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對天啓帝的老師孫承宗的評價很高，說如果堅持使用孫承宗鎮守遼東，則滿清入不了關內，更不用說拿下江山了！真是這樣的嗎？我們來看看孫承宗任遼東經略時的成績。孫承宗之前任遼東經略的是熊廷弼、王在晉。熊廷弼守遼，有大氣魄、大戰略。他策劃有一個“三方佈置”的方案。即：“增登萊、津門兵，而重兵屯山海關，待各鎮兵馬大集，登、萊策應齊備，然後三方大舉進兵”。所謂“三方”，分別是登萊、天津和山海關。也就是說，熊廷弼準備棄守關外，將重兵屯在登萊、天津和山海關三個方位。山海關，號稱天下第一雄關，易守難攻，將關外的軍隊拉回來集結關上，既可以尋找戰機，從正面出擊後金，同時也可機動靈活地策應和支援昌、薊、宣、大各要塞。
而在登萊、天津屯駐軍隊，不僅可以嚴防來自海路的進攻，更是可以隨時通過水軍襲擊後金後方的奇兵，以配合山海關正兵的進攻。由此可見，熊廷弼的總體思路還是先守後攻，守，在明朝連丟失地、士氣不振的情況下，以山海關一帶的長城沿線爲防守中心；攻，等兵馬、器械、糧草集結配備完畢，尋找到後金的破綻所在，情況也摸的清楚了，就以山海關大軍爲正兵，堂堂皇皇殺出關外，吸引後金主力，而登萊大發舟師直奔敵人的後方，攻其必救，動搖其根本。前後夾擊、內外開花，後金必敗無疑。可以說，登萊、天津與山海關的三方結合，“無不正，無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李衛公問對》），表面上平淡無奇，實則爲一招斃命的凌厲殺招。
能制定“三方佈置”者，非有以天下爲棋的氣魄和胸襟而不能爲。要知道，把軍隊收縮入山海關，在許多人的眼裏，那就等於是把山海關外三四百里土地拱手讓人。但如果從戰略家的眼光來看，放棄這些地盤，既可以避免兵力分佈過散、縮短後勤補給線、減輕國家財政負擔，又可以在攻守中反客爲主，取得主動放棄的地位。古之善戰者，從不囿於一城一地的得失，所謂“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是也。可是燕雀不會理解大鵬的志向，目光短淺者不能洞察高瞻遠矚者的思想。熊廷弼的“三方佈置”沒能實施，他本人也被構陷入獄。王在晉的基本方略在於務實。他沒有放棄關外土地，卻重在加強山海關的防禦強度。
他在不增加軍隊、清汰老弱、精兵簡政、裁減閒雜的官員的基礎上，築八里鋪重城將山海關變成雄關天險，並以薊鎮原有中、東兩協作爲山海關的後盾，再撫賞、拉攏漠南蒙古諸部，使其甘爲大明王朝所驅使，在關外設帳，從側翼給後金以有力牽制，以儘可能小的資源消耗來暫時穩住遼東的局面，一方面使朝廷財政得以休養生息，另外也爲積蓄力量大舉進攻提供可能。
其實，這也是熊廷弼“三方佈置”方略中最重點的部分。當然，王在晉也並沒有真正悟透熊廷弼“三方佈置”方略的內容，他之所以這樣策劃，是跟他先前擔任“總理戶、兵、工三部侍郎”調撥遼東軍需有關的。在當時，他就深感遼東的用度是一個巨大的無底洞，在他看來，大明王朝在財政上赤字纔是真正關乎國家存亡的大問題，經濟的窘迫對國家的危害遠勝於任何邊患與內亂。出任遼東經略，他就對天啓帝說：“年來遼左興供繁浩，甚以川酋造孽……臣亦當量力而進，不至束手無措，庶免尾大不掉之患矣。”（語見《三朝遼事實錄》卷八）
因而，他一門心思想減少遼東的支出，使之不至於成爲危害國家的“尾大不掉之患”。到了孫承宗出任遼東經略，一切都變了。孫承宗廢除了八里鋪修築重城的工程，出關二百里，興建寧遠城，另外還準備在寧遠城之前修一道邊牆，大力擴軍，大量造辦軍械、甲仗，並且廣泛提拔幹部、增設衙署。王在晉離職之前，已經和漠南蒙古諸部談得八九不離十了，甚至已經把他們的軍隊調過來做了許多戰略上的安置。孫承宗卻對王在晉費盡心機所招來的蒙古人不分青紅皁白，全一古腦趕走了。
孫承宗的工作思路是：欲保關門，必先固遼西；欲復遼東，亦必先固遼西，積極構建一道從山海關到寧遠，再到錦州的防線。他首先整頓山海關的關門防務，以“並夾城之役，修築關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水則從望海臺出芝麻灣，三面環海，安大炮爲橫擊。陸則三道關之石城，可頓萬人，開突門力夜擊。北水關外，有峻嶺築號臺十一，置炮以防外瞰”，說是穩定關門局勢，爲恢復遼西失地強固根基。
