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清末滿族權貴，人們往往將他們同昏庸無能、驕奢淫逸聯想到一起。其實他們並非個個都是酒囊飯袋，端方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晚清名士鄭孝胥曾如此品評清末重臣：“岑春煊不學(學問)無術(權術)，張之洞有學無術，袁世凱不學有術，端方有學有術。”能與岑、張、袁三位政壇大腕並肩齊名，且獨享“有學有術”之譽，可見端方之水平絕非泛泛。可惜命運弄人，端方雖然在清末倡言改革，推進新政，且開創了一系列的全國第一，奈何非但沒能挽清廷社稷於狂瀾，反倒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端方字午橋，舉人出身，20出頭便開始參加工作。起初，他擔任的多是宮廷閒差，所以終日玩古董、購房產，一副名士做派。1898年，光緒帝決定維新變法，任命端方爲農工商總局督辦，端方從此開始在政壇嶄露頭角，而且時常蒙受光緒召見，儼然朝廷紅人。
然而，正當端方春風得意之際，局勢卻突然變臉。9月26日，慈禧下令推翻新政，不久農工商總局也被裁撤。昔日的“變法標兵”，陡然似要淪爲“康梁亂黨”，端方隱隱感覺自己已是命懸一線。好在他腦子活，很快就打通關節，求得慈禧重臣的庇護，同時又買通李蓮英，向慈禧呈進《勸善歌》，大談慈禧如何聖明。慈禧看後聖心大悅，給端方官升一級，出任陝西按察使。
從這件事中，端方明白了官場的雲譎波詭，從此他收斂個性，做人行事也低調了許多。1905年7月，慈禧準備派五位大臣出洋考察，端方因政績顯赫被列入名單。這件事在中國歷史上是破天荒頭一遭，因此端方自然成爲中外媒體報道的焦點。而隨着曝光率的日益增高，隱藏在端方骨子裏的那股高調勁兒又被激發出來了。他幾乎每到一處都要進行演講，將政治秀演繹得爐火純青，還常以老師身份“教育”那些中國留學生。
端方最高調的一次演講，當數他越級教訓攝政王載灃。1909年，端方被提拔爲直隸總督。雖然直隸總督在清廷官場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畢竟只是一疆之吏，可端方剛上任就上書載灃，奉勸他多任用有新思想的人才，並一口氣舉薦了十多個人。載灃對端方的建議並不感冒，因此未予回覆。眼見奏摺石沉大海，端方很不甘心，又上一折，再次申述選才問題。一個外官對宮內事務指手畫腳，已經嚴重觸犯了大臣言政的忌諱。載灃看完摺子後，雖然很是不爽，倒也頗有氣度，並未收拾端方，只是再次留中不發。倘若換了旁人，此時大概也能把攝政王的態度猜個十之八九。可端方就是不罷休。沒幾天，他就趕往北京，當面向載灃指陳選才之事，搞得載灃非常尷尬，只好裝出一副虛懷若谷的樣子，聽端方在耳邊狂侃了三個多小時。
端方如此雷人的表現，讓載灃心生厭惡，也爲之後的“照相門”事件埋下了伏筆。
20世紀初，清廷一向倚重的老臣如李鴻章等相繼凋零，端方、袁世凱這批中青年幹部逐漸成爲政壇的領軍人物。特別是端方，他在任職所到之處，無不厲行改革，其力度之大、程度之深、影響之巨，讓人無不連呼“給力”!
科舉制度到了晚清，已是弊竇叢生，毫無活力。新政時期，廢除科舉逐漸成爲時人的共識，端方則在其中充當了幕後推手的角色。當時，端方恰好在京，而且剛被朝廷授予“紫禁城內騎馬”之殊遇，因此他可以較爲便利地進出宮廷，向慈禧陳請廢除科舉的建議。同時，他又遊說各地封疆大吏，最終聯合袁世凱、張之洞、岑春煊等人給慈禧和光緒上呈了一份言辭犀利的奏摺，要求廢除科舉。由於端方之前溝通得力，摺子很快得到批准，在中國綿延了一千多年的科舉制自此壽終正寢。
出國考察歸來，端方馬不停蹄地多次面聖，請求立憲。雖然慈禧頷首稱好，但朝廷大佬們卻置若罔聞。值此關鍵時刻，端方再度施展其強悍的活動能力，先是致電全國八大總督，獲得了其中七個的支持，從而形成了聲勢浩大的政治聯盟，接着採取各種手腕分化瓦解反對派陣營，使他們無法凝聚成合力，最終逼迫最高統治者下定決心實行預備立憲。
雖然促使了朝廷立憲，但端方還是感覺不徹底，繼續上折要求深化改革。首先，他上書要求裁撤宮廷太監。端方的摺子一呈，宮廷內頓時一陣騷動，太監們人人自危，終日去慈禧那裏哭訴，並且不斷講端方的壞話。胳膊畢竟擰不過大腿，在宮廷太監們的一致抗議下，端方的建議終未能付諸實施。
