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或許參觀過很多古寺名剎，但西夏大佛寺帶來的感覺卻是不同的。
它從西廈王朝走來，藏居於“塞北江南”，免於去面對那慢慢消磨一切的西北漫天的風，和蒼茫的戈壁荒漠。900年間，見證了絲綢之路的繁華和衰落，也見證了佛教的東進歷程，愈發令人感覺到其歷史文化意義的厚重，而這份厚重讓人只有肅穆的份。
明宣宗朱瞻基有更精準的評價：“甘州，古甘泉之地，居中國西鄙，佛法所從入中國者也。”
古時，甘州佛寺林立，一城山光，半城塔影，連片葦溪，遍地古剎。其中，大佛寺——始建於西晉的迦葉如來寺最爲知名。
迦葉如來寺與曇無讖被殺
迦葉如來寺知名是因爲一個被謀殺的高僧，大佛寺聞名則是因爲其帝王足跡。作爲大佛寺前身，迦葉如來寺約建於西晉永康元年(300年)。魏晉五涼時期，中原戰火頻仍，但河西一帶相安無事。大批高僧避跡迦葉如來寺，傳法佈道。由於張掖東達長安、西通西域、南連青藏、北臨漠北，西方僧人東來，迦葉如來寺成了落腳地。北涼時期，涅槃宗創始人、天竺高僧曇無讖駐錫迦葉如來寺。
北涼弱小，當北魏太武帝拓跋燾一心想要“博通多識，祕咒神驗”且能讓婦人多子的曇無讖，北涼之主沮渠蒙遜束手無策。沮渠蒙遜的心裏是矛盾的，拒絕拓跋燾會引來亡國禍端，而遣送曇無讖去魏則爲敵所用。當時，曇無讖提出再赴西域求《涅槃經》後半部，沮渠蒙遜表面上大方地助其西行，卻在路上派刺客暗殺了他。
曇無讖被殺，法進等曇無讖弟子造涅槃佛像。此後，北魏太武帝滅佛。這是佛教進入中國之後四次反佛——“三武一宗”運動之一。法進等人將涅槃佛像祕藏於迦葉如來寺之下，而後逃往西域，迦葉如來寺自此成爲一片廢墟。
北魏文帝拓跋濬解除佛教禁令之後，迦葉如來寺逐漸恢復，但到北周建德三年(574年)，武帝宇文邕再次宣佈滅佛。兩次滅佛行爲雖然都是階段性行爲，但由於來自帝王，所以對佛教破壞巨大。
隋文帝楊堅甫一登基，便尊崇佛教，下令恢復北周武帝廢佛時破壞的寺院，位於張掖城內的萬壽寺，在楊堅登基次年便得以重建。《隋書》載，楊堅生於佛寺，在寺中由尼姑智仙養到13歲。
毀寺和護寺
唐初，張掖郡改稱甘州。北宋時期，寧夏一帶的党項族從回鶻手中奪取甘州。在攻佔河西各州之後，西夏立國，大力尊崇佛教，設置僧官，甚至以馬匹與北宋皇帝交換經書。公元1086年，年僅三歲的西夏崇宗乾順即位，其母樑太后聽政。
公元1099年，遼道宗派使臣到西夏，以毒酒害死樑太后，結束了樑太后的專權。崇宗在遼國的扶持之下開始親政。他一改之前的“尚武重法”爲“尚文重法”，並進一步推崇佛法。
西夏永安元年，公元1098年，西夏國師嵬眻稱從地下挖出一尊翠瓦覆蓋的臥佛。大概在西夏貞觀三年(1103年)西夏國寺——臥佛寺在迦葉如來寺的基礎上建成，並賜額“臥佛”。
如今的大佛寺大佛殿繪有《西遊記》和《山海經》壁畫，安放有國內最大的室內臥佛——佛祖釋迦牟尼的涅磐像。他安睡在大殿正中高1.2米的佛壇之上，佛身長34.5米，肩寬7.5米，耳朵約4米，腳長5.2米。大佛的一根中指就能平躺一個人，耳朵上能容八個人並排而坐。在臥佛左右侍立的阿難尊者和迦葉尊者都面帶戚容，唯有佛祖坦然微笑，以示寂滅圓滿。佛祖身後有十大弟子羣像，旁有優婆夷、優婆塞及十八羅漢等塑像，還有羅漢若干，分列兩側，泥胎剝落，侵蝕斑斑，依然保持原貌。
整尊臥佛先造木架，然後用木條拼出身體，最後敷泥妝金。佛身及佛首內均有密室，藏有歷代信徒供奉的經文珍寶。臥佛的下腹部有明顯的修補痕跡。講解員解釋說，這是在文革期間被“紅衛兵”破壞而後修復的痕跡。1966年，“紅衛兵”用炸藥炸燬臥佛，沒想到臥佛腹部打開後，涌出了當初放置禮佛的石碑、銅佛、銅鏡、銅壺、佛經等，還有一塊鉛牌，記載了明成化年間地震。“紅衛兵”忙於奪寶，忘了滅佛。當初禮佛信徒也沒想到救了佛祖。
