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時平定東突厥及契丹各族後，將其內徙至河北一帶，河北於是成爲胡人雜居之地。當地胡化甚深，受到的漢文化影響很淺，因此與唐室的中原關係疏離。唐室爲了便於統治，倚重能通多種胡語及瞭解外族民風者。李林甫出任宰相時，爲鞏固權位，杜絕邊將入相之路，稱胡人忠勇無異心，建議玄宗用胡人爲鎮守邊界的節度使，而且又放任他們擁兵自重。
因此安祿山身爲胡人等得以取得權力，東北城的鞠仁兵是安祿山部隊中最驍勇勁捷。而安祿山也因兼三大兵鎮獨掌十八萬三千九百人的兵力而有叛唐的實力及野心。
胡化，泛指漢族人或者漢族政權由於長期受到異族的影響而在姓氏稱呼、思維方式、行爲特徵、生產模式、風俗文化等諸多方面產生與異族趨同的現象。
我們可以輕易地看到，河北之所以成爲安祿山南下發動叛亂的起點，是因爲它在地理上佔據優勢。由於河北遠離長安，因此節度使可以不受干擾地培植自己的勢力。另一方面，河北比關中更靠近唐朝的主要糧產區。雖然它不具備關中那樣的防禦力量，但是，如果想要攻打洛陽以及江淮，河北在進軍路線上可謂是暢通無阻。
在數個世紀之後，河北終於取代關中成爲各個王朝建都的所在地，北京也隨之取代了西安，這是歷史長期發展的結果，茲不贅述。就安祿山叛亂的這段史事來看，上述轉變過程並沒有完成，因爲關中仍舊是關鍵的戰略要地，只是西北作爲主要糧產區的地位下降了，在供給上存在困難。不過，安祿山的企圖對於後面的歷史發展而言，已經成爲一個預兆。
叛亂爲何會從河北發生，就當時的歷史形勢而言，還有着其他更重要的因素。雖然有關安祿山的神話傳說把他的出生地放在了東北邊地，這一點尚未證實是無誤的，但是，這其中也包含了一些真實的成分在內。安祿山來到這個地方完全是偶然的，不過，他把這裏當作是自己的根據地卻絕非偶然。
恰恰相反，有許多跡象表明，是河北利用了安祿山。從安祿山的身上，我們可以感覺到，東北邊地的民衆在面對他們在長安的統治者時，找到了一個凝聚他們舊日渴望的中心，以及承載他們獨立意志的代表。他們對於安祿山的這種情感，在安祿山死後，便通過對他的宗教膜拜以及有關他的神話故事表現出來，而從後者當中，我們也獲得了一些被扭曲過的信息片段。
由於唐朝政府害怕把軍事力量交到河北人手中，因此自開國以來就沒有在河北設立折衝府。這個觀點並不完全正確，不過，河北地區的折衝府也確實從未超出過四十六個，這其中還包括懷州南部的八個折衝府在內，而懷州更傾向於是在東都的管轄範圍之內。這種狀況與河東地區形成鮮明的對比，河東道由於是唐朝的龍興之地，共擁有折衝府163個，在數量上僅次於關中地區。
當然，這也符合一般原則，即府兵多集中於近京地區。但是，即使是與北部及西北地區的情況相比，這個地方的防禦也無疑是被唐朝忽略的，以至於到7世紀的後二十年間，遊牧部落的騎兵有好幾次都可以很快地深入這個地帶。終於到696年至698年，契丹與突厥前後相繼，對這裏大舉入寇。
696年至698年外族入侵時的情形，也更加有趣地闡明瞭河北當時的形勢以及它與中央的關係。無論是出於真誠的合作，還是因爲害怕而放棄了抵抗，河北的一些軍鎮都很乖順地投降了入寇者。甚至他們當中還有些人積極地配合入寇者的行動。契丹後來撤退，更大的原因是突厥在他們的後方進行侵擾，而並非是出於唐軍自身的努力。
契丹撤退之後，擔任唐軍大總管的是武則天家族的一位成員，也就是河內王武懿宗，他對待那些投降契丹者，手段極爲殘酷。當洛陽朝廷議及此事時，有人認爲是叛國者罪有應得，但是也有人認爲，武懿宗此舉不過是爲了掩蓋自己作爲統帥的失職。河北落到這樣的結果，爲以後爆發類似於農民叛亂的事件提供了客觀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