再次，修築寧遠城。天啓三年（1623年）九月，孫承宗命袁崇煥修復寧遠城，並令駐軍儘速恢復山海關至寧遠沿線被焚棄城池、營寨和戰壘。也就三四年時間，孫承宗心中的關寧防線已初具規模。他不無得意地說：“臣來關外，止有八里鋪一堡，中前所一城，以安哨馬。臣與各將吏拮据四年，有四十七城堡”（《崇禎長編》卷十三）。“四十七城堡”外，還修了數以百計的“臺”。孫承宗沾沾自喜地向朝廷彙報：“自八里鋪起歷寧遠城，堡十有二，臺六十有六，抵中左爲二百七十里，北偏爲邊，自鐵場堡歷永安迤□而東，抵椴木衝錦州界，有邊堡二十一座……臺一百二十六座，地與西虜爲鄰。”（（語見《明熹宗實錄》）卷三十三、《崇禎長編》卷十三）
憑藉着這條防線及防線上的城堡、兵臺的保障，他將明軍防區一步一步地擴展開來。天啓五年（1625年）夏，他遣將分據錦州、松山、杏山、石屯及大小淩河各城，自稱防線由寧遠又向前推進二百里，形成了以寧遠爲中心的寧錦防線。此外，他又一手提拔起一批將領：滿桂、祖大壽、吳襄、趙率教等。天啓三年至天啓六年，大明東北四年無戰事，“關門息警，中朝宴然，不復以邊事爲慮矣。”在波瀾不驚的表象下，明軍已不知不覺地“收復”了遼西，明朝兵部尚書王永光由衷大讚道：“兵家有云，善戰者，無赫赫之功！”
可是，對於孫承宗的做法，使得軍隊一下子就從原來的五六萬膨脹到了十四萬！而且自八里鋪到錦州修“四十七城堡”、“臺”數百座，工程浩繁、宏大，耗費龐大。天啓初年，國家的財政收入不超過330萬兩，加上賦稅連年拖欠，實際的收入只不過二百餘萬兩，而財政支出卻達到了五百餘萬兩！爲了填補巨大的虧空，尋找更多的軍費來支持孫承宗構建這條龐大的關寧防線，天啓朝幾乎年年追加遼餉，到了天啓六年，遼餉已增至7714121兩。饒是如此，天啓七年，大明朝的財政還是高達1646575兩的虧空。（《明史記事本末》戶部給事中黃承昊上言：“今出數共五百餘萬，而歲入不過三百二三十萬，即登其數，已爲不足，而重以逋負，實計歲入僅二百餘萬耳！”）
這還不算，孫承宗還沒有停止的意思，他還打算通過這種方式繼續修下去，一直修到將努爾哈赤趕出遼東爲止。孫承宗認爲，只要將防線延伸到後金的地盤，但憑自己的十幾萬兵力，就能解決遼東問題了。而問題很現實地擺在面前，楊鎬興兵十萬，在薩爾滸敗了。
（薩爾滸之戰，以明軍的失敗、後金軍的勝利而告結束。薩爾滸戰役，除李如柏軍撤走未遭慘重損失，明軍共損失兵力約45800餘人，戰死將領300餘人，喪失騾馬28000餘匹，損失槍炮火銃20000餘支，元氣大傷，後金軍的勝利，不但使其政權更趨穩固，而且從此奪取了遼東戰場的主動權。而明軍自遭此慘敗，開始陷入被動，到天啓年間，遼陽、瀋陽、廣寧等重鎮相繼失守，明朝退守遼西，完全陷入被動，局勢萬分危急。明朝方面自此由進攻轉爲防禦，後金方面由防禦轉爲進攻。）
袁應泰和張銓曾議兵十八萬，到頭來，瀋陽、遼陽丟失了；王化貞擁兵十五萬，廣寧同樣潰敗得不成樣子。按照這個情形推算，要徹底消滅後金，沒有二三十幾萬的兵力肯定是搞不定的，而要議兵三十萬，國家財政就必須支兩千萬兩白銀來湊餉。可是，孫承宗上任不到一年，龐大的軍費開銷就已經逼得朝廷財政接近透支。很多人看不過眼了。
其中，工科給事中方有度就上書痛斥孫承宗禍國殃民，他說，北方九邊重鎮（薊鎮、遼東、保定、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寧夏、甘肅）的“正供”加到一起才三百四十多萬，而如今孫承宗在山海關一處的十萬軍隊，每年光吃喝拉撒就要耗費糧餉四百萬，而天津、登萊、通州、密雲、張家灣、京師、薊鎮、東江等協助遼事單位不得不跟着增兵，又得加餉近一百二十萬，兩項合計足有五百二十萬之巨，逼得“百姓敲骨剔髓，典子賣妻，以供誅求，年復一年”。
