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1月14日，正當開城停戰談判陷入僵局時，侵朝美軍第八集團軍軍法處處長詹姆斯·M·漢萊上校奉命在釜山召集新聞記者，發佈了一個聳人聽聞的聲明稱:據可靠情報，共軍在朝鮮殺死了5500名美國戰俘和290名其他盟國的戰俘。
隔了一天後的11月16日，漢萊上校又鄭重其事地將數字作了調整，使被殺害的美國戰俘增加到6270名之多，還有7000名南朝鮮戰俘和130名其他盟國的戰俘也慘遭殺害(6270+7000+130)。漢萊痛切地說:他之“所以公佈共軍對美國戰俘的野蠻殘暴行爲，是因爲必須讓前線的美軍知道他們面臨的大敵是什麼”。
第二天下午，美國軍事電臺就開始連篇連牘地播送所謂屠殺美軍俘虜的“暴力事件真相”。與此同時，美聯社自東京報道了“聯合國軍”一位高級軍官的談話，說“共軍屠殺了幾千名美國戰俘一事，揭示了朝鮮和平談判被中止的祕密。”把破壞停戰談判的責任，一股腦兒推到了朝中方面
美國人很有趣!在此以前，他們一直宣傳美軍登陸朝鮮半島後如何英勇善戰，所向披靡，鬥志高昂，誓死不當俘虜，只是在戰術性的一些小小失誤中，僅有169名美軍官兵由於;病傷等非常原因而被俘。可是到了這個需要渲染“共軍暴行”的時候，卻又宣稱美軍在朝鮮戰場上有12000多人失蹤，而且把這12000多人統統算成戰俘，並且斷言其中半數以上已被共產黨殺害云云。
共產黨數以千計地“殘殺美軍戰俘的暴行”，果然激起了美國朝野的巨大震驚。
事態繼續擴大。李奇微將軍接替因連連戰敗而被撤銷“聯合國軍”總司令職務的麥克阿瑟將軍，爲時已七個月，無力迴天，於是在漢萊上校剛剛揭開的謊言大合唱的序幕中.及時看到並緊緊抓住了這個上帝恩賜的機會，於11月17日在東京“聯合國軍”總部發表了一份正式聲明。聲明中有這樣的話:“我以十分崇敬的心情發現上帝以一種奇妙的方式，使我國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清楚地認識到敵軍領袖的道德準則……清楚地認識到共產黨人爲了摧殘自由世界人民，爲了摧毀自由世界人民的信仰而使用的手段……”
李奇微將軍的語言，遠遠超越了一個軍事家的格調，充滿了政治家的情懷與傳教士的口吻，顯得那麼義正辭嚴而又悲天憫人。
美國總統杜魯門也就此事件發表談話。他在凱韋斯特休假期間向報界說:“漢萊所報道的共產黨屠殺美國戰俘的事件，是本世紀所發生的最野蠻的事件。”
真是“語不驚人死不休”。本世紀有過兩次世界大戰，喪心病狂的法西斯曾經制造過無數滅絕人性的野蠻事件，僅納粹德國設在波蘭的奧斯威辛集中營，就用毒氣和其他手段殺害過四百多萬盟軍戰俘和無辜平民。按照杜魯門總統的說法，製造本世紀最野蠻事件的罪責，居然攤到了中朝共產黨人的頭上。換句話說，中朝共產黨人製造的(實際並不存在的)“野蠻事件”，比本世紀內法西斯所製造的野蠻事件還要野蠻。
美國總統講話竟是這樣信口雌黃!
如果說杜魯門總統的這番謊言是本世紀最荒唐的謊言，下這樣的結論，恐怕倒並不過分。
將軍和總統的談話，產生了巨大煽動力，西方世界的大批報刊電臺一涌而上，推波助瀾，頓時把東方共產黨人虐殺美國戰俘的“野蠻暴力事件”渲染得有聲有色。美聯社有一條新聞還提供了一組有趣的數字對比:在朝鮮戰場上，手執武器的美軍官兵與共軍作戰中，陣亡人數爲6194名，而放下武器的美國戰俘，被共軍殺害的竟然多達6270名，後者比前者還多76名，足見共軍是多麼“慘無人道”!
