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載司馬光生於公元1019年，字君實，號迂叟，今天的山西夏縣人。爲人天資聰穎，孝順父母、友愛兄弟，雖然聰慧，但仍然用警枕時刻提醒自己要勤奮讀書和工作。
公元1038年，二十歲的他通過了科舉考試，開始步入了公務員行列。宋英宗在位前後任諫議大夫，宋神宗時任御史中丞。
公元1070年，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自請知永興軍。次年，又自請任西京御史臺，長居洛陽達十五年之久，在此期間嘔心瀝血於《資治通鑑》的編撰。
時評其爲人忠君愛國、剛正不阿，清廉仁厚、不卑不亢、秉持道義。人格堪稱儒學教化下的典範，受人景仰。曾被奉爲儒家三聖之一，讚譽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法度，每一言行每一舉動都符合禮節。
然而，數年後，便從神壇跌落，諡號被一貶再貶。
那麼前後不過十數年對於司馬光的評價爲什麼會有如此大的不同呢，其實這一切還是因爲他所反對的變法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定性吧。
其實，在改革的初期，司馬光等人是支持改革的。但變法在實施的過程中一些理論上原本對國家和人民帶來雙贏的政策在執行時，地方上的一些官員就做的變味了，同時也動了那些既得利益者的蛋糕，由此受到了強大的阻力。
比如青苗法：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黃不接時，由官府給農民貸款、貸糧，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別隨夏秋兩稅歸還。這樣既可以增加政府的收入;又限制了高利貸對農民的剝削，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階級矛盾。
但在具體的執行過程中一些地方官員採用了強制農民借貸;變着名目的增加利息，這就無形中反而增加了農民的負擔。
諸如此類實施過程中變了味的還有很多，時間一長導致了朝廷大批保守派的反對，人民更是苦不堪言，強烈抵制。以至於在變革失敗，王安石被罷相返鄉回老家的途中，親歷了讓他痛心的一幕幕。因他對改革變法的執拗，農民把家中所養的豬喚作“拗相公”以表達對王安石變法的唾罵。
其實對他們二人簡單的用好壞來評判是不正確的，可以說他們都是絕對的君子，爲官不貪，忠君愛國，都是一心爲國爲民。他們二人的不合只是政治觀點上的不同，絕對不是爲了一己私利。
雖然他們倆在政治上鬥得不可開交，王安石依然讚歎司馬光道：“司馬君，實君子人也!”一個令政敵都嘆爲君子的人，絕對不是一個小人!同樣，司馬光對王安石的評價是“介甫無它，唯執拗耳”。
簡略的說，司馬光在政治上是標準的守舊派，王安石是改革派。王安石主要是圍繞着當時財政、軍事上存在的問題，通過大刀闊斧激進的方式對經濟、軍事等進行全面的改革。
司馬光反對的並不是王安石變法的本意，而是反對他激進的改革方式。司馬光認爲在守成時期，應偏重於通過倫理綱常的整頓，來把人們的思想束縛在原有制度之內，即使改革，也首先要保證穩妥，因爲“大壞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也”。
所有這些，都必須循序漸進，穩妥進行，而不可能立竿見影，不然會發生好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比如青苗法，他認爲這樣一來必然會給地方官吏帶來更大的腐敗空間，他們會藉機不斷提高貸款利息，從而進一步加重農民的負擔，而且後來的好多事實也已證明，從結果來說，司馬光的政治智慧無疑更老練一些。
但王安石變法的成果也是不能一味抹殺的，變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增強對外防禦，對內彈壓的能力，以鞏固和加強封建統治。從新法次第實施，到新法爲守舊派所廢罷，其間將近十五年。
在這十五年中，每項新法在推行後，雖然都不免產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國強兵”的效果是十分顯著的。
變法的最終失敗有其激進的原因的一面，但一切的行事如果離開了所謂的道終將一事無成，而這個道就是動態的平衡，即國家和人民利益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