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文化的凋敝是康乾時期中國文化的顯著趨勢。學術在任何時候都是客觀社會生活在精神領域的集中體現。與表面“繁榮”的社會形勢不同的是，康乾時期的學術文化表現出與盛世不協調的凋敝氣象。以考經證史爲重要特色的考據學興起，推動着學術向着無聊的方向發展。
考據學對清代學術的敗壞，不但表現爲它徹底斷送了古代哲學的發展，也表現爲它促使知識界徹底地進入了“考古期”。清廷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製造了幾百起的文字獄，還將許多知識分子流徙到窮山惡水的滿洲。於是八股與考據得以茁壯成長。
考據學，是一種治學方法，又稱爲考證學或樸學，主要的工作是對古籍加以整理、校勘、註疏、輯佚等。對於考據學，樑啓超在“概論”中有幾句扼要的話：其治學之根本方法，在“實事求是”，“無證不信”。其研究範圍，以經學爲中心，而衍及小學、音韻、史學、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輯佚，等等。
作用及影響
關於清代考據學對後世的作用和影響，有些學者認爲，考據學“了無益處”、“究復何用”，完全否認考據學的價值和對後世的貢獻。實際情況到底怎樣呢?我們知道，清代考據學者不僅對傳統儒家經典進行了全面的整理和研究，而且還對諸子百家、史部、集部等更大範圍內的傳統文化典籍進行了清理和爬梳。
他們通過校勘、辨僞、輯佚、註疏、考訂史實等多種手段，對浩如煙海的古代文化典籍做了去僞存真、正本清源的工作，使許多面目全非、久已散佚、真僞混雜的文獻基本恢復了本來面目，使許多晦澀深奧、不能卒讀的典籍，大體可供閱讀研究。
如果沒有清代考據學者的整理與研究，近現代學者要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術，不知要走多少彎路，耗費多少精力。儘管其研究和整理尚未能進入理性的批判與反思這一層，但他們爲後來的研究者提供了較爲翔實可信的資料。誠如郭沫若所說：“欲論古人或研究古史，而不從事考據，或利用清儒成績，是舍路而不由。”
的確，清代考據學是研究傳統文化學術最基本的方法。不論是近代學者，還是現代學者，無論其承認也好，諱言也好，只要是以我國傳統文化典籍爲研究領域或研究對象的，都或多或少地要運用清代考據學的成果和方法，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近代學者對清代考據成果和考據方法的廣泛運用和借鑑，充分說明了考據學具有很強的科學性和強大的生命力。
特別是清代考據學所具有的實事求是的治學精神、懷疑否定的批判精神、敢於超越前人的創造精神，以及“不攘人之美”、反對抄襲的學術規範，對於我們今天從事學術研究仍然具有現實意義。正如梁啓超所言：“考證學直至今日還未曾破產，而且轉到別個方面和各種社會科學會發生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