頂頂扣人心絃的宣傳，還不在於枯燥的數字遊戲，而在於形象化的歷史比擬。他們說，中共軍隊對付美國戰俘最殘忍的一招，莫過於重演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故技———強迫戰俘進行“死亡行軍”。
霎時間，大量傳播媒介都爭先恐後地描繪起“死亡行軍”的故事來了，竟鬧得沸沸揚揚，讓讀者和聽衆怵目驚心，毛骨悚然。
所謂“死亡行軍”，典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場的菲律賓羣島。1942年夏季，日軍相繼猛攻巴丹半島和哥黎希律島。由美國遠東軍司令麥克阿瑟擔任總指揮的美菲聯軍大敗，麥克阿瑟攜夫人和四歲的兒子，還有一位祖籍廣東的中國保姆，一同乘潛艇逃出戰場，到了澳大利亞。扼守巴丹的9300名美國軍人和65700名菲律賓軍人向日軍繳械投降。接替麥克阿瑟上將指揮菲律賓戰局的美軍溫賴特少將遵照白宮旨意，認爲堅持抵抗只會造成無謂傷亡，便通過馬尼拉電臺公開下達命令，命令哥黎希律島全部美菲軍隊無條件投降，拒絕投降者以逃兵論處。全部守軍36000人中，29000名菲律賓軍隊拒絕執行這一命令，帶着武器進入叢林打游擊，另外以美軍佔大多數的7000名守軍服從命令，在溫賴特將軍親自帶領下向日軍投降。
日本侵菲派遣軍最高司令官本間雅晴中將，派人把溫賴特押送到被日軍佔領的中國瀋陽，關入監獄;同時下令美菲兩軍的所有被俘人員作長距離徒步行軍，從巴丹半島的馬利維爾斯奔向位於聖費南多的俘虜營，兩地間的行程長達1000多公里。此時正值炎夏，病疫流行，糧食又缺乏，日軍對戰俘更是恣意虐殺，等戰俘到達目的地時，死傷人數竟達25000餘人。
幾個月後，有三名美國士兵從日軍戰俘營中僥倖逃出，越海到達澳洲布利斯坦，揭開了這次“死亡行軍”的祕密。
麥克阿瑟將軍得悉詳情後，義憤填膺，下令立刻向新聞界公佈全部細節，並附上一份準備以他個人名義發表的聲明。聲明中說:“這種野蠻殘忍對付戰俘的暴行記錄，使我感到無法形容的痛惡。這種行爲違反了最神聖的軍人榮譽典範，且永久玷污丁日本軍人的信條。任何其他的近代交戰國都不曾如此貶低這種榮譽。我的神聖責任，將在適當時間要求對這些野蠻危害所有正義的人予以公平審判。
萬能正義的上帝，必將對那些以可怖罪行加諸被俘官兵的人們予以嚴懲。”
當時，華盛頓最高當局爲了掩蓋太平洋戰場的敗跡，也顧慮公佈“死亡行軍”的全部細節會引起軍人和軍人親屬的恐慌，影響士氣，便決定禁止發佈這一暴行的詳細記錄，同時也扣發了麥克阿瑟將軍的聲明。爲這件事，麥克阿瑟畢生耿耿於懷，到了晚年寫回憶錄時，還公然抨擊政府當局:“不管理由如何，這就是一種新聞檢查的形式，而且很容易變成對新聞自由的威脅，以及對自由人民的自由權利的威脅。”但是，在美國畢竟沒有遮得住新聞記者眼睛的屏障，“死亡行軍”的內幕還是逐漸地傳播開來，弄得家喻戶曉。
當時事態的發展，證明了華盛頓決策人的憂慮是多餘的。公開“死亡行軍”的內幕，不但沒有影響美軍的士氣，反而激起美國軍人、美國人民以至世界人民的同仇敵愾，成爲埋葬法西斯的一股強大的精神力量。
這使麥克阿瑟感到欣慰和振奮，也使美國政府感到意外和慶幸。三年後，麥克阿瑟重整旗鼓，再度率領美國遠征軍殺回菲律賓，殲滅日軍達450000人，擊沉日本軍艦68艘，擊毀日本飛機7000架，使日本的海空軍遭到毀滅性打擊，完全切斷了日本掠奪南方資源的海上運輸線。隨着這一勝利之後，盟軍便越過日本用重兵防守的臺灣島，直叩日本國本土的大門。
哲人早就說過這樣的話:昨日的成功經驗，照搬到今日，很可能是失敗。美國軍方顯然沒有從這一條帶有普遍意義的法則中得到啓示，他們想抄襲自己以往的成功，企望再來一次同樣的成功。“朝鮮半島的‘死亡行軍”，便在這樣的拙劣動機支配下，從“巴丹半島的，死亡行軍”’中複製而出。
艱難的戰俘轉運