佛像內部的木質骨架是西夏原物。在殿後的藏經閣裏，藏有唐宋以來的佛經6800餘卷，其中《大明三藏聖教北藏》和金泥手書《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是鎮寺之寶。
《大明三藏聖教北藏》於永樂八年(1410年)雕印，到明英宗正統五年(1440年)完成，集中經、律、論三大部，共收佛經1621部6361卷。頒賜的《大明三藏聖教北藏》歷時5年才運抵張掖，歸藏大佛寺。駐守張掖的太監王貴，購置名貴的紺青紙，延請書畫名家，用金泥、銀泥書寫《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序文以金泥書寫，經文以銀泥書寫,凡“佛”“菩薩”“世尊”等稱謂，再用金泥加以重描，每卷卷首扉頁用金線描繪佛畫一幅。
清初米喇印、丁國棟反清復明，發動回民起義，在進入臥佛寺“搜裝錦甲”，損毀佛經900餘卷。雍正元年(1723年)，青海羅卜藏丹津叛亂，川陝總督年羹堯率師進駐甘州平叛。是年六月，年羹堯得知甘州城南崇慶寺喇嘛與羅卜藏丹津勾結，下令誅殺該寺喇嘛三十餘人。這一事件導致西北更大規模的叛亂，許多藏傳佛教僧人紛紛加入。年羹堯下令死守甘州城，兩年之內，臥佛寺淪爲兵營。平叛結束，經歷了四年的平靜之後，徵西大將軍嶽鍾琪率師西征，臥佛寺再次淪爲兵營倉庫。乾隆朝，以臥佛寺爲倉庫，民國時期，駐軍長達十餘年。
1937年，日機轟炸蘭州。大佛寺僧人將佛經轉移到祁連山深處，後又祕密運回，經櫥砌在藏經殿的後柱間。此後，藏經的祕密，由寺中住持代代相傳。
1949年後，本覺比丘尼住進藏經閣殿旁的小房子裏，對此祕密一直諱莫如深。1975年，看守佛經的本覺已是貧病交加，在破炕起火中不幸圓寂。在拆毀過火的房子時，工人在炕下面發現一個地下通道，通道的盡頭，就是完整的12櫥經書，“國寶”重見天日。
在肅穆的大殿裏，你一定會感嘆佛像的偉大、寺院建造者的偉大、經書翻譯與抄寫者的偉大，但我認爲更偉大的，是本覺比丘尼這樣的以身護法者。正如大殿前的對聯所書：“創於西夏，建於前明，上下數百餘年，更喜有人修善果;視之若醒，呼之若寐，臥遊三千世界，方知此夢是真空。”
如今，踏入大佛寺正門，再進入中軸線上的大佛殿，佛祖釋迦牟尼的涅槃像優雅地側臥在我們眼前，金裝彩繪，形態逼真，視之若醒，呼之則寐。
傳說氾濫的大佛寺，元順帝是宋恭帝的兒子?
臥佛長睡睡千年長睡不醒;問者永問問白世永問不明。這是大佛寺山門的副楹聯。大佛寺還有哪些祕密?
相傳，元世祖忽必烈之母克烈氏因爲大佛寺佛法靈驗，即將臨盆的她前去朝拜許願，在寺中產下忽必烈。別吉太后信奉基督教，忽必烈便在大佛寺中增建基督教建築，並將佛寺易名十字寺。
元順帝孛兒只斤•妥懽帖睦爾被傳出生於十字寺，甚至被傳爲宋恭帝趙㬎之子。
宋恭帝趙㬎即位時只有四歲，在位僅兩年，隨母降元。他被押送到大都後，受封爲瀛國公，安置在上都(今內蒙古正藍旗東)。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元世祖忽必烈派18歲的趙㬎到吐蕃學習佛法，實際上是逼迫他到西藏出家。
趙㬎到吐蕃後，長期住在薩迦寺，法號“合尊法寶”，曾任總持之職。趙家的人文化素養一脈相承。趙㬎在吐蕃很快就學會了藏文，還翻譯了《因明入正理論》、《百法明門論》等作品，在扉頁留下了題字，自稱“大漢王出家僧人合尊法寶”。
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合尊大師吟誦《在燕京作》：
寄語林和靖，梅花幾度開？
這首詩爲何會給這位亡帝招來殺身之禍。陶宗儀《南村輟耕錄》：“二十字含蓄無限悽戚意思，讀之而不興感者幾希。”詩中藏典，不太好理解，先解釋一下。
林和靖就是林逋(967一1028)，寫出名句“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的那位隱居詩人。他在西湖孤山植梅養鶴，終生不仕不娶，“以梅爲妻，以鶴爲子”，人稱“梅妻鶴子”。黃金臺，故址在今河北易縣東南。相傳燕昭王築此臺，置千金於臺上，以招延天下賢士。這裏代指燕京。
