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年)四月，新婚不久的太子李弘隨高宗和武后從幸東都，卻在一場夜宴中暴斃，年僅24歲。高宗在無盡的哀傷中頒佈了一道制書，履行了對李弘的承諾，破例追封他爲孝敬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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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爲以高宗名義發佈的官方文件，這道制書承擔了兩個任務：第一，對太子進行追封;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在第一時間對太子死因發表了官方聲明，宣稱李弘是因“沉瘵嬰身”“舊疾增甚”而自然死亡。
那麼，李弘果真如這份官方聲明所言，因罹患疾病不治身亡?還是像大多數史料記載和民間紛傳的那樣，被他的母親武后鴆殺?
作爲高宗的嫡長子，李弘不僅遺傳了高宗仁厚的性格，而且遺傳了高宗羸弱的體質，自童年時代就體弱多病，長大成人後更是日漸加重。咸亨元年(670年)，李弘19歲時，負責其膳食的典膳丞就曾因他久居於內殿、很少接見東宮臣僚而上書批評，並依照禮制減免了對他的膳食供應。李弘連忙解釋，說他近來病情加重，所以皇上特意命他多休息，不許過度勞累。
咸亨二年正月，高宗和武后前往東都，留李弘於京師監國。當時的宰相戴至德、張文瓘都兼任東宮的左庶子，於是受命輔佐太子。可李弘由於“多疾病”、精力不濟而無法打理政務，所以在監國期間，“庶政皆決於至德等”。
這一年五月，高宗又下詔，命時年18歲的沛王李賢幫助太子處理朝政。此舉固然是爲了給李賢提供政治上歷練的機會，但是同時也從側面表明，李弘的身體狀況實在令人擔憂，以至於高宗不得不讓李賢替他分勞。直至上元二年，李弘的健康狀況也未有所改善。就是在這時，高宗向李弘表示，一旦他的身體有所恢復，就實行內禪。
按照上面那道制書的表述，高宗很可能是想通過這個“禪位”的好消息，讓李弘的心情愉快起來，進而促進病情的好轉。可高宗萬萬沒有料到，“天資仁厚、孝心純確”的李弘在聽到這個消息後，因不忍父皇爲他遜位而極度傷感，導致病情更加嚴重，以致“俄遷上賓之駕”。
鑑於李弘從小到大一直都是這種病懨懨的狀況，加之李唐朝廷又以高宗名義發表了官方聲明，宣稱李弘是因病而亡，所以《唐實錄》就對此作了模糊處理，只用了“暴卒”這種耐人尋味的字眼，而《舊唐書》中除了把高宗的這道制書客觀地記錄下來之外，就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太子從幸合璧宮，尋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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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幾乎就在朝廷發表官方聲明的同時，民間關於李弘之死的另一個版本卻傳得沸沸揚揚，輿論的矛頭一致指向李弘的親生母親—武后。《資治通鑑》就稱：“太子薨於合璧宮，時人以爲天后鴆之也。”《舊唐書》《唐會要》更是記載了名臣李泌與唐肅宗的一段談話：“天后方圖臨朝，乃鴆殺孝敬。”明確認爲是武后鴆殺了李弘。
雖然多種史料和當時民間的普遍看法都認爲是武后毒死了李弘，但是時至今日，仍有部分學者以高宗的那則官方聲明爲主要依據，反駁武后毒死李弘的說法。理由是：高宗的那道制書是在李弘死後第一時間發佈的，所陳述的事實自然要比成書較晚的《資治通鑑》等書更爲可信;李弘長期患病，最後病情越來越重，不治身亡也是很自然的;武則天既然能夠控制高宗，就未必不能控制李弘，所以沒必要冒風險殺他;武則天要實現稱帝野心，最大的障礙應該是高宗而不是李弘;李泌對肅宗說的那段話只是政治說辭，針對的是政治而不是歷史;舉出駱賓王在其《討武曌檄》中把武則天殺姐屠兄，弒君鴆母的所有醜事一股腦兒都給揭發了，卻唯獨不提鴆殺李弘的事情爲證，這足以說明當時還沒有這個說法。