1950年10月25日至12月24日，入朝參戰的志願軍相繼發動了兩次戰役，殲滅“聯合國軍”及南朝鮮軍5.18萬人，徹底粉碎了麥克阿瑟發動的“聖誕節結束朝鮮戰爭的總攻勢”，初步扭轉了朝鮮戰局。這兩次戰役中一共俘虜敵人14211名，其中有美軍3781名，英法軍147名。任何戰爭，都應努力避免將敵方的被俘人員置於戰線附近，這是起碼的軍事常識。志願軍俘獲的大批西方戰俘，只有儘快地轉運到朝鮮北部的後方戰俘營，才能進行有效的管理。因此，必然要產生一個戰俘長途轉運的問題。
當時，美軍雖然在地面戰場遭受慘敗，卻擁有巨大的海空軍優勢，多達1600架的各類作戰飛機，從空中封鎖着志願軍的交通運輸線，每天要投下數以萬噸的炸彈，任何軍事目標與非軍事目標都不放過。這種焦土政策，纔是造成“聯合國軍”被俘人員無法安全及時地轉運後方的根本原因。
志願軍九兵團某團政治處朝語翻譯李炳雲，講述了他參加初期轉運美俘的艱難經歷
第二次戰役結束，他所在的團在東線咸興一帶，抓了114名美國俘虜，必須及時轉運到位於鴨綠江邊的碧潼戰俘營。部隊特地組織了一支精幹的小分隊，指派一名團政治處的司務長任隊長，一名懂英語的文化教員任英語翻譯，一名衛生員照顧傷病戰俘，讓李炳雲擔任朝語翻譯，另外還配了六名警衛戰士，負責轉運途中的安全保衛工作。隊伍出發前，團政委召集小分隊十名幹部戰士開會，說明這次俘虜轉運工作的重要性，一定要不折不扣地執行好各項政策，包括寬待俘虜的政策。小分隊的成員聯名向團黨委寫了決心書，保證像參加作戰任務一樣，不惜犧牲生命，也要完成任務。
這114名美國戰俘，是打掃戰場時零星集中起來的，且都是東躲西藏忍飢耐寒苟活下來的倖存者，多半帶有不同程度的病傷，情緒特別頹喪，有的處於精神崩潰的邊緣。爲避轟炸，轉運隊從傍晚五點鐘出發，13個小時走走停停，只向北移動了24公里，可付出的代價卻是驚人的：一名警衛戰士爲了尋找兩名掉隊的美俘墜崖身亡;三名重傷戰俘因防空時受顛簸傷勢惡化死去;還有六名戰俘失蹤，屬於蓄意逃跑。他們又改爲白天行進，速度有所提高，可在一次空襲中，四架野馬式戰鬥機飛掠過來，當場炸死了七名戰俘，重傷四名，小分隊成員中，衛生員中彈身亡，司務長和一位警衛戰士負輕傷。
無數的困難中，最熬煎人的困難是缺糧。所帶的上百斤炒麪，當作上等口糧，只夠調成糊糊給病傷戰俘做“營養餐”，且所剩無幾。李炳云爲籌糧弄得心力交瘁。每到一處宿營地，別人可以一屁股坐下來休息，他除了到處號房子，還得找糧食。令人爲難的是，村民們可以把活命的糧食勻給志願軍，卻堅持不肯分給美國俘虜兵。
面對嚴酷的現實，許多戰俘越來越感到絕望。一天晚上，在一個小山村，夜間空襲的飛機剛剛飛走，突然，一個平時沉默寡言的美軍上士突然撲向左臂負傷的警衛戰士，奪下連發卡賓槍，奇怪的是，他不朝志願軍開槍，卻對着俘虜羣噠噠地掃射起來。他一邊掃射，一邊狂喊：“我以上帝的名義，拯救你們，解脫你們……”這一下，打死了美俘五人，傷十七人;我一名警衛戰士重傷，半小時後死去。司務長額角負傷，鮮血直流。
司務長迅速安排了幾個人爲傷俘包紮，一邊命令全體戰俘就地坐下，一邊安排人手掩埋死者。另外，派人火速找上級報告情況，請求支援。
取得戰俘的信任
第二天上午，全體戰俘集中到村後的密林中，一邊防空，一邊開大會。
額頭包着繃帶的司務長臉容瘦削，身上的棉軍衣又髒又破。他將近40歲年紀，爲人敦厚，平時不愛多說話，不料這一回對美國戰俘說起話來卻滔滔不絕：“這一路來，大家都很苦，這我懂……”他的眼圈忽然紅了，“兩年多以前，我是國民黨軍隊的一個上士班長，在戰場上給共產黨軍隊解放了，也就是當了俘虜。開頭我怕得要命，可是很快就相信了事實——共產黨軍隊是尊重俘虜寬待俘虜的，把俘虜看成人，看成解放了的兄弟……”
文化教員的英語水平不高，越翻越吃力，簡直要哭出來。就在這時，戰俘羣裏有一個上尉戰俘站了起來，嚴肅地向司務長敬了一個軍禮：“我懂漢語，請允許我替你們翻譯。”上尉轉過身，面向戰俘們，流利地將司務長的話譯成了英語。
一片靜寂，戰俘們聽得專注極了。
有幾名戰俘大聲提了幾個問題：“聽說把我們送到後方，是要慢慢殺死我們，或者是去當勞工，是這樣嗎?”
