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高考生不在自己的戶籍所在地高考，而是到另一個地域去高考，被稱爲異地高考。當今的異地高考，一方面是爲了解決城市新移民的子女升學障礙；另一方面還指向高考錄取公平問題，因爲異地高考可能會有低分錄取的優勢。
其實，異地高考並非當今的產物，幅員遼闊的中國在古代就有了“異地高考”。
從隋唐起，以科舉制取代察舉制，給了平民更多上升的機會。然而，由於教育資源的不平衡，首都即京兆府（長安）錄取的名額大大高於其他地區。在唐代，國家級考試不分地區錄取；地方考試按州的大小選拔考生，一般州的名額爲兩三人，而長安每次都多達數十人，甚至有時超過百人。這在柳宗元的《送辛生下第序略》可見：“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
宋代也有錄取名額嚴重失衡的問題。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在寫給皇帝的信中說：“東南州進士取解者，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兩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
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人。”意思是錄取率低的州100：1，錄取率高的州10：1。比例之懸殊，令人驚詫。
在錄取比例懸殊的地域中，京城一直扮演着“低分窪地”的角色。以嘉佑五年（1060年）爲例，首都開封府的解額（通過地方考試選拔參加國家考試考生的名額叫“解額”）是266人，而陝西只有123人，廣東只有84人；而且，國子監108人的解額，並不算在開封府內。
國子監加開封府的考生，在國考中登科的人數，佔到全部考生的一半左右。
在清代，順天府（北京）的舉人名額也一直是全國最高的，同治元年（1862年）順天府的名額是185人，文化大省浙江只有152人，廣東省爲102人。
京城的錄取名額，超過任何一個大省，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科舉制終結。
正因爲如此，有些考生就動起了異地考試的腦筋，冒天下之大不韙，到錄取名額多的地方參加考試，以增加錄取的機會，從而走上仕途改變人生命運。
但是，古代參加異地考試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唐代，法律規定，參加科舉考試的所有考生，必須要在本人戶口所在地報考。
因此，異地考試只能“暗箱操作”，不被他人所知道。如中唐着名樂天派詩人白居易就是異地考試的一員。白居易的祖籍在陝西，後來遷到陝西省渭南縣下邦鎮。
按道理，白居易參加考試應在渭南縣，但是卻在安徽宣城參加考試。爲何白居易要冒犯法的風險？因爲安徽的錄取率要比陝西高。
在古代，也有違規異地高考不用受處罰者，用現在眼光來看，大概可以算作“開後門”。唐代大詩人王維籍貫在蒲州（今山西省永濟市），而他卻在錄取率最高的京兆府參加科舉考試。原因是他具有彈琵琶才藝，在一次偶然展現才藝的時候，令某公主陶醉。公主出面疏通關係，終於使王維能夠如願以償“光明正大”地參加異地考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