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爲什麼要反對王安石的變法呢？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本站小編一起往下看。
又是一段守喪的蟄居生活，這一守就守了兩年零三個月。神宗熙寧元年(1068年)，服喪期滿的蘇氏兄弟再次返回京城，啓程前，蘇軾續絃娶了王弗的堂妹王潤之過門。
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蘇軾和蘇轍兩家人到達汴京，可這時的京城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等待他們的，是一場與北宋國運休慼相關的變法運動——王安石變法。在蘇軾的人生歷程中，王安石變法不僅是蘇軾政治仕途的轉捩點，也是其人生的最大轉折點。
王安石變法源於北宋政治上積弊所產生的焦慮，但這種焦慮在范仲淹、歐陽修從政之時就已存在。早在王安石變法之前，「慶曆新政」已然開啓了北宋政治改革的端緒。當時，朝政上以范仲淹、富弼、韓琦、歐陽修爲主導，意在填補朝廷財政上的虧空，以及面對北方諸民族侵擾的壓力。
王安石變法，大意舉其兩端：其一，理財主張，意在從經濟上除去積貧之弊;其二，強兵主張，意在從軍事上除去積弱之弊。簡而言之，王安石想通過改革，使北宋在國力上實現民富國強。在宋神宗繼位之時，慶曆新政時期的重臣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已解職退居地方，而王安石、司馬光等一批政壇健將成爲神宗當政所倚重的對象。
熙寧元年(1068年)，王安石以輸林學士的身份被神宗召見，王安石暢論國是，主張變法，其言論深得神宗之心。次年(1069年)，神宗命王安石爲其輔臣，參知政事，並設立變法機構，王安石變法正式拉開了帷幕。樹欲靜而風不止，被捲入政治旋渦的蘇軾，命運也由此改變。在變法之初，蘇軾仍然拿出了自己的意見。
王安石將科舉進行了改革，考試內容由詩斌、明經改爲經義、策論。這一科舉改革，引來了蘇軾的反對。爲此，蘇軾特意作了一篇《議學校貢舉狀》。文中蘇軾認爲，科舉考詩賦遠優於考策論和經義。雖然，宋神宗對蘇軾的意見大加讚賞，但科舉改革並沒有因蘇軾的舉狀而改變。
變法時期，是一個羣情激奮的年代。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學士，不只是蘇軾一人。當時朝政裏反對王安石變法最強的勢力，是以司馬光爲首的「舊黨」。
而王安石在變法中大肆提拔那些支持變法的人物，則被斌予「新黨」之名。在新、舊黨爭中，蘇軾雖與司馬光等人共同反對變法，但對變法的意見，則有其獨立的見解。爲此，蘇軾寫下了在變法爭論中著名的《上神宗皇帝書》。
蘇軾在《上神宗皇帝書》中反對變法，主要反映在三個方面：其一，結人心;其二，厚風俗;其三，存紀綱。
在對「結人心」的論述中，蘇軾舉「商鞅變法」說：「商鞅變法，不顧人心，雖能聚至富彊，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
顯然，在蘇軾看來，變法滿遭議，不得人心;在朝政上，也不是國是共舉之事。在對「厚風俗」的論述中，蘇軾說：「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
在蘇軾看來，國家貧弱的改善，必須以風俗爲基礎。若是社會風俗驕奢，則即使去其貧弱也是無益。而在對「存紀綱」的論述中，蘇軾則打了一個很形象的比方，謂曰：「然而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奸，不可以無奸而畜不吠之狗。」
在蘇軾看來，國家治理不僅是去其貧弱，還在於綱舉目張，防患於未然。不能因爲一時沒有奸鼠，就失去了養貓狗以預防其患的意義。蘇軾所言，其實是指出王安石在新政變法中所出現的不良影響，以及對變法未來走向的擔憂。
在神宗大舉新政變法之際，蘇軾洋洋灑灑，上書近萬言，敢於納速變法之流弊，可見其士人風骨，更可見蘇軾對現實的敏銳觀察。
蘇軾認爲，王安石的變法改革太過於激進，所以他說：「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在治理上，太急必然欲速則不達;在進言中，太廣則必然失之主次，以至混亂無序;在用人上，太銳則必然會帶來矛盾。蘇軾的《上神宗皇帝書》，可謂誠意直言，但並沒有打動神宗，神宗絲毫沒有改轍變法的跡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