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之死，早已成爲人們熱衷談論的話題，而最早的一次中國詩人殉難，可以追溯到先秦的屈原。先秦人視死如歸，確實是一個罕見的文化景象。中國歷史上，還沒有任何一個朝代，像春秋戰國時代那樣，對死亡(自殺)保持着極度的輕蔑，彷彿只是一次短暫而炫目的反生命旅行。
從西漢史學家司馬遷開始直到今日，所有的人都堅信屈原因政治憂憤而投江自沉的動人故事，司馬遷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裏描述說，屈原在最後的日子裏寫下了遺囑《懷沙》在發出“人生在世終須死啊，對自己的生命就不要太珍愛”的嘆息之後，就懷抱着石頭，投入汨羅江自殺而死。
其中的一個證據，是收錄在《九章》組詩裏的《漁父》一文。這是中國最早的紀實文學之一，其中載有屈原對漁父(隱士的化身)的動人對白。屈原披頭散髮地來到江邊，在荒野草澤上邊走邊悲憤長吟，神色憔悴，形體瘦弱。他對陌生的漁夫說，我寧可跳進湘水，葬身漁腹，又怎麼能讓自身的皓然清白，去蒙上世俗的塵土呢?這一表白，似乎可以再度證明屈原懷有強大的自殺情結。但這篇《漁父》是典型的“他者敘事”：它只是一份旁觀者的記錄，而不是屈原的自我陳述，所以還是不夠充分有力。
被用以證明屈原自殺的主要證據，其實就是他被放逐後所寫的《懷沙》。詩人在詩中這樣宣稱：自殺的信念已然確定(“定心廣志，餘何畏懼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那就是向江中忿然一躍，去擁抱(“懷”)江底的柔軟泥沙(“沙”)。但《懷沙》也像是根據其自殺傳說而炮製的僞作。《九章》的格局除了《橘頌》是四字詩經體外，都是工整的六字體(不包括語氣詞“兮”)，唯有《懷沙》四、五、六字句相混，猶如一個民間藝人在對屈原展開精神仿寫，卻又完全不顧屈原本人的書寫習慣，而且語詞風格也與其它相異，所以有人懷疑它和《遠遊》、《卜居》和《漁父》之類，都不是屈原的手筆，卻又被人精心編入《楚辭》，以此作爲屈原自殺的明證。這種蹊蹺的情形，反而引發了我們的注意。
漢代劉向、劉歆父子的校定的《楚辭》注本，其“嚴謹性”曾受到“疑古派”史學家顧頡剛的嚴重質疑，指責這對父子是歷史造僞的大師。但他們蓄意篡改《楚辭》，費勁地僞造屈原自殺的史實，似乎缺乏強烈的動機。在我看來，僞造屈原“遺囑”和“旁證”的人只能是屈原的同代人。爲什麼當時有人要僞造他的自殺遺書?只能有一種解釋，就是企圖掩蓋死亡的真相。這迫使我們發出下列追問：那麼，究竟什麼纔是屈原死亡的真相?
回答只有一個，那就是謀殺!
詩人屈原的性取向之謎
在屈原生活的年代，許多人有殺他的動機和嫌疑，司馬遷在《史記》裏例舉的就有對他厭煩的兩位國王、奸臣上官大夫靳尚和令尹子蘭，此外還有秦國大臣張儀等等。這些都是大權在握的人物，由他們組成了打擊屈原的政治同盟。屈原雖然文華四射，才情孤高，卻對官場潛規則一無所知，一味的恃才傲物，結果遭到政敵讒言，先是被楚懷王所嫌惡而罷官，既而又因滿腹牢騷而開罪新王楚頃襄王，被流放到今湖南汨羅江一帶，成爲一文不名的流浪者。但由於屈原已遭貶竄，除非有極其特殊的原因，他們沒有必要再派刺客去追殺這個在仕途上已毫無希望的人。因此，在我看來，這個人的死，不過是一場祕密愛情的結果而已。
屈原在愛情方面的浪漫特性是衆所周知的。他的幾乎所有的重要詩篇都涉及了愛情，但他的性取向卻遭到了後人的質疑。屈原喜愛穿奇裝異服，成天弄頂高帽子(峨冠)戴在頭上，衣袍上纏着長長的佩帶(博帶)，還摘了許多鮮花和香草戴在身上，甚至屋裏也到處裝飾着氣息芬芳的花草，這種沾花惹草的習性，實在與常人大相徑庭;他還多愁善感，經常爲自己的厄運而失聲哭泣。所有這些“娘娘腔”都成爲猜疑的理由，他因而被指陳爲同性戀者，甚至有人稱他與年輕詩人宋玉關係曖昧，如此等等。
