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更化
元祐更化又稱元祐黨爭，是以司馬光爲首的舊黨，在元祐年間(1086～1093)推翻王安石變法的事件。宣仁太后是前此宮廷中反對變法的後臺，掌權後遂援引司馬光、文彥博等保守派到政府中，各種反變法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司馬光打着“以母改子”的旗號，反對新法。他把變法的責任都推給王安石，攻擊“王安石不達政體，專用私見，變亂舊章，誤先帝任使”;接着全盤否定了新法，誣衊新法“舍是取非，興害除利”，“名爲愛民，其實病民，名爲益國，其實傷國”。新法大部廢除，許多舊法，一一恢復。如差役法，知開封府蔡京依司馬光的限令，在五天之內全部恢復，對社會的危害較熙寧以前還要嚴重。通過變法而積聚起來的錢財，也在反變法派執政的幾年當中“非理耗散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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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還不遺餘力地打擊變法派。章惇曾對司馬光恢復差役法的主張一一進行批駁，反變法派動員全部臺諫力量，對章惇屢加擊逐，直至被迫賦閒。列爲王安石等人親黨的變法派官員，全被貶黜，其中蔡確寫《車蓋亭詩》，以爲皆涉譏訕，貶死於新州。變法派人人懷自危，惶惶不安，呂惠卿在謫籍不敢喝口冷水，唯恐因此得病，而被反對派抓住把柄。
對西夏，則繼承了熙寧以前的妥協政策，把已收復的安疆、葭蘆、浮圖、米脂四寨割讓給西夏，以偷安一時。這些倒行逆施，激起社會上廣泛不滿。
頭腦較爲清醒的人們曾勸告司馬光，要爲年幼的宋哲宗設身處地，異日若有人教以“父子義”，唆使哲宗反對今天的“以母改子”，後果不堪設想。司馬光說“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司馬光及其後繼者無視小皇帝，因而愈益激起哲宗的不滿。哲宗親政後說，他在垂簾聽政期間“只見臀背”，斥責反對派全不懂君臣之義。宣仁太后一死，復辟舊制的反變法派隨之垮臺，並受到倍加沉重的打擊。
高太后如何廢除新法?
元豐八年(1085年)三月，支持變法的宋神宗病逝，變法派失去後臺，其子趙煦年幼即位，是爲宋哲宗，宣仁太后垂簾聽政，司馬光等昔日的重臣們又得以重新掌政。
新法廢除
高太后垂簾聽政後，立即起用王安石變法的反對者。她先是召回被變法派排斥在外的老臣司馬光。隨後，高太后廢除了宋神宗和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將因爲不支持新法而被下放貶謫的舊臣都召回京師，分別重用。熙寧元豐年間，有一批重臣因爲反對變法而被罷官，包括文彥博、司馬光、範純仁等人。這些人被免職後，與在洛陽的一些士大夫往來十分密切。當時洛陽有名士邵雍、程顥、程頤等人，均以道學家自居，文彥博等人待之如上賓。富弼、司馬光等人仿照白居易九老會的故事，經常集中在一起，賦詩取樂。他們只按年齡大小排列順序，不按官職高低來論資排輩。他們在經常聚會的地方專門修建了一所房子，將他們十三人的像全部畫在房子裏面，當時人稱之爲“洛陽耆英會”。這些“洛陽耆英”十分喜歡接納賓客，經常召集士大夫在一起，談論一些趣聞軼事或國家大事，然後喝幾杯酒，吃一頓便飯，號稱是“真率會”。洛陽人敬重這羣人的學識和風度，也十分羨慕他們的生活方式。每次“耆英”聚會之時，總有不少人圍觀，竟然由此成爲洛陽的一大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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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些“耆英”中，最爲人矚目的要數司馬光。司馬光作爲舊黨的領袖，聲望極高，時人稱之爲”舊黨赤幟“。宋神宗去世後，司馬光到京城開封弔唁宋神宗。剛到開封，宮廷衛士及京城老百姓爭先恐後地擁在司馬光身邊，對他說“無歸洛陽，留相天子，活我百姓!。”圍觀者多達數千人。由此可見司馬光聲譽之隆。然而，司馬光卻消受不起這般衆星捧月般的擁戴。之後，司馬光入朝拜相。
高太后一臨政，便拜司馬光爲相，立即贏得了相當的人心。就連大宋的敵國契丹，聽說司馬光爲宋朝宰相後，也大爲敬畏，告誡己方的邊關守將不要輕易挑起爭端，要維持遼宋雙方友好關係。
高太后垂簾後，“以復祖宗法度爲先務，盡行仁宗之政”，儘量與民生息。她治下的九年，史稱“元祐之治”，被認爲是宋朝天下最太平、百姓最安樂的時代，堪比漢朝的“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貞觀之治”。
高太后雖然屬於保守一派，但卻有十分優秀的執政才能。她執政期間，勤儉廉政，勵精圖治，因此這期間政治比較清明，經濟也十分繁榮。這也是宋朝最後一個國勢較強的時期經濟繁榮，天下小康，政治清明。《宋史》記載說高太后“臨政九年，朝廷清明，結夏綏安，杜絕內降僥倖;文思院奉上之物，無問鉅細，終身不取其一，人以爲女中堯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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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更化
高太后能被稱爲“女中堯舜”，足見其治下朝政清明，然而，宋朝歷史上最激烈、最殘酷的黨爭也發生在這一時期，甚至從元祐時期一直延續到宋哲宗親政後，在朝的大臣無論是保守派還是變法派，都不可避免地捲入激烈的黨爭。這其中，複雜微妙之處難以言表，既有保守派與變法派之間的政治之爭，也有宋哲宗與高太后的衝突，還夾雜着許多無法說清的個人恩怨。
司馬光上臺後，把變法的責任都推給王安石，攻擊“王安石不達政體，專用私見，變亂舊章，誤先帝任使”;接着全盤否定了新法，誣衊新法“舍是取非，興害除利”，“名爲愛民，其實病民，名爲益國，其實傷國”。新法大部廢除，舊法一一恢復。司馬光在宋神宗變法時隱居洛陽達十五年之久，他廢除新法之徹底，不能不說他受到了自己數年來政治上鬱郁不得志情緒的影響。
然而，高太后卻不僅一味信任司馬光，委以重任，還在司馬光病死後，將其反對變法的措施執行到底，並起用大批保守派人物如文彥博、呂公著、範純仁和呂大防等人。這就是歷史上所謂的“元祐更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