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的庚子事變曾給我們這個古老的國度帶來了無盡的創傷和迷惘，至今都在人們的心目中充滿了矛盾、模糊和衝突。義和拳到底是什麼、是怎麼產生的，這些問題並不是一言兩語可以理清的。不過，在那個炎熱的夏天，這個令世界震驚的事件還是留下了很多斑駁的特點，而作爲事件的主角，他們又是怎樣一個衆生態呢?試述之。
(一)旱災與焦躁情緒
1900年5月21日，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在致英國外交大臣的信中曾這麼說過：“我相信，只要下幾天大雨，消滅了激起鄉村不安的長久的旱象，將比中國政府或外國政府的任何措施更迅速的恢復平靖”。
很奇怪的是，庚子年北方各省的自然災害與往年以澇爲主的態勢相反，這次是普遍而嚴重的乾旱，譬如之前曾提到當時直隸的旱情記載：“光緒二十五年(1899 年)春天至冬，未得下雨，汗(旱)，春麥未種，……直隸三省未下透雨”。北方的這次旱災蔓延甚廣，除了山東與直隸外，山西、河南與陝西等地也飽受乾旱之苦。在很多地方的縣誌中，當年都有“春夏大旱”，“十室九空”，“晚禾盡萎，大飢”的記載。由此，歷史上描述旱災“赤地千里、“易子而食”的悲慘畫面再次出現，其記載令人不忍卒讀。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旱災被水災更加的可怕。一般來說，水災有時間限定性，暴雨不可能一直持續，只要大水退去後，災民尚可以回到家園重新恢復生活，而且洪水帶來的淤泥還能增加土地的肥沃度，有利於提高作物的產量。再者，水災造成的焦慮情緒往往可以通過追究瀆職的水利官員得以宣泄，並可以通過疏浚河道、加高河堤等措施來恢復信心。換句話說，水災是一目瞭然的，但旱災就不一樣了。
旱災給人們帶來巨大的心理壓力，往往在於它在時間上的不確定性，它是一種持續性的、漸進式的苦難和折磨。水災一旦發生，它便已經成爲一個過去的事情，人們基本上可以確定它的結束日期並規劃災後的生活，但旱災的不確定性則讓人充滿焦慮。正如柯文在《歷史三調》中說的：“旱災持續的時間越長，這樣的問題就越急迫：什麼時候下雨?乾旱什麼時候結束?它會結束嗎?簡言之，水災形成後，人們最關注的是已發生之事，而旱災形成後，人們最爲關心的是尚未發生之事。可以說，旱災給人們造成的心理壓力更大”。
從中國傳統的災荒觀來看，旱災往往被解釋爲得罪了上天(玉皇大帝)，因此皇帝和官員們往往會舉行莊嚴的祈雨儀式，祈求上蒼原諒，賜以甘霖。但是，並不是所有的祈雨活動都會得到回報，譬如庚子年的乾旱就並沒有因此而得到緩解。
乾旱使得直隸、山東等地的農民無所事事，義和拳也由此得以蔓延。據《天津政俗沿革記》中記載：“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正月，山東義和拳其術流入天津，初猶不敢滋事，惟習拳者日衆。二月，無雨，謠言益多，痛詆洋人，仇殺教民之語日有所聞。習拳者益衆。三月，仍無雨，瘟氣流行。拳匪趁勢造言，雲：‘掃平洋人，自然得雨’。四月，仍無雨。各處拳匪漸有立壇者”。
最爲巧妙的是，義和拳宣揚的反教觀念正好爲緩解乾旱帶來的焦慮煩躁情緒提供了一個宣泄口，這便是在義和拳的揭帖中反覆強調的，當時北方久旱不雨，原因是“洋人得罪了老天爺”，所謂“天無雨，地焦乾，只因鬼子止住天”，“天久不雨，皆由上天震怒洋教所致”，只有“掃平洋人，纔有下雨之期”。
中國有句老話叫做“天怒人怨”，在人的能力範圍之內無法解決問題的時候，尋找一個替罪羊便顯得十分必要了。洋人洋教與中國傳統及文化的格格不入，正好爲天庭震怒找到了原因。正如法國社會學家勒龐在《烏合之衆》中說的：“羣衆不善推理，卻急於採取行動。……那些教條，具有不容討論的專橫武斷的力量”。