那麼，這些理由是否成立呢?值得商榷。
第一，古往今來，官方面對重大而敏感的突發事件，首先拋出的聲明往往是爲了穩定局面和安定人心。所以，不管李弘之死的真相究竟爲何，高宗都只能公佈那個在政治上最正確的“真相”。
第二，李弘誠然是一個病懨懨的藥罐子，可高宗何嘗不是呢?既然高宗可以一直這麼病歪歪地活着，而且在李弘死後又活了八年，那憑什麼認爲李弘就一定會早亡呢?如果說李弘罹患的肺結核在古代屬於不治之症，自然會比高宗早死，那麼高宗不僅患有風疾，還患有肺結核、瘧疾，其健康狀況更糟。
第三，武后能夠控制高宗，就一定能夠控制李弘嗎?答案是否定的。究其原因，不僅是李弘的性格和政治立場一貫與武后相左，更因爲李弘的背後是整個宰相集團!由於高宗的特意安排，當朝宰相幾乎都兼任東宮屬官，並且基本上都是堅定的反武派。一旦李弘登基，由這些宰相執掌朝柄，武后不要說想控制李弘，恐怕連自己的命運都不一定掌控得了。所以，就算鴆殺李弘需要冒一定的風險，武后也沒有理由退縮。更何況，從一個小小的才人一步一步走到天后的位子，在武后漫長曲折的權力之路上，有哪一步不需要承擔風險呢?有哪一次不是機遇與挑戰並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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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說武后稱帝的最大障礙是高宗，所以不該先對兒子下手，這種說法簡直不值一哂!因爲各種史料都明確記載，李弘死前，高宗已經公開宣佈要禪位於他，所以武后纔會陷入空前的緊張之中，不得不迅速對李弘採取行動。
第五，把李泌對肅宗說的話當成“政治說辭”，未免過於武斷和草率。衆所周知，李泌是中唐名臣，歷仕玄、肅、代、德四朝，但生性淡泊超然，不戀世間名利，一生中四次歸隱，到晚年纔在唐德宗的一再請求下出任宰相。試問，這樣一個視功名富貴如敝屣的人，會爲了達成某種政治目的而不擇手段、肆意歪曲歷史嗎?退一步講，就算李泌的話確屬沒有事實根據的“政治說辭”，可問題在於，他面對的不是一般人，而是皇帝;他談論的也不是一般人物，而是李唐祖宗;並且談論的不是一般事件，而是武后鴆殺親子這樣一個重大而敏感的歷史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相當程度的真實性作爲依據，李泌怎麼敢信口雌黃?就算他敢，唐肅宗豈能聽任他胡編亂造、往自己祖宗的頭上扣屎盆子?
第六，因駱賓王的《討武曌檄》中沒有提及武后鴆殺李弘之事，就得出“當時沒有這種說法”的結論，同樣是太草率了。從近年新出土的一份唐代史料上可以明顯看出，在駱賓王起兵反武之前，時人對李弘之死就已經產生懷疑了。這份新出土的史料是《閻莊墓誌銘》。閻莊的官職是太子家令，在東宮輔佐李弘長達十餘年，深受李弘信任。根據墓誌記載，閻莊於上元二年隨李弘從幸東都，四月，李弘暴亡。同年九月，也就是李弘下葬一個月後，閻莊也在河南老家暴亡。其中的“纏蟻牀而遘禍”“隨鶴版而俱逝”意味深長，若李弘屬正常病故，那太子家令閻莊無論怎樣悲傷過度，都是不應當“遘禍”的!而閻莊甚至因之罹禍，最終跟李弘一樣死得不明不白，就讓後人有理由把懷疑的目光指向武后。
綜上所述，我們有理由認爲，李弘很可能並非正常死亡，而是死於謀殺。真兇，就是他的親生母親—武后。因爲，無論是迫於當時的政治形勢，還是出於武后的個人性格，她都完全有可能下手除掉李弘。既然這一路走來，武后可以在她認爲有必要的時候，毫不猶豫地除掉她的兄長、姐姐、外甥、女兒，那麼這一次，當武后感到她大半生奮鬥的一切就要因爲李弘的即位而付諸東流時，她爲什麼就不能親手除掉自己的親生兒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