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2月，深冬的寒冷一如今天。然而，寒冷並沒有如人們想象得那樣殺滅一切病菌，相反，一場前所未有的瘟疫正悄悄侵蝕着哈爾濱。隨着死亡人數不斷增長，整座城市都籠罩在恐懼的陰霾中。
近日，央視播出的電視劇《浴火危城》講述了這段歷史。不過，電視劇畢竟有編劇們的加工和想象，那麼真實的歷史如何呢?記者查閱歷史資料整理還原了當時這場大瘟疫中的主角——醫生伍連德，這是一位與瀋陽的醫學發展有着重要關係的人。
1910年東北鼠疫
疫病橫行的城市
歷史上著名的1910年哈爾濱大瘟疫，後來被科學家證明是一場鼠疫。當時，僅有兩萬多人口的哈爾濱傅家甸，疫斃者達五千餘人。最嚴重時，全市每天死亡人數接近200人。
人類與鼠疫的鬥爭，直到1928年抗菌素的發現纔有了一絲轉機。而在此之前，每當鼠疫襲來，除了直面死亡，人們根本找不到特效藥物來治療。1910年清朝統治下的哈爾濱，正是在這種相當於手無寸鐵的狀態下，面對了這一場大鼠疫的突然而至。
據《東三省疫事報告書》記載，當年10月25日，在中俄邊境小城滿洲里，兩名從俄羅斯回來的勞工在下榻的旅店內暴亡。11月7日，兩名捕獵旱獺的華工從滿洲里來到哈爾濱，住進一家鑽井工具商店開的小旅店，不久這兩個人也死了，而且還傳染了與其同住的另外4人。這是哈爾濱收到的第一個疫情報告，哈爾濱由此開始了噩夢般的冬天。這幾個人死亡前的症狀都是發燒、咳嗽、咳血，死後全身紫紅。對所謂鼠疫茫然不知的醫生們，只能憑經驗推測着這種奇怪的死亡，而此時位於哈爾濱道外以傅家甸爲中心的中國人聚居區，瘟疫已經開始蔓延傳播。
北京來的年輕醫生
哈爾濱是隨着中東鐵路而逐漸興起的年輕城市，鐵路帶來了大量俄國人，很快佔了總人口的51%以上。城市也以鐵路爲界，被分成外國人居住的“道里”和中國人聚居的“道外”兩個區域。
如同瀋陽當年因爲有日本人的鐵路，而不得不設了獨立的“滿鐵附屬地”，有道里和道外之別的哈爾濱，也面臨着類似的情況，鐵路附屬地與中國市政重疊。疫情發生後，日俄紛紛要求與中國政府共管檢疫權利，派駐本國醫官。顯然，此舉並非防疫那麼簡單，而是牽涉主權。清廷負責處理東北疫情的外務部下定決心，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控制住這場瘟疫，以此向虎視眈眈的日俄表明，中國人能夠獨立處理好這場瘟疫。
1910年12月24日，一列火車緩緩駛入哈爾濱火車站，從車上下來兩個人，其中一人三十出頭，手裏拿着一臺貝克顯微鏡，另一個人更年輕些，提着一大一小兩隻藤條箱。用以前的老話說，這個拿着顯微鏡的年輕人，可以算是欽差大臣了。他就是肩負着北京使命的“東三省防疫全權總醫官”伍連德，另一個人是他的助手林家瑞。不過，這位欽差大臣可跟別人不一樣，因爲他連中文還說不太利索。
31歲的伍連德是一位馬來西亞華僑，到中國不過兩年的時間。他17歲赴英國劍橋大學深造，1903年成爲劍橋大學第一位獲得醫學博士學位的華人。機緣巧合之下，伍連德得到一個到中國工作的機會，出任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
1910年12月18日的一封電報，改變了伍連德的人生軌跡。外務部右丞施肇基邀請他進京，並希望由他去完成東北防疫的工作。據說，原本外務部並沒有看中毫無資歷的伍連德，有海歸背景的醫學官員清朝也不缺乏。可別的官員一聽說是這種疫情，基本都找藉口推脫掉了，只有伍連德欣然從命。伍連德後來在回憶錄裏，並沒有提及自己是否有過掙扎。