反過來說，假如是洋人洋教得罪了天庭導致乾旱，那普降甘霖豈不又證明了他們的無辜?正如時人王照在《行腳山東記》中說的，當德國人在山東修建鐵路時，當地人“喧傳凡鐵路所經若干裏內，禾稼皆死”，於是“齊向洋人拼命”，但“他日見禾稼不死，即爲悅服洋人之日矣。”事實上，當年六月，直隸、山東交界一帶下了一場透雨，附近一帶的義和拳便紛紛回籍，正如某佚名士大夫記載的：“團即返奔，途中自相語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種地矣，似此吃苦何益?”但是，並非是所有地區都像直隸、山東交界一帶那麼幸運，直隸北部等地區的旱情就一直沒有得到緩解，這也是造成庚子年那場混亂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實上，那些在華的傳教士也在不停的祈求上帝賜予人們一場大雨，一個傳教士在信中說：“拳民們威脅要搶劫並殺害傳教士和教民，……人民無所事事，只談論如何殺洋人和教民……形勢越來越險惡，如果一直不下雨，什麼樣的暴力事件都可能發生，我們知道，如果上帝願意，他會普降甘霖來解救我們。”另一個傳教士也說：“雨水對我們來說意味着安全，正是由於久旱無雨，他們纔在這裏鬧事，並不是因爲義和團……他們本來都是安分守己的人，但他們現在被飢餓折磨得絕望了。”
(二)反洋與排外行爲
持續旱災帶來的焦躁情緒往往會使人失去了理性，正如勒龐說的：“羣衆不善推理，卻急於採取行動”，出於對洋人與洋教破壞國人傳統生活的憎恨，義和拳對一切外來事務都持一種非理性的排斥態度。除了焚教堂、殺教民之外，義和拳對洋貨也是深惡痛絕，正如《天津一月記》中記載的：“團中雲，最惡洋貨，如洋燈、洋磁盂，見即怒不可遏，必毀而後快。於是閒遊市中，見有售洋貨者，或緊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毀物殺人”。
對於義和拳此類活動，當時有很多記載，譬如楊典誥在《庚子大事記》中說：“自教堂教產燒畢後，所有城內外凡沾洋字各鋪所儲洋貨，盡行毀壞，或令貧民掠取一空。並令住戶人等，不得收藏洋貨，燃點洋燈。於是家家將煤油或箱或桶潑之於街。又傳言殺儘教民後，將讀洋書之學生一律除去，於是學生倉皇失措，所有藏洋書之家，悉將洋書付之一炬”。仲芳氏也在《庚子紀事》中說：“又哄傳各家不準存留外國洋貨，無論鉅細，一概砸拋，如有違抗存留，一經搜出，將房燒燬，將人殺斃，與二毛子一樣治罪。”更有甚者，《拳事雜記》中記載說：“當拳匪起時，痛恨洋物，犯者必殺無赦。若紙菸，若小眼睛，甚至洋傘、洋襪，用者輒置極刑。曾有學生六人，倉皇避亂，因身邊隨帶鉛筆一枚，洋紙一張，途遇團匪，亂刀並下，皆死非命”。
由於洋貨在很多方面的確具有先進性併爲老百姓提供了方便，因此除了毀壞之外還有另外一種解決辦法，那就是給洋貨或者帶“洋”的貨品改名換姓，譬如“洋藥”改稱“土藥”、“洋布”改稱“土布”或者“西布”，“洋貨鋪”改稱“廣貨鋪”，就連從日本引進的東洋車，本不屬於“反洋”系列的產品(畢竟，日本人在國人眼中乃同文同種，和西方人還是有本質區別的，庚子年的事件本與日本無關)，但車伕們還是忙不迭的將之改名爲“太平車”，並用醒目的紅紙貼在車尾，以防不測。60多年後，紅衛兵將“西紅柿”改成“東紅柿”，可謂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如此一來，義和拳在精神上獲得了勝利，老百姓也由此得了便利，減少了損失，倒不失爲一個萬全之策。義和拳在語言系統上革新頗令人忍俊不禁，如柴萼在《庚辛紀事》中說：“德宗(光緒皇帝)謂之一龍，禮王(世鐸)、慶王(奕劻)謂之二虎(也有說是奕劻和李鴻章的)，百官謂之百羊，百姓年三十以上或與洋人相關者謂之二毛子，年四十以上或間接與洋人相關者謂之三毛子，洋人謂之鬼，洋錢謂之鬼鈔，洋炮謂之鬼銃，洋槍謂之鬼杆，火藥謂之散煙粉，鐵路軌道謂之鐵蜈蚣，機關車謂之鐵牛，電線謂之千里杆，老婦謂之老寡婦，少艾謂之小媳婦，女陰謂之小妖洞，強姦謂之攪小妖洞”，甚至連“洋”也改成右邊加個“火”字，意思爲“水火左右交攻”。
