恥與爲伍，進而連秉燭西窗都成了此生的污點，竟至於滅之猶恐不及，這恐怕只有魏晉名士纔有這種氣概。20世紀詩人聶紺弩，在經歷了人生和國家的浩劫後，寫下了“哀莫大於心不死，名曾羞與鬼爭光”的詩句，用的就是這個典故。
當然，人鬼同構的思想，演繹得最多的還是人鬼之間的愛情，比如大家耳熟能詳的霍小玉、聶小倩的故事，這些故事流傳千年，家喻戶曉，在新時期被搬上電視電影屏幕，更是留下許多經典的銀幕形象，以至於大作家寧財神這個筆名都要和《聊齋韋伯評價中國先秦思想時所說的“理性化”。如果說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並且敬鬼神而遠之是一種消極的理性化，那麼東晉時期把民間鬼神傳說改造和吸納進儒家道德譜系和文化譜系，則是一種積極的理性化，而且這種理性化不露痕跡，爐火純青，不得不讓人對儒學的包容性歎爲觀止。
那麼，在崇尚科學，破除迷信的新時代，我們應該如何對待鬼神呢?孔子的“敬而遠之”，毛澤東的“不怕鬼”，其實都各有道理。兩千年前的荀子，對於祭祀和鬼神這一類看起來可有可無，若有若無的事物有一個經典的論述“君子以爲文，小人以爲神。以爲文則吉，以爲神則兇。”對於那些既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僞的存在，君子將它們理解成一種必要的文化，理解爲一種教化民衆維護秩序的政治智慧，也理解爲人區別於禽獸的高貴性所在，而無知民衆則將它理解爲真實存在的靈異來迷信，卻不懂得真心敬畏、努力修德。所以筆者以爲，對於鬼神的正確態度，敬是必須的，不怕也是必須的，在“敬而遠之”的基礎上還應該“畏而不怕”，鬼神固然不可怕，甚至不存在，但我們仍然必須心存敬畏。須知“舉頭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倘無敬畏，則無所不爲，無所不爲則難免無惡不作。鬼神的意義，一是給我們歷史感，讓我們不忘先人的遺澤，在追思中自勉、自強，不墮家聲，不忝所生，傳承高貴，恩澤後世;鬼神的另一種意義就在於給我們敬畏感，讓我們約束自己，善待他人，有所爲有所不爲。從這種“人鬼和諧”中開出人與歷史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這或許是新時代“鬼節”的意義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