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學勤、劉國忠在《簡帛學：古代文史研究的新增長點》(《光明日報》2016、6、29)中指出：“簡帛資料的大量發現，已經深刻地影響了當今文史研究的面貌，簡帛資料給我們提供了全新的材料和嶄新的視覺，來重新研究中國輝煌的古代文明。”事實確實如此。
銀雀山漢簡《孫子兵法》
1972年四月間，山東省博物館和臨沂文物組在臨沂銀雀山發掘的一號和二號漢墓裏，發現了《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大批竹簡和竹簡殘片。司馬遷在《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中雲：“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世傳其兵法。”孫武與孔子差不多同時代，時值春秋末期。《孫子兵法》亦當成書於這個時期。孫臏與孫武相去一百多年，爲戰國時齊人，約與商鞅、孟子同時期。《孫臏兵法》亦應成書於這個時期。
據《孫子兵法新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戰爭理論研究部《孫子》註釋小組，中華書局，1981年出版)載：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銀雀山漢墓竹簡《孫子兵法》下編：
《黃帝伐赤帝》雲：“孫子曰：{黃帝南伐赤帝，至於□□}，戰於反山之原，右陰，順術，倍(背)衝，大滅有之。{□年}休民，□轂，赦罪。東伐□帝，至於襄平，戰於平□，{右陰}，順術，倍(背)衝，大滅{有之。□}年休民，□榖，赦罪。北伐黑帝，至於武隧，{戰於□□，右陰，順術，倍衝，大滅有之。□年休民，□榖，赦罪}。西伐白帝，至於武剛，戰於{□□，右陰，順術，倍衝，大有滅}之。已勝四帝，大有天下，暴者……以利天下，天下四面歸之。”
另據《孫臏兵法》(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文物出版社1975年出版)載：{見威王}雲：“昔者，神戎戰斧遂;黃帝戰蜀祿”。
關於這兩段佚文，吳九龍先生在其所著《孫子校譯》中說：“從字體來看，其抄寫年代當在秦到文景時期。”這樣漢簡本《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的抄寫年代，比早期著錄《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的《史記》、《敘錄》和《漢書·藝文志》，都要早幾十年至二百餘年。可知漢簡本《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更接近本人的手定本，同時也使我們第一次得知西漢早期《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二書，是如何記述所謂“涿鹿之戰”的。
一、所謂“涿鹿之戰”是西漢以來牽強附會出現的謬傳
與上述兩段佚文有關的記述，在傳世文獻中亦有所見，現摘錄如下：
《逸周書·嘗麥解》與：“蚩尤乃逐帝，爭於涿鹿之河(一作‘阿’)，九隅無遺。赤帝大懾，乃說與黃帝，執蚩尤，殺之於中冀。”
《孔子家語·五帝德》雲：黃帝“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而後克之。”
《左傳·僖二十五年》雲：“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
《山海經·大荒北經》雲：“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蓄水;蚩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
《莊子·盜跖》雲：“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
《呂氏春秋·蕩兵》雲：“兵所自來者久矣，黃、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故次作難矣，五帝固相與爭矣。”
《大戴禮記·五帝德》雲：“孔子曰：‘教熊羆貔豹虎，以與赤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行其志。’”
《賈子新書·益壤》雲：“炎帝無道，黃帝伐之於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誅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又《賈子新書·制不定》雲：“炎帝者，黃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黃帝行道而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