在義和拳的眼中，就連光緒皇帝也不是好人，因爲他在康有爲的慫恿下背叛祖先，搞變法維新就是引進西方的那一套東西，這是義和拳所不能容忍的。王照在《山東行腳記》裏就記載了當時的很多謠言，說他在山東萊州府一帶遊歷時，聽到的“街談巷議，大抵不外‘天滅洋人’、‘李鴻章賣江山’、‘光緒爺奉教’、‘袁世凱造反’、‘康有爲封六國聖人’之類”。很顯然，這幾個人都是傾向於洋務的，這纔會遭到義和拳的詆譭(流亡國外的康有爲做了“六國聖人”，意思做了漢奸賣國賊)。
物極必反。 1900年6月16日(五月二十)，義和拳在焚燒“老德記”西藥房等洋貨鋪的時候，連帶北京南城最繁華的大柵欄商業地區1800多家店鋪和7000多間民房被焚，其火勢之兇猛，連巍峨的正陽門城樓都被殃及並燒燬坍塌。李希聖在《庚子國變記》裏說，這次大火“焚正陽門外四千餘家，京師富商所集也，數百年精華盡矣。延及城闕，火光燭天，三日不滅。”仲芳氏也在《庚子記事》中記載說：“及至延及旁處，團民不許撲救，仍令各家焚香，可保無虞，切勿自生慌擾。既至火勢大發，不可挽救，而放火之團民，已趁亂逃遁矣。是以各鋪戶搬移不及，束手待焚，僅將賬目搶護而已。”
在這個事件之後，當時很多人開始反思義和拳到底在幹什麼，譬如仲芳氏在《庚子記事》的前一部分中用肯定的語氣記載義和拳的種種活動與傳聞，但是大柵欄大火之後，仲芳氏的態度發生明顯的變化，他在文中指責義和拳造成了一場“從來未有之奇災”，並認爲“義和團如此兇橫，是正耶，是邪耶，殊難揣測”;“若看其請神附體，張勢作威，……焉有殺人放火之神靈乎?且焚燒大柵欄老德記一處之房，遂致漫延如此大火，何以法術無靈;以此而論，又似匪徒煽惑擾亂耳。”
對於義和拳的此類行爲，楊典誥也在《庚子大事記》中認爲，義和拳“雖有法力，只可以倡亂，不足以成事。……聞者驚以爲神術，遂開千古未有之奇禍……四月，保定有燒電杆，毀鐵路之舉。不知電杆，鐵路乃國家營造者，既懸‘保清滅洋’之旗，而又燒焚公家之物，是直與國家爲難，非亂民而何。……而老成謀國者，以爲亂民不可恃，兵端不可開”。由此可見，當時清醒的人還是爲數不少的。
(三)暴戾性殺戮
毫無疑問，在庚子年的那場浩劫中，華北地區的居民們都親眼目睹了一場野蠻殺戮的恐怖場景：開始是義和拳殺中國教民，其中也包含了極少數的外國傳教士或者洋人甚至外交官(日本書記官杉山彬和德國公使克林德);接着是清軍與義和拳及其八國聯軍的相互攻擊，義和拳與清軍死傷慘重;最後是八國聯軍對義和拳乃至中國無辜平民不加區別的殘酷報復。在這個酷烈的夏天，天津的附近河流中幾乎每天都有死屍漂流，而且大多是無頭或者肢體不全，有時候屍體多到將河段擁堵。
據馬士在《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中的統計，在這場浩劫中的外國遇難者爲 231人，但被殺的中國教民和無辜百姓，目前已經無法統計出具體數字。但根據中外各方的動輒數以百計乃至數以千計的記載來看，這個數字必然是外國遇難者的上百倍甚至是上千倍不止。據統計，僅山西一省就有5700餘名教民被殺，而直隸、北京、天津的遇難人數更爲巨大，如《庚子國變記》中的記載說：“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車伕小工，棄業從之。近邑無賴，紛趨都下，數十萬人，橫行都市。夙所不快，指爲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殺人刀矛並下，肢體分裂。被害之家，嬰兒未匝月亦斃之，慘無人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