“唉，哪有的事啊!”司務長嘆息道，“跟我一起當俘虜的，有成千上萬的人，開頭謠言也很多，大家也很擔心，後來不少人領到路費回家了，我自願留下，還當上了幹部。這段經歷我平常不愛跟別人說，可是跟你們說了，這是因爲我把你們也看成‘解放兄弟’，我請你們一定要相信志願軍的俘虜政策。眼前的閒難，都是美軍的空中封鎖造成的。只要大家好好合作，我相信一定可以克服這些困難。”
上尉譯完司務長的話，又告訴俘虜們，說他二次大戰時期在中國呆過很長的時間，相信中國人的道德標準，希望大家鼓起信心，遵守紀律，千萬不要再做蠢事。文化教員也作了翻譯。
會後，戰俘們一致推選上尉當戰俘聯絡代表，配合小分隊一起工作。上尉還找司務長單獨談話，轉達許多戰俘夥伴的共同心情，對連續發生的不幸事件，都願意進行深深的反省……
天無絕人之路。第二天晚上，後方領導接到報告，派一輛卡車開到了山村，帶來兩袋大米、一包鹹魚和許多食品罐頭。後半夜，卡車接走了二十多名病傷嚴重的戰俘，直奔戰俘收容站。一週後，其餘的戰俘也比較順利地到了目的地。
這次戰俘轉運行軍，比起從“三八線”出發的千里輾轉，也許並不是最典型的一次。聽說有一支戰俘轉運隊伍遇上B-29重型轟炸機的“大把抓”轟炸，同時投下十幾噸的炸彈，構成“地毯式”爆炸效果，使得一支數十人的戰俘隊伍連同志願軍押運人員，霎時化爲烏有。如果朝鮮半島上真的存在戰俘“死亡行軍”的話，那是指揮戰爭的美軍將領爲西方戰俘們製造了死亡。
正直的西方記者
要感謝西方那些正直的新聞工作者和敢於說真話的人們，是他們用良知揭開了“朝鮮半島‘死亡行軍’”的謎底。
最先向美國官方發難的是美國自由派報紙《華盛頓郵報》、保守派刊物《夜星》，他們發表社論或署名文章，對漢萊上校提供的數字表示了懷疑。接着，《時代先驅報》在頭版刊登了一篇來自東京的快訊，還附加編者按語稱：“五角大樓的一位權威人士斷言說，陸軍司令部沒有確切證據可以證明，中國共產黨在朝鮮戰爭中幹下了屠殺戰俘或其他野蠻行爲。”
漢萊被新聞界逼得走投無路時，亮出了他的救命符：“我當然是得到高級官員的批准才發表講話的。”他所使用的材料“是總參謀處經過正常的途徑發下來的”，“我從總部新聞處得到許可以後才發表了數字。”而他的上司——“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將軍，當然不好把責任再推給他的上司——美國總統，於是，李奇微窘態百出，先是發表聲明，表示對漢萊講話“毫無所知”，說要“派人對此事進行調查”，又對漢萊“遽爾發表”談話表示“非常遺憾”，後又說“目前僅僅可以證明有365人被殺”。可這個數字本身也還是虛假的。
李奇微將軍如此出爾反爾，自然貽笑大方。從此，再也無人理睬“朝鮮半島的‘死亡行軍’”之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