挑戰大清律例的屍體解剖
哈爾濱傅家甸的中國人聚居區，大多是來自山東、直隸的勞工。他們居住環境惡劣，疫病容易傳染，而每逢年末，這些在東北淘了金的人們都要沿鐵路返鄉，也就是說，到時候病菌會被帶到全國，後果不堪設想。然而，比疫情更棘手的，是伍連德不得不面對方方面面的敵人，包括傳統習俗以及人們對他的信任程度。
抵達哈爾濱之初，伍連德首先要弄清的一個問題，就是這場疫情究竟是什麼。在得知傅家甸一名與當地人通婚的日本女人死於瘟疫後，他決定進行屍體解剖。
這次解剖是中國第一例有記載的病理解剖，但卻是在條件簡陋的民居里祕密進行的。原因很簡單，在當時的中國，解剖是對死者的大不敬，連當時的大清律例都不允許這樣的行爲。化驗結果證實，流行在傅家甸的正是鼠疫。
此後，伍連德向北京外務部發去電文，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控制鐵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隔離疫區傅家甸;向關內徵聘醫生。
跨越了傳統這道坎，新的問題又來了。伍連德發現，這一次發生的鼠疫與以往所知並不一致。當時醫學界認爲，鼠疫是經跳蚤由鼠傳染人，人際之間並不傳播。在對當地情況瞭解之後卻發現，這裏存在着室內一人染病很快感染全家的情況，而且醫生們並沒有從老鼠身上提取到鼠疫桿菌。
基於這種情況，伍連德大膽提出，在傅家甸流行的鼠疫無需通過動物媒介，通過呼吸之間的飛沫就可以傳染。伍連德將此病命名爲“肺鼠疫”，並要求醫護人員戴口罩避免傳染。然而，伍連德的這個新理論，在學界內部幾乎無人相信。
法國醫生梅斯尼的出現是伍連德的危機，也是他的轉機。這位自願前往東北的資深醫生，在控制傳染病方面有着無與倫比的權威。他完全不相信伍連德的說法，在沒有戴口罩的情況下去醫院診斷患病者，六天後不幸去世。梅斯尼個人的不幸，卻意外地給伍連德帶來了轉機。震驚的哈爾濱自此完全信任了這個年輕的醫生，伍連德也由此開始了對整座危城疫情的掌控。
一個人的力挽狂瀾
當時，疫情原本無藥可醫，切斷人與人之間傳染的鏈條是惟一可控的途徑。伍連德想盡了一切辦法，讓傳染的速度降了下來。
首先，在伍連德的指揮下，傅家甸被分爲4個區，每個區的居民佩戴不同的證章，只可以在本區內活動。每天各區派人挨家挨戶檢查疫情，一旦發現有人感染，則立即送防疫醫院，並對他們的房子用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診病院分爲疫症院、輕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醫處幾種，特別是對出現咳嗽等症狀的疑似者，醫生每日診察，如果連續7天體溫正常，即解除隔離，這種方法直到今天還在被沿用。
其次，阻止疫情傳染到更大範圍。伍連德選擇了與上級交涉，暫停鐵路運行。1911年1月21日，清政府下命令“將京津火車一律停止，免致蔓延”，關內外的鐵路交通完全斷絕。
一切似乎都平靜了下來，然而隱患卻依舊存在。伍連德發現，由於天氣寒冷，屍體無法深埋，也就是說，腐屍極有可能成爲新的傳染源。於是，伍連德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集中火葬!