這首詩的意思是：我真想請人捎信，問一問杭州的林逋，自從我離開後，梅花又開放了幾度?我這黃金臺下的異鄉之客，應該是不能夠再回去了。
宋朝以文治國，宋太祖的詠月詩：“未離海底千山墨，纔到中天萬國明。”以恢弘浩大的帝王氣象開國，而趙㬎則淒涼深沉的故國哀思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元英宗聽聞此詩，派人殺死趙㬎，時年53歲。
又有傳說，合尊大師被賜死的地方就在臥佛寺。漢文《佛祖歷代通載》有這一句：“至治三年四月，賜瀛國公合尊死於河西，詔僧儒金書藏經。”有人因此認爲：“瀛國公是英宗至治三年被賜死於河西的。”但也有人以“賜瀛國公”是獨立成詞的，不是被賜死的意思。宋亡以後，宋恭帝趙曾徙居元大都、上都、烏斯藏、甘州(一說還有謙州，今俄羅斯圖瓦共和國境內)等地，是中國歷史上游歷最遠的一位漢人皇帝。至於是不是死在大佛寺，存疑。
元順帝被傳是宋恭帝的兒子則與元文宗的宮稱廷鬥爭有關。在元明宗和世瓎避難金山(阿爾泰山)期間，納了一名回回女子罕祿魯邁來迪，並與她生了妥懽帖睦爾。邁來迪生下妥懽帖睦爾後便去世了。
元末明初人權衡撰《庚申外史》，說瀛國公駐錫甘州山寺(即大佛寺)時，封地位於汪古部舊地及居延一帶的趙王曾以一回回女子與之，此女子即元順帝生母邁來迪。延祐七年(1320年)四月，回回女生一子。時值還是周王的元明宗流亡西北，過甘州山寺，見趙㬎幼子，“大喜，因求爲子，並其母載以歸”，將該母子收爲己有。
明代時，這說法傳得有板有眼。明人袁徹又記載明成祖朱棣曾覽歷代皇帝畫像，發現元順帝長得像極像宋朝皇帝，驗證了元順帝是宋帝之子的說法。
這一故事在明代廣爲流傳，被認爲是宋朝德澤綿延、天道報復元滅宋室，才讓宋恭帝生了元朝的亡國之君。出現這種傳聞的原因，大概與元文宗曾昭告天下、稱妥懽帖睦爾非元明宗之子有關，現代學者多認爲這一說法僅系野史記載，荒誕不經。清代《四庫全書總目》認爲此說乃宋遺民僞造，明人“附會而盛傳之”。
元順帝與趙宋皇族，風馬牛不相及，這種勾連，反映了漢地百姓對異族統治的不滿，心生遐想罷了。
故事還沒有結束。蒙古史籍記載，元順帝北逃時，有一個哈屯(皇后)弘吉剌氏已懷孕三個月，被朱元璋俘虜納爲妃子。這位哈屯祈禱再懷三個月再分娩，以免被朱元璋發現，果然她懷了十三個月生下了皇子，這就是後來的明成祖朱棣。所以蒙古人認爲明成祖朱棣實爲元順帝的兒子。
不過，大佛寺與皇親國戚之間的關係倒是密切。據統計，從西夏至清季，有8位皇帝和3位皇太后與張掖大佛寺或許有過關係，其中有四位皇帝敕賜寺名——公元1103年，西夏乾順帝賜“臥佛寺”;公元1419年，明成祖賜“弘仁寺”;公元1427年，明宣宗賜“寶覺寺”;公元1678年，清康熙帝賜“宏仁寺”。
張掖是古絲綢之路上的著名商埠，隋煬帝於大業五年(609年)西巡時曾駐於此，會見了西域27國的君主和使臣，還親自舉辦了規模盛大的互市。隋煬帝還令河西一帶的仕女聚於張掖，盛裝豔服夾道迎賓，奏樂焚香，歌舞喧譁。相傳楊廣的行宮即設在迦葉如來寺，楊廣接見高昌王，並讓隨行高僧爲高昌王講《金光明經》。
大漠孤煙，聲聲駝鈴，古老的絲綢之路總是以這樣經典的鏡頭，定格在歷史的記憶深處。但盤桓在張掖的幾日，眼前盡是楊柳、蘆葦，如果不是遠處隱約出現的祁連山脈，我們甚至忘記已身處河西走廊中部。
今天我們踏上的這片土地，或許也印有2000年前開拓者先行者們的足跡，那麼遠，又這麼近。中華文明的精魂滲入這山重水複、默默無言的大地上，承載着厚重的歷史、燦爛的文化以及開拓進取的民族精神，無一不讓我們淪陷其中，帶着朝聖之心追隨而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