《淮南子·兵略訓》雲：“黃帝嘗與炎帝戰矣，顓頊嘗與共工爭矣。故黃帝戰於涿鹿之野”。
《史記·五帝本紀》雲：“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而神農氏弗能徵。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徵不享，諸侯鹹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鹹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
《戰國策·秦策》雲：“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
另外《管子·五行》、《韓非子·十過》等篇也談到黃帝與蚩尤等，但非戰爭內容，與上述兩段佚文關係不大，故不予摘錄。
從上述傳世文獻記述中可以看出，談到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的有《逸周書·嘗麥解》、《莊子·盜跖》、《史記·五帝本紀》和《戰國策·秦策》，而《賈子新書》兩段引文和《淮南子·兵略訓》說的是黃帝與炎帝戰於涿鹿，究竟炎帝與蚩尤是什麼關係，這是另一個問題，這裏不作討論。我們重點研究的是結合佚文和傳世記述探討所謂“涿鹿之戰”的地望。
1、我在拙作《黃帝的都城究竟在哪裏?》中已經談到，《逸周書·嘗麥解》按李學勤先生的說法，作於西周中期(《新探古史傳說時代·前言》);《莊子》成書與戰國中晚期。它們在談到“涿鹿”時分別比西漢初設置涿鹿縣早六百餘年和近百年，它們的作者生前怎麼會知道將來有一個西漢王朝要設置涿鹿縣呢?這種提法的依據和出處還需進一步考證。
2、《孫臏兵法》佚文雲：“黃帝戰蜀祿。”該書的注云：“蜀祿，即涿鹿，地名。《戰國策·秦策》：‘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從佚文來看，戰國時稱“蜀祿”而非涿鹿。我們知道，“涿”字出現很早，甲骨文、金文和秦代印文都有“涿”字;“鹿”字也是一樣，甲骨文、金文以及春秋石鼓文、竹簡文都多次出現。那麼爲什麼孫臏不用“涿鹿”而用“蜀祿”呢?爲什麼西漢早期漢簡本《孫臏兵法》不用“涿鹿”而用“蜀祿”呢?很明顯在戰國到西漢初尚未置涿鹿縣以前就沒有“涿鹿”這個地名，雖然有了“涿”和“鹿”這兩個字，但還沒有連用。《逸周書·嘗麥解》及《莊子·盜跖》所謂的“涿鹿”，則是在傳世的過程中因漢代設置涿鹿縣後人爲的竄亂附會。《賈子新書》成書於文景以後，《史記》的作者司馬遷死於漢武帝徵和三年(前90)，徵和二年司馬遷死前不久所寫的《報任安書》來看，《史記》似乎還沒有全部完成，《太史公自序》所說的“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大概仍是指草稿而言，到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賈誼、司馬遷或褚少孫受西漢初設置“涿鹿縣”的影響採用了“涿鹿”一說。《戰國策》是劉向校訂和整理於西漢末年，該書就更是“人云亦云”了。
3、本來東漢服虔在給《漢書》作音義的時明確了《史記》以來的關於“涿鹿之戰”的地望，《史記·集解》雲：“服虔曰：‘涿鹿，山名，在涿郡。’”這實際上是告訴人們，雖然西漢有了“涿鹿縣”，但與《孫臏兵法》所說的“蜀祿”是兩回事，不要把“涿鹿縣”誤認爲是黃帝戰蚩尤的地點，既更正了《史記》所謂“涿鹿之戰”的錯誤，也糾正了《逸周書·嘗麥解》、《莊子·盜跖》流傳中出現的錯誤。然而三國時張晏註釋《漢書》時則說：“涿鹿在上谷”。這樣黃帝與蚩尤作戰的地點，司馬遷或褚少孫始誤之，張晏以正爲錯，以錯爲正又誤之，司馬彪等繼誤之，遂成千年疑案。張晏註釋《漢書》早有學者指出問題不少，缺乏嚴肅精神。例如對於《漢書·司馬遷傳》的一些註釋，就遭到宋代呂祖謙、清代王鳴盛等人的譏評，不贅言。著名史學家呂思勉先生在談到這一問題時曾十分中肯的說過：“黃帝邑於涿鹿之河。服虔雲：涿鹿，山名，在涿郡(今河北涿縣)。張晏謂在上谷(皆見《集解》)。蓋因《漢志》上谷有涿鹿縣云然。竊疑服虔說爲是也”(《中國民族史》第10頁)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完全可以說，黃帝與蚩尤之戰的地望與涿鹿縣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二者毫不相干。之所以出現“涿鹿之戰”的誤解，“蓋因《漢志》上谷有涿鹿縣云然”，純屬牽強附會，郢書燕說。之所以出現這種錯誤，不是偶然的。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傳世先秦文獻，幾乎都是漢代複製的。因爲經過秦火之後生活到漢代的知識分子，爲恢復先秦文獻作了大量的複製工作。應當說漢學爲傳承中華文明作出了偉大貢獻，但也不可避免的出現了許多錯訛，所謂“涿鹿之戰”就是其中一例。所以在研究傳世文獻時，需要首先做好辯僞工作。在這個問題上首先是服虔及呂思勉先生等真可謂是獨具慧眼，辯僞存真。爲了防止出現這類穿鑿附會的錯誤，張孟倫先生特別提倡班固著《漢書》自作注的作法。他說“作者不自作注，而讓後人去解釋，則衆說紛紜，莫衷一是。”他還舉例朱熹，就因爲“‘春王正月’四個字之有各家不同的解說：‘某所以都不敢信諸家解，除非是得孔子還魂親說出’”(《漢書·地理志》在中國史學史上的價值》)。