但僅僅從行爲方式上就斷言屈原是一位高風亮節的“同志”，其學術理由似乎並不充分。要真正弄清這個歷史疑團，還需對屈原的詩歌文本《九歌》加以解析。楚辭界堅持把《九歌》當作國家祭祀儀典的解說詞，這雖然不無道理，但像屈原這樣的隱喻大師，喜歡在所有的詩賦裏都注入大量象徵，若不利用這種祭祀傳統來寄託他的私密情感，反而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我們不妨把《九歌》裏的九神，視爲屈原的九個情感對象，他們可以分爲兩類，一類用女神作爲代號，如“少司命”、“雲中君”、“山鬼”和“湘夫人”，另一類則以男神“東皇太一”、“大司命”、“河伯”和“湘君”爲代碼。對這些神祗的頌揚，除了是在履行祭祀的使命，似乎還在暗示作者擁有對異性和同性的雙重情感。我不知道這是否就是所謂雙性戀的某種證據。但無論如何，從其對“湘夫人”一往情深的讚美來看，屈原保持了對異性的深切關注。卻是無可爭辯的事實。
究竟誰纔是屈原的摯愛
湘君和湘夫人的原型，也許就是堯帝的兩個女兒(舜帝的寵妃)娥皇和女英，她們在戰國時代轉型成了一對神祗夫婦，主管着楚國境內最大的河流――湘水。民間祭祀儀式的核心，就是由坊間民衆扮演這對夫妻，人神之間互相表達深切的愛慕，由此寄託民間男女的私密情愛。屈原遵循了傳統祭典的語法，利用這一公共平臺，公開唱出自己的愛情心聲。
代號“湘夫人”的女子，在屈原的衆多情人中擁有最顯赫的地位，因爲屈原託身於她的對偶神“湘君”，大膽狂熱地表達了自己的無限眷愛。《湘夫人》一詩，寫得感天動地，猶如一個苦苦單戀的少年，成爲整個《九歌》中耗費筆墨最多，情感最熾烈的詩篇。這首詩給我們留下了三個方面的強烈印象：第一，此女美貌驚人，猶如天仙;第二，她擁有比屈原更高的社會政治地位(儘管屈原假扮大神湘君，卻總是無意識地流露出自己被“帝子”召見的卑微地位);第三，她因種種限制無法與屈原公開見面，而只能在荒郊野地與之祕密幽會，全詩經歷了期待、焦慮、悔恨和無限失望的情緒曲線。在當時的楚國，符合這三項條件的女人似乎只有一個，那就是楚懷王的寵妃鄭袖，其實這可以從《湘夫人》的標題中赫然讀出：“湘”就是楚國，“夫人”就是楚王之妻妾。
司馬遷在《史記》裏記載，秦國使臣張儀因爲欺騙了楚懷王而將被殺，他以重金賄賂楚懷王的寵臣靳尚和愛妃鄭袖，得以逃生。郭沫若以此爲由，在其歷史劇《屈原》中大肆渲染，把鄭袖變成了政治小丑和屈原的死敵，這種胡亂敷衍的故事，竟成爲現代人判斷屈鄭關係的依據，實在是嚴重的混淆視聽之舉。
我們現在還無法斷定：這場狂熱的愛情究竟是真實的偷情，抑或只是屈原自己一廂情願的單戀，但有一點可以推斷，屈原對其寵妃的暗戀，可能被政敵在添油加醋之後報告了楚懷王，導致他在政治異見者的名義下遭到放逐。儘管屈原擁有強大的帝王血統(他在《離騷》冢說自己是上古大帝高陽氏的後代)，仍然不能避免這一禍端。十幾年後，楚懷王駕崩，其子傾襄王即位，楚國政治格局再次發生激烈改組。爲防止有帝王血統的屈原因與鄭袖的曖昧關係而捲土重來，其政敵派出了武功高強的殺手，以期徹底消滅這個流亡者的肉體，從而演出了一幕殘酷的喋血悲劇。
置身於謀殺屈原的現場
不妨讓我們來約略設想一下謀殺屈原的激烈場景吧。刺客在汨羅江上乘舟追殺，而屈原則乘坐另一小舟奪路而逃，其場面驚心動魄，令人難忘。但這場水上生死角逐，最終以屈原的不幸落網而告終。御用冷血殺手把他裝進麻袋，在捆緊了之後投入江心。隨後，政客們僞造了屈原自殺的遺書《懷沙》，並且利用史官四處散佈屈原與鄭袖不和的謠言。一代文人英豪就此離奇地香銷玉殞。
人民目擊了這場卑鄙的謀殺。他們渴望說出真相，但卻畏懼權勢。他們最終選擇了一場象徵的戲劇。這就是現下流行民俗的起源：在屈原被謀殺的那個日子和那個現場舉行哀悼屈原的祭禮，他們機智地用賽龍舟來隱喻當時激烈的追殺場面，用包糉子來隱喻屈原被投入江中的悲慘事變。其中，米飯象徵他的肉體，糉葉(竹葉)象徵裝他的麻袋，糉絲象徵捆紮他的繩索，而把糉子投入水中，則象徵着屈原遭人溺斃的真相。而由於時間的流失，這些出現在屈原紀念大會上的隱喻，最終成爲費解的謎語。至此，歷史被收藏和掩蔽在了壯麗的風俗的背後。
