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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改革妓院:把妓女和酒捆在一起“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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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辦妓院的妓女來自內外兩條“供貨渠道”:對外戰爭不斷,俘虜的家屬殺男不殺女,留下來就是爲了給妓院補缺;對內處死犯人後他們的妻女也是該殺不殺,搞“刀下留人”的目的就是“開發利用”,用她們去擴充公家賣淫隊伍。

妓院是個非常古老的行業。這第一個妓院的“總設計師”頭銜,落到了春秋戰國時代著名的宰相管仲頭上。他挖空心思搞起了“國有色情企業”,利用妓女賺錢爲國家創收。就因爲這位名相這一大發明,後人嘲笑他的班子是吃“軟飯”的。在當時內憂外患的情況下。

王安石改革妓院:把妓女和酒捆在一起“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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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辦妓院的妓女來自內外兩條“供貨渠道”:對外戰爭不斷,俘虜的家屬殺男不殺女,留下來就是爲了給妓院補缺;對內處死犯人後他們的妻女也是該殺不殺,搞“刀下留人”的目的就是“開發利用”,用她們去擴充公家賣淫隊伍。

同樣的“色情醜聞”在中國歷史上並非獨一無二。多少年以後宋朝的改革家王安石也在這方面有了“新舉措”,他開創了酒館和妓館“合營”的新途徑,把妓女和酒捆在一起“銷售”,讓妓女既賣酒又賣身,把國家對酒的專賣業搞得“有聲有色”。

進入明清兩代以後,各種與此有關的史料記載又多又詳實,北京作爲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同樣也是中國色情業的中心,給一些人的“方便”創造了條件。這些爲達官顯貴和文人雅士打造的“風流場所”多分佈在內城,官宅和妓院的數量總是成正比的,達官貴人多,要求“方便”的就多,使得妓院和妓女數量猛增。皇帝可以“閱盡人間春色”,官員爭相納妾還嫌“編制”不夠,於是就忙完“家裏”忙“家外”,真可謂是上行下效,“跟朝廷保持一致”了。

王安石改革妓院:把妓女和酒捆在一起“銷售” 第2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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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的妓女往往是扶着欄杆賣唱招徠生意,“勾欄”這個詞兒就成了妓院的別稱,它形象地展示了一幅活生生的“妓女敬業圖”。到了清朝末年和民國初年,“勾欄”事業進一步規模化和商業化,主要集中在前門外大街的商業繁華區,就像今天的酒吧一條街那樣,妓院也開始扎堆,這一帶是戲園子、茶館、酒樓的集中地,吃喝玩嫖互相滲透,形成了“服務一條龍”。20世紀30年代末的一份統計資料顯示,當時的北京光“八大胡同”註冊登記的妓院就達100多家,有名有姓的“專業妓女”就有700多人,而“送貨上門”的“野雞”和“暗娼”還不在統計數字以內。當時的色情業已經成了第三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有些婦女走投無路了就在這裏“自投羅網”,爲了活命只好拿自己的身子去換飯吃。

老北京的妓女根據地方特點也有“流派”之分,她們中分成了“南班”與“北班”兩種。一般來說“南班”的妓女檔次較高,“色藝雙全”,我們所熟悉的賽金花、小鳳仙就是“南班”的佼佼者。不少高級妓女是達官貴人的“編外姨太太”,同樣過着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生活,因爲靠近權力的“近水樓臺”,也常利用“枕邊風”辦很多事情,包括買官賣官之類的風險事情,她們也敢充當“中間人”,並收取“好處費”。

這一等妓院還有個好聽的名字叫“清吟小班”。顧名思義,“清吟”就是飲茶、下棋、說戲,給皮肉生意披上了一層美麗的文化外衣。出入“清吟小班”的嫖客多爲有權勢的人,當然也有些是舞文弄墨的知識分子,妓女題材的小說和戲劇曾經興盛一時,也是作者在這裏“體驗生活”的結果。那時的妓院從名字上就可以分出個高下來,一、二等妓院名字聽起來也雅,叫“院”叫“館”或者叫“閣”,這裏的妓女出手非常闊綽,有的呼奴喚婢,有的揮金如土。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官者當然就富了。三、四等妓院的字號也寒磣,叫“室”叫“班”叫“樓”叫“店”,也叫“下處”,這裏的妓女多是受窮受氣的主兒。

王安石改革妓院:把妓女和酒捆在一起“銷售” 第3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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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上對婦女最惡毒的咒罵莫過於“婊子”了,奇怪的是許多歷史戲卻爭相歌頌“婊子”。杜十娘、柳如是、賽金花、小鳳仙等美女都曾經是“婊子”,這些有品位有氣節的婦女一個個都是“出污泥而不染”,似乎妓院不是“污泥溏”而是“大課堂”了,它爲我們培養出許多“巾幗英雄”,成爲民族的驕傲和學習的榜樣。

實際情況並不是這些文人所寫的那樣,“高級妓女”不能代表妓女。實際上,妓院老闆把妓院當成了“聚寶盆”,妓女的眼淚變成了他們財富的源泉。他們在這裏毀了無數婦女,也腐蝕了許多有爲的男人,還爲社會添了可怕的梅毒和花柳病,妓館和煙館“雙‘館’齊下”,把當時的社會搞得烏煙瘴氣。這妓院本身就是一座垃圾場,許多妓女在這裏過着暗無天日的生活,待青春過後人老色衰,就被趕出院門,開始了更悲慘的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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