二、關於兩段佚文中“武隧”、“斧遂”、“蜀祿”所蘊含的歷史信息
《孫子兵法》佚文{黃帝伐赤帝}由於損泐嚴重，影響我們對文義的理解。據《呂氏春秋》十二月五行相配表和《禮記·月令》可知有“五方帝”之說，即東方帝太昊，西方帝少昊，南方帝炎帝，北方帝顓頊，中央帝黃帝。五方又配五色，《周禮·春官·小宗伯》雲：“兆五帝於四郊”，鄭玄注曰：“五帝，蒼(青)曰靈威仰，太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如果說鄭玄的解釋不夠通俗，《史記·封禪書》就好理解多了，該書雲：漢高祖“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祀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祀’。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帝，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其實，五方帝、五色帝、五行帝的說法很早。《孔子家語·五帝》載孔子言：“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爲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昊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昊配金，顓頊配水。”孔子說他是從老子那裏聽說的，老子曾經做過周王室的圖書管理工作，可以推知周代的圖書典籍中應有這類記載。孫武與孔子生活在同時期，對於當時流行的五方帝、五色帝、五行帝之說自然有所聞了，只不過孫武作爲一名軍事家，是從軍事的角度談論黃帝與青白赤黑四帝的戰爭關係的，言不離本行。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佚文所說的青白赤黑帝是一個通用的名詞，並非都確指那些人，而是對衆多稱帝者的泛稱，是春秋戰國人對正式朝代形成之前漫長古史的統稱。《荀子·非相》雲：“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久故也……傳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韓詩外傳集釋(卷三)》也說：“夫傳者久則愈略，近則愈詳。略則舉大，近則舉細。故愚者聞其大不知其細，聞其細不知其大。是以久而差。”表明了兩千多年前古人對遠古五帝時期的茫昧無稽心情，即使在今天我們也只能利用考古工作和簡帛研究逐漸予以揭示。
銀雀山漢簡《孫子兵法》佚文《黃帝伐赤帝》中有“北伐黑帝，至於武隧”，“隧”通“遂”，“武隧”即今徐水區遂城。《括地誌·易州》雲：“遂城縣，戰國時武遂城也”。《元和郡縣圖志·河北道三》雲：“戰國時武遂城也，趙將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即此也。”
佚文《孫臏兵法·{見威王}》雲：“神戎戰斧遂，黃帝戰蜀祿”。本書注“戎”爲“農”，注“斧遂，或作補遂”。我認爲注“斧”爲“補”不準確，應爲“釜”。一是“釜”、“斧”二字音同;二是“釜”、“斧”二字金文、戰國簡帛文字頭相同，整個字形相似，可能是誤寫;三是“補”的原字爲“補”，《說文·衣部》：“補，完衣也，從衣，甫聲。”據此“補”上古音讀作“甫”聲，故“斧”、“釜”、“補”三字音同。按古音韻學“同音相通”的原則，“斧遂”、“補遂”都應釋爲“釜遂”，則“神戎伐斧遂”即指爲釜山、遂城一帶。
再說佚文中“蜀祿”應是“濁祿”的簡寫，這在古文中並不少見。濁祿應爲濁鹿山，也就是服虔所說的“濁鹿，山名，在涿郡。”《古本竹書紀年》也有記載：“燕人伐趙，圍濁鹿，趙武靈王及代人救濁鹿。”如上所說，濁鹿應處在燕趙之間的西部山區，爲雙方爭奪的關塞，《唐土名勝圖會·涿州》雲：“濁鹿山在州西十五里。”實際距釜山、遂城不遠。《名勝志》雲：“黃帝蚩尤戰於涿，即此。”佚文“黃帝伐蜀(濁)祿”所指就在這個地方。由此我們推定《逸周書·嘗麥解》所云：“蚩尤乃逐帝，爭於涿鹿之河，九隅無遺，赤帝大懾，乃說於黃帝，執蚩尤，殺之於中冀”，這場戰爭的地點文獻記載是“蜀祿”，其實際的地名爲“濁鹿，”到漢代錯誤地附會爲“涿鹿”，其真實地望爲釜山、遂城附近，就是說神農和黃帝結成聯盟與蚩尤作戰的戰場就在釜山、遂城一帶，釜山、遂城在漢代屬涿郡。