伍連德上書朝廷，請皇帝下一道聖旨允許火葬。或許是因爲疫情嚴重，外務部很快發來了批准的電報。1月31日，2200多具染病屍體火中焚化，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火葬。
此時，傅家甸已經有四分之一的人染鼠疫死亡，報告的單日死亡人數最多的時候有近200人。但是，從初一開始，死亡人數逐漸遞減，且無回升，直到1911年3月1日，當天鼠疫死亡人數報告爲零。幾日的疫情零報告後，對傅家甸的隔離也解除了。
不到4個月的時間，一場數百年不遇的鼠疫災難，被以中國人爲主的防疫隊伍徹底消滅了。這支隊伍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殉職率高達10%。這次行動被稱爲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流行病防疫行動，伍連德時代採用的很多防疫方式直到今天仍舊是人們面對突發傳染病流行的最佳手段。
東三省總督信任伍連德
1910年的東北，總管轄權掌握在一個人手裏，那就是時任東三省總督的錫良，辦公地點就在瀋陽。
作爲清朝陪都，瀋陽設置的官署機構的管轄範圍輻射到整個東北地區，東三省總督府也設置在瀋陽城內。位於瀋陽市瀋河區盛京路上、瀋陽故宮和張氏帥府之間的東三省總督府舊址，正是當時錫良的辦公場所。
東三省總督這個職位，於1907年設立，第一任東三省總督是徐世昌，繼任總督即是錫良。錫良生於1853年，是蒙古族鑲藍旗人，歷經同治、光緒、宣統三朝，主政東三省時一直兢兢業業，甚至有晚清名臣、“一代能吏”的名聲。在1910年哈爾濱鼠疫發生的消息傳來後，他非但沒有隱瞞，而且不斷給朝廷上書。
據遼寧大學教授焦潤明的研究，錫良奏請朝廷爲防疫人員“照軍營異常勞績褒獎。其病故者，依陣亡例優恤”，並得到清廷的批准。以吉林、黑龍江兩省爲例，兩省都分別制定了有關防疫捐軀人員的撫卹金，比如醫生撫卹銀1萬兩，學生撫卹銀5000兩等。另一方面，錫良對一些官員也毫不軟弱，吉林西北路道於駟興、吉林西南路道李澍恩都以“防疫不力”而被革職。錫良還注重信息透明，他發電中東鐵路各州縣，要求把每天鼠疫在各地的流行情況及時用電報進行彙報，並且關於防疫電報一律免費。
最爲重要的是，錫良對伍連德非常信任。法國醫生梅斯尼去哈爾濱之前，曾經親自在奉天拜訪了錫良。梅斯尼認爲伍連德經驗不足，應該由自己取代他出任東三省防疫總醫官，不料這個要求卻被錫良婉拒。正是錫良的堅定選擇，最終挽救了東北。
記者 高巍
兩位妻子經常互贈禮物
次子早逝成爲他心中的痛
伍連德在東北防疫期間，其第一任夫人黃淑瓊因爲患有肺結核，必須居家療養，並沒有隨行。
民國時期允許另娶“平妻”，於是，伍連德後來娶了出生在東北的廣東人李淑貞。之後，李淑貞一直跟着伍連德轉戰在防疫一線。對此，黃淑瓊欣然對待。因爲沒有女兒，黃淑瓊還與伍連德約定：如果二夫人第一胎生女兒的話，也是她的女兒。伍連德的兩位夫人終生都未曾謀面，但她們互相尊重，還經常互贈禮物。
黃淑瓊是著名愛國僑領黃乃裳的女兒。1905年，她與伍連德結婚時已經23歲，這在當時算是大齡青年了。由於黃淑瓊待在父親身邊的時間比較長，深受父親寬厚仁慈的品格的影響，所以爲人處世的風格也影響着伍連德，因此伍連德日後在自傳中也對她稱讚有加。
伍連德與黃淑瓊共育有三子：長子伍長庚於1906年出生在檳榔嶼;次子伍長福於1909年出生;三子伍長明於1911年出生在天津。次子伍長福16歲死於肺炎感染，給伍連德夫婦很大的打擊。而長明則在出生不到六個月便夭折了，當時正是伍連德在東北防疫之時。
