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誘惑，駱秉章態度鮮明地說：公事公辦，足色足秤上繳，我當然不挑剔;若以少充多，銀色低潮就要挑。駱說到做到，有一次到庫內抽查，發現有名庫丁以拿錯砝碼爲名將收的銀子多算了十餘兩，當場將該庫丁重責了四十大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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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秉章在嚴厲查庫的同時，也潔身自好，每月在庫只收飯食銀38兩，甚至在年中，也將所得的飯食銀分100兩給車伕和跟班，嚴格管束下屬在庫內撈取好處。
軍機大臣潘世恩是駱秉章的恩師，潘的兒子爲親戚捐個小官，其家丁和銀號的夥計攜銀800兩上繳，被駱發現短缺25兩。駱告知家丁：銀子還差25兩，必須補足，不然只好由我代補。次日，潘家只好補足欠銀。這種情況讓大家看傻了眼，這駱老爺如此認真查庫，我等難於舞弊呀。潘相是他的老師，他都不徇私情，更何況他人?
在駱秉章的嚴厲監督之下，庫丁無法以少充多，也不能用成色次的銀子充好，當然也就無法收取賄賂。被擋了財路的庫官們決定到上面活動，將駱弄走。他們想出的方法竟然是花錢讓駱秉章升官走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正好有不負責查庫的京畿道監察御史的職位空缺，於是庫官聯絡銀號四五人竟湊了7000兩銀子到駱的上司副憲大夫、左副都御史帥承瀚家打點，想讓駱能上位補缺，好在被其家人察明來意，轟出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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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一經傳出，駱秉章查庫的廉潔事蹟比現在的專場報告會還來得快，一下子就在京城傳開了。後來榮祿外放山西大同府伊，此人是大學士穆彰阿的一個晚輩親戚，他向穆中堂辭行時，穆很擔心地說：你出庫以後，銀庫的事情我一無所聞，實在不放心。榮祿說：中堂且可放心，現在駱御史查庫事事認真，又不收陋規，庫丁都怕他，他在銀庫不會有事的。穆彰阿說：四兩平都不收嗎?榮祿說，不收。穆彰阿感慨萬千，說：此人是我門生，真是個體面之人。從那以後，穆對駱更加器重。有一次他召見駱說：你查庫真超前絕後，我必讓你再留三年，於大庫有益。駱笑曰：此地一年已難辦，再留三年，恐無活人矣!從兩人交談中可以看出，穆彰阿其實也深知國庫的積弊，那就是庫官、御史徇情受賄，中飽私囊的事實。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庫丁張誠保之兄張亨智想爲其子張利鴻報捐知州。農曆十一月初二，張家人將銀子共11474兩分裝11袋送至戶部。由於捐官的人太多，直到傍晚才輪到張家交銀。張誠保在銀子上秤、驗色等過程中，先是將第2袋誤報成了第3袋，見沒其他人注意，便繼續矇混。在收第7袋時，他便報爲第10袋。等全部手續完成後，便少收了4袋銀子。當張家人想將銀子悄悄帶出庫門時被庫丁們發現，大家先是上前索分，繼而哄搶。贓銀分完後，當天沒上班的庫丁以及銀號相關人等便到張亨智處，以舉報相要挾，意圖敲詐，但被張喝罵而出。於是這幫人聯名到衙門控告，最終引發了道光年間國庫被盜大案(或稱戶部虧空大案)的導火線。
由於案情重大，此案直接上報了道光皇帝。道光帝不笨，立馬想到“此等積慣舞弊之人恐盜用已不止此一次”，於是“欽派大臣將庫項全數盤查”，多年捂着的蓋子終於被揭開，史載“道光二十三年，庫吏分銀不均，內自攻訐，其事不能覆蔽，達於天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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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三月二十六日，刑部尚書惟勤向道光帝詳細彙報盤查銀庫的統計結果：經查對戶部送來的賬簿，以及到實地盤點清查，發現銀庫虧空嚴重。賬面結餘應爲1218萬餘兩，但實存白銀卻不足293萬兩，即是說短少或被盜之銀達925萬兩以上。
這個結果猶如晴天霹靂，幾乎把道光皇帝擊倒。血淋淋的事實就差沒把他整出個抑鬱症來。此時的道光帝已經62歲高齡。他執政面臨的最大內憂就是財政問題。鴉片戰爭用盡了國庫3000萬兩白銀，戰後賠款對大清的財政狀況更是雪上加霜。在和洋鬼子開戰的同時，黃河也不爭氣，連年決口。堵決口，賑災民，道光帝又把2300萬兩白銀扔到了水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