於此，我們通過對上述兩段佚文的申解，正本清源，更正糾謬，澄清了千年疑案。做學問，特別是註解傳疏，應秉“爲學當有益於天下之公心。”否則就會弄成如洪容齋所說“以故解釋傳疏，自漢至今，不可概舉，至有一字而數說者”(《容齋續筆·義理之說無窮》)。
三、釜遂發達的粟作農業是黃帝族團戰勝蚩尤族團的經濟基礎
徐水縣爲什麼有地稱釜、遂呢?這是由史前這一帶的社會發展狀況和自然環境特點所決定的。“遂”字的金文字形從足、從
(墜落)，本意是邊做邊播撒種子之意。《漢書·食貨志上》雲：“闢土植榖曰農”，表明這裏是原始農業的發源地。“釜”的原字爲“鬴”，其有二解，一是炊具鍋，原爲“鬴”說明最早的鍋不是金屬的;二是古代的容量單位，六鬥四升爲一釜。其用途都與糧食有關，與粟作農業有關。徐水一帶原始農業起源早已被考古所證明，距遂城十幾裏的南莊頭新石器時期發現了植物的種子和莖、杆、枝葉，加工糧食的石磨盤、磨棒，證明這裏的原始農業已經有萬餘年的歷史。遺址共發現了50多塊陶片，由於燒製火候低，質地極疏鬆，難於復原完整的器物，不好找出陶釜。但發現了紅燒土的竈塘，必然有與之配套的陶釜，南莊頭人才能把加工好的粟米煮食。比南莊頭遺址稍晚的並據此不遠的北福地新石器時期遺址，出土的陶器典型器就是園底釜，也證明釜遂一帶陶釜是最早出現的，確切的說陶釜是由南莊頭人以及他們的後裔發明燒製的。由於先有了陶釜的器型，以器比山，以山像物纔會有“釜山”之名。可以肯定地說，“釜山”之名，是在南莊頭人燒製陶釜以後纔有其名的。
從釜遂一帶的自然條件來說，屬於太行山以東平原區，是由古黃河和易水河、徐河交匯的洪積、衝擊而成，海拔在30米左右，土壤肥沃，水源充足，溫度適宜，是農業生產條件最好的地帶。由於有了優越的自然條件，也促使南莊頭人較之其他地方更早的由採集漁獵發明了原始農業、製陶業和家畜飼養業。北與釜遂毗鄰的督亢，之所以在戰國時期以“膏腴之地”著稱於世，應該與南莊頭人在這一地區世世代代創新發展、繁衍生息有直接關係，或者說督亢的富饒是南莊頭人所創造的社會文明的積澱和傳承。
按着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無論是歷史社會還是史前社會，無論是階級戰爭還是氏族之間的族團戰爭，經濟物質基礎都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條件。兩千多年前，司馬遷對此已經有了樸素的認識，他在《貨殖列傳》中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闢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滷，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民歸之，襁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有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外《平準書》又說道：“魏用李克，盡地力爲強君”。《河渠書》還說：“(鄭國)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並諸侯。”這些精彩文字都明確地指出了經濟發展在國富兵強、攻伐戰勝中的基礎作用，對我們研究問題是個很好的啓發。由此我們不難想到，佚文中所說黃帝“已勝四帝，大有天下”，“天下四面歸之”正是有富饒的釜遂做基礎，黃帝勝神農、擒蚩尤的原因也正是有釜遂沃野所提供的物質條件保證了屢戰屢勝。我們常說經濟是基礎，有的地方熱衷於“打造三祖文化，”但是有一個問題需要考慮。史念海先生早就說過，由碣石山向西南沿今燕山南麓，至於恆山之下，再西至汾水上源，循呂梁山而至龍門爲農耕區與畜牧區的分界線(《河山集?戰國至唐初太行山東經濟地區的發展》)。試問，“三祖”部族爲什麼偏偏選擇在蔓草疾風的遊獵區生活?黃帝怎麼在這裏“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怎麼“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怎麼實現“土德之瑞”?這是令人琢磨不通的問題。
原標題《從銀雀山漢簡《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兩段佚文看“涿鹿之戰”的地望——續論所謂“涿鹿之戰”的地望在漢代涿郡而非涿鹿縣》
轉載自中國社會科學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