綜合《福州晚報》《深圳特區報》
探尋病源之謎：
獵殺旱獺的
天災人禍
伍連德以一己之力在許多情況懵懂無知的條件下，憑藉着經驗和智慧戰勝了鼠疫災難。然而，人們對這場瘟疫的疑問還沒有結束。
如果伍連德的推測是正確的，即本地的老鼠並沒有攜帶病菌，那麼這場疫情從何而來?伍連德也迫切地希望知道答案。
哈爾濱的鼠疫被控制以後，1911年7月，伍連德參加了中俄聯合考察隊，到滿洲里與西伯利亞及蒙古交界地一帶實地考察。研究的結果證實，這一場災難的第一個鏈條在旱獺。
旱獺，即土撥鼠，是齧齒類鼠族動物。不過，旱獺攜帶病菌是天災，但導致大規模傳染的卻是人禍。因爲旱獺皮可冒充假貂皮，於是，便有很多人爭相前往西伯利亞一代捕捉旱獺賺錢。當時，正逢山東、直隸連年遭災，大批流民北上闖關東，許多毫無捕獵經驗的關內勞工也加入了獵獺的隊伍。自然界中生活的旱獺，有其天然的防衛本能，一旦染上鼠疫就會因失明而行動遲緩，並被同類逐出巢穴。有經驗的獵人絕對不會捕獲這樣的染病旱獺，但流浪的苦力們在無知的情況下，不但加以獵殺，還會煮食旱獺肉，由此開始了鼠疫傳播的鏈條。哈爾濱的第一例疫情報告，正是兩名捕獵旱獺的華工。
其實在1910年之前，由旱獺引起的鼠疫每年都有，不過俄羅斯遠東地區人煙稀少，居住分散，並沒有造成嚴重的後果。但獵人們居住的環境簡陋，且多人聚居，門窗緊閉，這才逐漸導致了鼠疫的流行。
此後，伍連德又通過實驗證實了他之前的推測：旱獺之間可以不經過跳蚤這個媒介，而是通過空氣傳播鼠疫桿菌，也證明了人與人之間也可以直接傳播病菌。
1935年伍連德因爲這個發現被推舉爲諾貝爾醫學獎候選人。
伍連德曾在瀋陽
創立東北陸軍醫院
功成名就的伍連德，謝絕了民政部衛生司司長的職位，重返東北，創建了東北防疫總處，用生命中最好的時光把守着整個中國的東北門戶，同時也推動了中國醫學現代化的發展。
在瀋陽，伍連德還曾協助張作霖創辦過一所醫院。1922年到1924年期間，伍連德受張作霖委託，在瀋陽建成了東北陸軍醫院，位置就在今大東區北海街附近。
這是當時中國規模最大、設備最好的軍醫院。據資料記載，這所醫院佔地面積6000多平方米，醫務人員是從部隊隨軍的中高級軍醫及從事醫務工作的家屬中選拔，還從部隊中抽調和招收男性士兵，經培訓後從事護理工作。醫院的建制也比較正規和完善，設有門診和住院部，內部科室齊全，接診對象主要是部隊官兵和駐軍家屬，以治療戰爭中負傷者爲主。
1931年之後，奉天陸軍醫院解體並被日軍佔用，國民黨時期也作爲軍隊醫院使用過。新中國成立後，這裏成爲瀋陽儀器儀表工藝研究所，院內尚有當初的建築舊址。遼寧省檔案館陸可平研究員評價說：“這座醫院原是一組飛機形建築羣，內部戶內全部互通，有自備月臺直通鐵路，以西醫外科爲主，設有500張病牀，應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大型西式軍醫院。”
多年後，由伍連德提出建議或親自捐款籌建的醫院和醫科大學，還有今北京協和醫學院及醫院、中國人建立的第一所現代醫院即今天的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哈爾濱醫學專科學校即後來的哈爾濱醫科大學。此外，伍連德還是中華醫學會的創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