按照這個形勢發展，方有度一針見血地指出：“即今東奴戀棧，長伏穴中，不向西遺一矢，而我之天下已坐敝矣。”事實上，後金攻陷了廣寧，卻揮揮衣袖，打道回府了。也就是說，後金連廣寧都不要，那麼象寧遠、錦州、大淩河、右屯這些地方，他們哪裏看在眼裏？所以說，孫承宗鬧騰了好幾年，所謂“恢復”的失地，全是後金不要的地盤，而遼東問題已成明帝國財政的“尾大不掉之患”矣！孫承宗勢成騎虎，欲罷不能，只好硬着頭皮將防線從錦州延伸至右屯，再由右屯之又向三岔河挺進，眼看就要拓展到三岔河以東的耀州城下了。
修築城堡和兵臺還只是一方面，有了這麼多駐地，還得有兵馬駐守。前面說過，孫承宗大力擴軍，把軍隊從原來的五六萬擴編到十四萬，就是爲了充實這些駐地。這十四萬人比方有度上疏時的十萬還要多出40%，每年要消耗五六百萬兩！要說，軍隊擴編就擴編了吧，您指揮他們直接去跟後金幹仗，速戰速決，早日解決了問題就行，但現實很殘酷，楊鎬、袁應泰、王化貞等人活生生的例子就擺在眼前，將軍隊直接開向前線跟後金進攻是行不通的，孫承宗只好把這些軍隊分插到各個城堡作出長久駐守的態勢。
這麼一來，後金理都沒理，朝廷的財政卻扛不住了。孫承宗自己也覺得耗費實在太多了，挺不好意思的，就寫了份報告，自我檢討，說：“從其他軍鎮調來的兵利於速戰，本鎮的兵利於久守。現在山海關內外聚集了秦、晉、川、樑、燕、趙各地的官兵，耗費巨大，日久必坐困天下。現在欲進則不足，久守則必變，所以士兵必須在本地遼民中徵用。”接着，又寫了自己的具體措施：“故隨遼人之便，安插於兩衛三所二十七堡間，以土屯土。”並總結爲：“以遼人守遼土養遼人。其後的時間裏，他也的確貫徹了這個方針，大量遣返了外地的士兵，改徵遼兵，鼓勵遼人迴歸故里，墾荒屯田，重建家園。又大力發展採煤、煮鹽、海運等事業，省下不了少錢糧。省下了多少呢？他本人向朝廷彙報是：“其官兵屯田五千餘頃，官屯銀一十五萬有奇，塩錢利銀三萬四千有奇，採青省餉部銀十八萬。”（見《崇禎長編》卷十三）
每年分發給兵馬的糧餉要四五百萬，就省十八萬，足見解決不了什麼問題。要知道，外地的士兵來服役，都是光棍一條，每月定時給他們發放軍餉就行；而本地士兵屯田，拖家帶口不說，還要給他們添置耕牛、農具、安家費等等用度，所以朝廷的負擔不但沒減輕，反而更加沉重了。從所，孫承宗自天啓二年八月走馬上任後，就覺察出遼東經略的職責不是自己的能力所能擔任得了的，從當年十月開始，到十二月、第二年一月、四月、六月、十二月、第三年四月、第四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多達十餘次上交請職申請書，請求離開遼東。可天啓帝認爲是老師太謙虛（孫承宗任遼東經略是自告奮勇、毛遂自薦的）沒有同意。
最後，是孫承宗咬緊牙關、頂硬頭皮，動用了數萬兵去偷襲後金只有幾百人據守的耀州，落了個柳河之敗，這才灰頭土臉地從遼東的爛攤子撤下來了。注意，很多人被《明史》所騙，說柳河之敗是小敗，閹黨以之爲藉口參劾孫承宗，孫承宗不得不自請罷官返鄉的。錯了。現實的情況是：未攻耀州之前，遼東的總兵力是十二萬人，柳河一敗，只剩下五萬八。
也就是說，有六萬多人逃散了。這些逃散的，有的是在三岔河直接溜號的，但有更多是在大淩河、松山、寧遠，甚至山海關就跑路了的。
孫承宗實在是沒臉再在遼東呆下去了，繼續申請退休；而朝廷也看出了他是個大草包，批准了。這樣，孫承宗才從遼東撤下來的。一句話，孫承宗下課，與閹黨沒半毛錢關係。而他在遼東揮金如土的搞建築，已經把大明國庫搞空。大明王朝最後就是窮死的。最具諷刺意味的是，清軍多次入關，都繞開了孫承宗砸銀子修出來的關寧防線，卻偏偏繞不過山海關。事實證明了熊廷弼、王在晉以山海關爲本的戰略是正確的，而孫承宗做的基本是勞民傷財的無用功。
那爲什麼孫老師會得到明清兩方的共同讚譽呢？特別是當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兒》，當年明月對於這段歷史，他的選材和很多歷史學家一樣，是《明史》。明史大家都知道，張廷玉編的，張廷玉是誰？滿清的包衣奴才！滿清處於政治考量，對孫承宗大加讚揚，因爲只有對孫承宗的地位提高，這樣才能更加顯得閹黨有多麼的可恨，朱由校有多麼的昏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