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後期，城市工商業經過持續多年的發展，使得社會財富結構出現了巨大變化，在涌現了大批富商巨賈的同時，官員的貪慾也開始膨脹，利用權力搜刮掠奪財富的情況，日益嚴重。只不過，官員們貪贓刻剝、招權納賄的行爲都是在私底下進行，外人很難取得確鑿的貪腐證據，於是也出現了一些官員財物被盜、卻意外牽扯出貪官的現象，形成了事實上的“小偷反腐”。
嘉靖四十四年（1565），朝廷派往地方督察官員風紀、整飭吏治的巡按御史黃廷聘，一路收受官員的賄賂，又用盡各種方法搜刮老百姓的財物，收穫頗豐。正當他準備將財物運回浙江老家，途經湖南衡山縣時，因自恃身爲欽差，是代天子巡視，沒把衡山知縣陳安志放在眼裏，認爲小小一個知縣，沒必要去費勁搭理。於是，黃廷聘抵達衡山後表現得很傲慢，自行安頓也不知會陳安志，準備住一晚第二天啓程就走。結果此舉惹惱了陳安志，他早就聽說了黃廷聘一路上的納賄劣行，遂派人連夜潛入黃廷聘的下榻處，將他的行李全部偷走，拿回來打開一看，裏面果然全是金銀財物。
次日黃廷聘發現行李被盜，頓時傻了眼，沒辦法只得一改前態，登門向陳安志百般道歉賠不是，懇請他儘快破案。陳安志並不爲財，在獲得極大心理滿足之後，找了個藉口，把所有財物又還給了黃廷聘。但是，黃廷聘收受賄賂、胡作非爲的劣行劣跡卻被傳了出去，最後傳到了左都御史張永明的耳裏。他聽聞下屬有招權納賄之事，且被人拿到了證據，遂向皇帝上奏章加以彈劾。嘉靖震怒，免去了黃廷聘的一切任職，只保留他的官員身份。
歷史總是有着驚人的相似。第二年，也就是嘉靖四十五年（1566），御史陳志先受朝廷委派到江西巡視，任職期間巧取豪奪，百般榨取民脂。三年任期滿後，他將聚斂得來的錢財運回原籍，途經福建崇安縣，不小心被盜賊偷走了四箱行李。陳志先是啞巴吃黃連，有苦也說不出。若是報官，都是些見不得光的財物，如果被問及來源，根本就無法解釋清楚。可是不事宣揚，自己承擔損失，又難以嚥下那口惡氣。而且最要命的是行李箱裏還有一本賬簿，上邊詳細記載了他歷年來收受的每一筆賄賂的金額，總計有數萬兩銀子之巨，若是被人得到拿去舉報，在皇帝面前參上一本，就徹底完了。
權衡再三，陳志先還是選擇了報官。經過建寧府推官吳維京的全力偵破，盜賊很快就被擒獲，丟失的行李財物也被盡數追繳了回來，包括那本陳志先最爲擔心的賬簿。然而，作爲贓物罪證的賬簿經過一衆相關人等的翻閱，又以一種最戲劇化的方式迅速傳播開來。給事中何起鳴得知後，上奏章彈劾，陳志先被革職閒住，在家閉門自省。
明代的這兩件看似獨立、實則互有關聯的事件，折射了以人治爲基礎的封建君主體制的脆弱性。因爲這種具有很大偶然性的肅貪反腐行爲，以及不痛不癢的處理結果，既不能彰顯法治，以儆效尤，又缺乏相應的監管制度，杜絕日後有同樣的事情發生。因此，政體受到破壞並最終失去有效性，也就是必然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