第一炮沒打響，端方調轉方向要求改革官制。按端方的設計，應當取消軍機處，併入內閣，設總理大臣一人統籌全局;原來的六部也應裁撤歸併，精簡崗位，淘汰冗員。這意味着有大量京官要下崗，無疑動了好多人的“奶酪”，勢必引發京城官場的一場“大地震”。那些既得利益者們聽聞官制改革的消息後，無不四處走動，打探虛實，惶惶不可終日。不久，這些既得利益者緩過神來，認識到必須團結起來，將少數的改革派打壓下去，才能保住自己的榮華富貴。於是，京城內頓時充滿了一股權力廝殺的氣味。先是以柯劭忞爲首的翰林院官員認爲官制改革不可驟行，接着軍機大臣鐵良又與袁世凱公然發生正面衝突。一時間，改革派與反對派呈激烈僵持的局面。這時候，端方想起了一個人—張之洞。張在晚清一直以提倡新政的形象出現，端方覺得，如果能得到張的支持，官制改革的勝算將大大增加。於是他修書一封，請求張的聲援。孰料張非但不支持，反而把端方的方案批得一無是處，還四處遊說他人一起抵制改革。形勢從此急轉直下，端方的政治夥伴袁世凱也自身難保，不得不暫時放棄之前的主張。在反對派的合圍下，端方只得要求外調，改革的大好時機就此錯過。
在官場打拼，好似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而要想做好官、做高官首先要會做人。別人都在玩命地搞關係、攢人緣，端方卻在除舊佈新，到處“惹是生非”，結果樹敵無數。三年後，端方便遭遇了其政治生涯中的“滑鐵盧”。
正當端方打算在直隸總督位上大展拳腳之時，載灃卻一紙任命，讓他去籌辦慈禧太后移陵事宜。載灃之所以如此安排，主要是因爲感覺端方在改革上過於活躍，希望藉此壓壓端方的銳氣。雖是閒差，端方倒也並無怨言，從頭到尾都辦得漂亮利索。誰知移陵完工，就有人上書彈劾端方，羅織的罪名非常荒唐：“當梓宮奉安之時，爲臣子者搶地呼天攀號莫及，而乃沿途拍照，毫無忌憚，豈惟不敬，實系全無心肝。”
按說新政已經到了第九個年頭，這種荒謬言論本不值一駁，然而那些曾經反對改革或被端方整治過的官員彷彿找到了置他於死地的最佳藉口，紛紛活動起來，營造聲勢。其中最活躍的莫過於陸軍部尚書鐵良。此前，鐵良對直隸總督一職垂涎已久，可端方的突然殺出徹底澆滅了他的希望，這不免使他心中醋意翻滾。端方上任之後，非但沒有拉攏鐵良，反而連連上書，參奏陸軍部改革步伐過慢，搞得鐵良很沒面子，只好憤而辭職。多虧載灃力挺，他才得以留任，但端、鐵從此結下樑子。“照相門”事件發生後，鐵良馬上採取行動，糾集往日同端方政見不合或被他整過的官僚一起上書，要求朝廷從嚴處理。按照清朝律例，這種過失最多就是革職留任或降級留任，況且端方還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職務非常顯要，完全可以戴罪立功。然而，反對派們對端方已形成合力圍剿之勢，其勢力之強大連載灃都頗爲忌憚，因此端方唯有辭職回家了。
就這樣，堂堂朝廷一品大員被一場子虛烏有的冤案搞得賦閒在家。政壇失意，端方終日飲酒作樂、會客訪友，倒也活得自由自在。不過，樹欲靜而風不止，政敵們豈能容端方悠哉灑脫於塵世之外?一年後，端方又被衆人架到了火山口上，這一次，他丟的不再是官職，而是性命。
鐵路真要命
清末的鐵路難題，就像一個無底黑洞，讓統治者既頭疼又無奈。就連當時公認的洋務派領袖張之洞，自1898年接手修路工作到臨終前，扔進不下幾千萬兩白銀，卻愣是沒建成一寸鐵軌。命運偏偏又來捉弄端方，1911年5月18日，他被起復爲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也就是從這天起，端方的生命正式進入倒計時。
端方本來就不主張鐵路國有，所以對於朝廷的任命，他感到左右爲難：如果赴任則極有可能死在四川的保路狂潮中，如果抗旨則必定會喪命於深牢大獄裏。於是，爲了保命，他一面開始打點行裝，做出準備南下的姿態;另一面不斷上書朝廷，認爲實行鐵路國有的時機尚不成熟，要求給些時間在京城延攬人才，籌劃方案。載灃早已看出端方的企圖，頻頻派人催促其南下。手捧着朝廷的一道道“催命符”，端方自知大限將至。
端方緩緩南下，走走停停，一邊未放棄和平解決四川保路運動的努力，一邊思索着自己的“續命”良方。然而，革命畢竟不是請客吃飯，端方的溫和懷柔換來的是革命黨人的血腥屠刀。1911年11月，隨同端方入川的新軍發生兵變，士兵將端方俘獲。不久，端方就身首異處，暴屍荒野。
關於端方之死，歷來說法不一。有的說端方本打算北上勤王，後被軍中革命黨人偵知，於是先下手爲強，結果了其性命;有的認爲是革命黨人利用部隊軍餉問題，煽動士兵向端方索要銀兩，乘勢策反官兵，除掉端方;還有的說早在端方入川前，他就被列入黑名單，所以誰能拿到端方的腦袋無疑是立了首功，於是有人鋌而走險，取其首級。
不難看出，以上說法大都建立在殺掉端方有利於革命大業的前提之上，因此殺端方自然被視爲正義之舉。其實在末世危局中，有識之士的選擇至少有兩種：一是挺身而出，勇於擔當，通過改革來扭轉頹勢;一是打破乾坤，重建秩序，藉助革命以改天換地。端方無疑屬於前者，所以並不能因其屬於清政府陣營便否定他所從事活動的合理性。只可惜，在長期造反有理、革命無罪的主流語境下，像端方這樣的改革家一直被歷史所淡忘、被世人所誤解。得不到公正的評價，相較其“非正常死亡”，或許是一個更大的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