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侷限於抗戰談抗戰
今年出版了大量的抗戰題材的作品，有講抗戰全史的，有講地方抗戰史的；有寫事件的，有寫人物的；有歷史專家寫的，也有個人回憶錄。史料之豐富，材料之細緻，可以說達到了歷史新高度。這對於抗戰史的還原和研究，提供了更廣闊的視野和視角。
我這本書的中心其實已經超出了對抗日戰爭的描述，而主要分析中華民族近代以來衰落沉淪的深層原因，以及民族復興爲什麼又成爲必然這樣一個非凡的歷史進程。本書不是平鋪直敘闡述情況，而是深挖深思了抗日戰爭中的一些關鍵點：爲什麼落後捱打？是哪些地方落後？爲什麼落後？爲什麼抗戰在盧溝橋爆發？爲什麼直到美國人宣戰了我們才正式對日本宣戰？爲什麼小日本以爲短時間可以滅亡大中國？爲什麼中國出了那麼多漢奸？爲什麼毛澤東說“戰爭之傳力的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衆之中”？通過對這些關鍵點的深挖，從而解開勝敗之謎。
自甲午戰爭開始，哪一次針對中國的戰爭，都少不了日本；哪一個帝國主義殺人，都不像日本人那樣在南京屠城。日本之前也像中國一樣，是被侵略者，但是當它發展起來，它發動的侵略，比別人的更兇、更狠。這也可以說是歷史上很奇異的一個特性。
近代失敗不完全是軍備原因
近代中國史，可以說是多次被侵略戰爭洗劫的歷史。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大英帝國憑藉28艘軍艦、1.5萬人的軍隊便迫使大清王朝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割讓香港，賠款2100萬兩白銀。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英軍1.8萬人、法軍7200人長驅直入中國首都殺人放火，將圓明園付之一炬。
1894年甲午戰爭，一紙《馬關條約》割讓遼東半島和臺灣，賠款白銀2億兩，開闢空前的割地賠款。
1900年八國聯軍進攻北京，國家雖然不少，拼湊的兵力卻不足兩萬，10天令北京陷落，賠款數額更是達到空前的4.5億兩白銀。一個被西方描述爲GDP佔世界三分之一的東方大國，面對堅船利炮竟然如此不堪一擊，一而再、再而三地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爲什麼會這樣？
有人從軍備上尋找失敗原因。於是有了1861年由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主持的洋務運動，開工廠、制機器、鑄大炮、造輪船，比1868年日本的“明治維新”還早了7年。
可有先進武備一切便都迎刃而解了嗎？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北洋水師七千多噸的鐵甲艦“定遠”“鎮遠”兩艦本是亞洲最具威力的海戰利器，大清陸軍的毛瑟槍、克虜伯炮也絕不劣於日軍的山田槍和日製野炮。但半年時間內，30年洋務運動積攢的最大軍事成果“北洋水師”全軍覆滅，簽下的《馬關條約》更令中國遭受空前的割地賠款，連英國、法國這些旁觀者都大跌眼鏡，未想到中國竟然衰弱至此。
嚴復點出了衰落的原因
痛徹肺腑的中國人開始從體制上查找根源。嚴復說：“中國自秦以來，無所謂天下也，無所謂國也，皆家而已，一姓之興則億兆爲之臣妾，其興也，此一家之興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
嚴復這段話點出了中國至弱之源。兩千多年封建制度統治，“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觀念的影響在中國根深蒂固。當西方各國從17世紀中葉紛紛開始構建現代民族國家之時，中華民族大大落後了。以血緣和姓氏爲核心的封建王朝統治者，只對姓氏、家族負責，不對民族負責。這種狀態，怎麼可能要求百姓與你“萬衆一心”？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英軍登陸後發生在三元里的抗擊未能成爲普遍現象，更多的是民衆主動向侵略者出售牲畜、蔬菜、糧食。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周圍有民衆也加入了哄搶園內財物的行列。
1900年八國聯軍攻打北京，身後有民衆推車幫助運送物資給養；聯軍部隊包圍北京，又得民衆指引從廣渠門下水道攻進城內。攀牆圍攻皇宮，還有民衆幫着架梯、扶梯。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畫面是當聯軍部隊從廣渠門下水道魚貫而入、一個一個順土坡往上攀爬時，兩側有一羣一羣的中國人，揣着手站在那裏，麻木地觀看。這就是孫中山描述的狀況：“四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已。”
一盤散沙同堅船利炮對抗，結果可想而知。
造成落後捱打局面的內因
推翻滿清、創立民國，舊中國隨意被踢開國門、隨意燒殺搶掠的現象仍然沒有中止。
民國政府1931年“九一八事變”中丟掉東北，後在1937年“七七事變”中丟掉華北。人們譴責帝國主義侵略成性，卻很少思索日本關東軍爲何敢於以1.9萬兵力面對19萬東北軍，日本華北駐屯軍爲何敢於以8400兵力對10餘萬兵力的宋哲元29軍。
辛亥革命前汪精衛刺殺攝政王載灃，未遂被捕，肅親王善耆審汪精衛時說了一段話：“你們這革命當然是有原因的，是看到清朝太壞了。假如你們革命成功了，我看你們也強不過我們多少。”從1911年至1931年20年時間，僅四川一省，軍閥混戰就有478次。這種內耗嚴重、四分五裂、散沙般渙散的國家狀態和社會狀態，怎能不成爲列強屠宰的目標。