一個不可思議的現象是，在屈原被殺現場附近的汨羅山上，僅僅方圓兩公里範圍內，竟然史無前例地出現了十二座墳冢，大多高爲五米，底部直徑爲八米，四周環植蒼松扁柏，墓前都樹立刻有“故楚三閭大夫之墓”字樣的石碑，但究竟哪一座是真的，世人實在無法辨別，這就是所謂屈原十二疑冢。有人認爲其中必有一座是真的，而其它則都是克隆之物。
民間傳說稱，此舉是爲了防人偷盜墓中珍寶，又說爲了阻止秦軍掘墓復仇，其理由聽起來都相當牽強。在我看來，只有一種解釋可以自圓其說，那就是要防止謀殺屈原的政敵前來掘墳毀屍。在發明了糉子龍舟儀式以傳播真相的同時，民衆還要精心製造僞墓來保存從水裏打撈起的詩人遺骸。這是何等詭異和富於戲劇性的事件，它再度向我們證實了楚國政治的險惡以及人民的抗爭智慧。
數百年之後，漢朝的著名文學家賈誼被漢文帝從京城貶到長沙爲官，在渡過湘水的時候，寫下了一篇辭賦來憑弔屈原，託古寄懷，籍此發出悲憤的嘆息：“曾聽說屈原是自沉汨羅江而永逝，如今我來到湘江之畔，哀悼先生的英靈。只因遭遇亂世，才逼得您自殺而喪失生命。這一切是多麼的令人悲傷!”賈誼的盲目抒情，無疑直接影響了司馬遷的歷史判斷，以致他對屈原自殺說堅信不疑，而後者的自殺敘事，也就成了中國史上最權威的闡釋文本。
端午節的夏代起源
五月初五的端午日，除了與屈原之死有關，也是遭受迫害的另一楚國英雄伍子胥的紀念日。當年吳王夫差罔顧輔臣伍子胥諫言，反而聽信奸臣挑唆，賜其自殺，並於五月五日將屍體投入江中，由此成爲民衆在這天必須追思的第一冤魂。
東漢年間，十四歲的曹娥小姐因父親溺江而亡，沿江哭尋，因不見屍首而投江自盡，父女倆的屍體在五月初五那天浮起，爲避風化嫌疑，曹娥的兩手竟從背後抱住父屍，其感人事蹟也隨之被鄉民所懷念。
明朝以後，端午日又跟白蛇傳說扯到了一起，因爲就在端午當日，白素貞小姐飲用雄黃酒，險些露出蛇妖的本相，因此民衆起而仿效，指望能起到除妖去邪的功用。
一個節日同時有具備紀念詩人、忠臣、孝女和辟邪驅魔的多重語義，實在是十分罕見的事情。爲了弄清什麼是端午的最高母題，我們不得不對這個節日的起源作簡明的闡釋。
端午日就是五月初五，它意謂着夏季(午月)的開端，由於隱含兩個“五”字，所以一些地方又稱爲“重午(五)”，多出現於夏至前後。那天，炎熱的夏季已經逼近，各種鬼魂、蛇蟲和瘟疫開始歡樂總動員，古人形容它“五毒盡出”，眼見得不是個吉祥的日子。
端午就是最古老的亡靈紀念日，世人要在這天悼念那些不安的鬼魂，祈求它們離去。但這一“鬼日”卻因佛教傳入而發生位移，被七月十五的盂蘭盆節替代。端午的原始功能，在歲月的侵蝕中變得曖昧不清，只有在門上懸掛菖蒲、艾草、石榴和胡蒜等的祛邪風俗，還約略暗示着它與鬼魂的關聯。菖蒲葉片狀如寶劍，方士們稱其爲“水劍”，後又引伸爲“蒲劍”，據說可斬各種妖魔鬼怪。一方面小心翼翼地勸慰冤死的亡靈，一方面又大張旗鼓地驅除惡鬼，這種軟硬兼施的兩面手法，構成了端午習俗的真正母題。
在我看來，一月一日(春節)、三月三日(上巳)、五月五日(端午)，七月七日(七夕)、九月九日(重陽)和十一月十一日(冬節)，這六大節日，正是夏曆所設定的主要節日譜系，其共同特點是日與月的序數重合，顯示夏人在曆法遊戲上的幽默品格。除了十一月十一日的節日含義已經散失，其它至今仍在或輕或重地發揮功能。夏曆首次由夏朝啓用，第二次在春秋戰國被部分國家應用，第三次由漢武帝重啓，一直沿用至今。這就是夏曆的三度興起。端午節的習俗，無疑始於夏朝，又在戰國時代被楚人所用，其源頭遠在屈原和伍子胥之先。這兩位楚國忠臣的死期，若不是碰巧剛好撞上端午日，就是被當地百姓蓄意改造，以期與鬼節融爲一體，成爲祭祀追穰的對象。至此，端午節的起源之謎已經昭然若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