阪垣徵四郎曾說：“從中國民衆的心理上來說，安居樂業是其理想，至於政治和軍事，只不過是統治階級的一種職業……無論是誰掌握政權，誰掌握軍權，負責維持治安，這都無礙大局。”
這再清楚不過說明，侵略者敢於一再冒險，就是看透了中國的國家內耗、政府腐朽、社會渙散的狀況。100多年來這些教訓，一個比一個慘痛、一個比一個沉重。一箇中國人僅會唱“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還無法明白那段歷史。如果不探究我們是怎樣衰落到了那樣地步，不瞭解當時中國的軍事有多麼軟弱、政治有多麼腐朽、社會有多麼渙散，就不會了解這種軟弱、腐朽與渙散要帶來多麼巨大深重的災難。“落後就要捱打”在中國更多表現爲“軟弱捱打”、“內耗捱打”、“腐朽捱打”、“渙散捱打”。
宋哲元猶豫不決留遺憾
盧溝橋並非邊關塞外，華北地區全部日軍的最高統計數字，只有8400人。同一地區僅宋哲元的29軍，就不下10萬人。戰爭爆發之前，敵人就已如此深入了你的領土，而且以如此少的兵力向你挑戰，查遍世界戰爭史，都沒有這樣的先例。
29軍軍長宋哲元本來是力主抗戰的最早將領之一，在國民黨新軍閥混戰中是著名的反蔣人物。正因如此，蔣介石也早就想收拾他。
宋哲元聯絡日軍，動機原非降日，只是想借以保全自己的地盤，提高自己的地位。國難當頭之日，還想在民族大義與集團私利矛盾衝突的刀尖上，踮着腳尖走鋼絲。
在“七七事變”之初，宋哲元仍然猶豫動搖於抗戰與妥協之間，主張談判解決問題。一直到7月27日，才發表堅決抗日的通電。但宋哲元提出了兩個方案，既不是死守，也不是撤退，而仍然是一種現實戰爭與期望和平之間的遊離。最後暗示他可以撤退的，還是蔣介石發來電令：“命宋將軍移駐保定，坐鎮指揮。”
華北就這樣丟掉了。如果不幸中還能找到萬幸，那就是它是在經過激烈戰鬥之後被強行佔領的，不是像東三省那樣拱手相讓的。雖然仗打得不甚理想，但一己之私最後終於讓位於天下之公。1940年4月，宋哲元在四川綿陽病重不起，臨終前在病牀上，反覆重複着一句話：“不能再參加戰鬥行列，不能看見抗戰勝利，死也不能瞑目。”歷史最終銘記了他的願望。
人民是最終的勝利者
抗日戰爭，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面對一個帝國主義強國的戰爭。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發表廬山講話，1900字文稿6次提到“弱國”。
7月31日晚，蔣介石再公開發表《告抗戰全軍將士書》：“和平既然絕望，只有抗戰到底。”國民政府隨後組織淞滬會戰、南京保衛戰、太原會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民國政府在正面戰場的堅決抵抗，讓日本侵略者始料未及。
更讓侵略者始料未及的，是出現了另一個戰場——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這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國戰場出現的奇異景象。
中國最廣大的地區還是農村，最衆多的民衆還是農民。開闢與發展農村抗日根據地，是真正動員民衆、組織民衆、武裝民衆、依靠民衆與日本侵略者持久決勝的核心與關鍵。隨着戰場上國民政府軍隊節節後退，八路軍、新四軍堅決向敵後挺進，先後在華北、華中和華南的廣大農村建立了衆多抗日根據地，到1940年已經擁有一億人口。八路軍發動“百團大戰”時，日軍已有9個師團和12個旅團被釘死在華北，嚴重牽制了日軍兵力，消耗了日本國力。敵後戰場全民皆兵，全民參戰，軍民一致打擊侵略者的狀況，令日軍震驚不已。這正是毛澤東所說的：“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衆之中。”
團結是民族復興的力量
拿破崙說：中國是一頭沉睡的獅子，它醒來世界會爲之震顫。
1840年鴉片戰爭前後，林則徐、魏源企圖喚醒這頭獅子，但在中國沒有引起反響。驚醒這頭睡獅，還需要更慘痛的失敗。這一失敗接踵而至：1894年甲午戰爭，北洋水師灰飛煙滅。1900年聯軍入侵北京，簽下《辛丑條約》。
再也沒有比一而再、再而三的失敗更爲刺痛人心的了。甲午戰爭後1895年康有爲的“公車上書”，標誌着中國官僚士大夫階層的覺醒。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則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覺醒。1937年的全民抗戰，纔是中華民族真正的全民族覺醒。日本侵略者佔中國的地，殺中國的人，屠中國的城，對整個中華民族來說，使這個民族第一次沒有階級之分，沒有地域之隔，沒有種族之別，沒有統治與被統治之嫌，結成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榮辱共同體，築起國家與民族新的血肉長城。
今天回顧歷史可以清晰地看到，沒有民族危亡中實現的民族覺醒，沒有全民抗戰中結成的民衆組織，沒有反抗侵略中錘鍊的戰鬥隊伍，這一勝利肯定不會這樣快地到來。正是萬衆一心、共赴國難的抗戰勝利，使中國開始進入世界大國之列。中國人民在抵抗外來侵略中表現出的深刻的民族覺醒、空前的民族團結、英勇的民族抗爭、堅強的民族組織，成爲抗日戰爭取得勝利的決定性因素，也成爲今天和今後繼續實現民族復興的關鍵性支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