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理念
宋真宗在位25年，治理有方，北宋的統治日益穩定，國家管理日益完善，社會經濟繁榮，國家強盛，史稱“鹹平之治”。而它的締造，得益於宋真宗卓有成效的反腐倡廉的舉措。
首先，宋真宗有一個傳諸後世的良好的廉政理念。他頒佈了告誡百官的《文武七條》：
清心，要平心待物，不爲自己的喜怒愛憎而左右政事;
奉公，要公平正直，自身廉潔;
修德，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勢壓人;
務實，不要貪圖虛名;
明察，要勤於體察民情，不要苛稅和刑罰不公正;
勤課，要勤於政事和農桑之務;
革弊，要努力革除各種弊端。
這《文武七條》均是廉政之舉，是統治者苦心孤詣的安排，也是百姓們的熱切期望。在宋真宗看來，“清心”、“修德”就是廉政的源頭，就能實現“德治”。[2]
其次，宋朝嚴明賞罰，官員有試用期，試用官員轉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員保舉，按規定，官員不得保舉曾犯有貪污罪的官員。宋朝允許在職官員參加科舉考試，考中者可提前轉正或越級提拔，但曾犯貪污罪者不許參加科舉考試。宋朝官員通常定期升級，但曾犯貪污罪的官員升遷則舉步維艱。一個官員若犯貪污罪，這樣，只有才德兼備者才能被選拔進入官員隊伍，官員的貪污行爲也就相應減少。
同時，宋代吏部還建立了官員檔案，這樣的規定，動員了上上下下各方面的監督力量，杜絕了貪污腐敗者上升的空間，並將他們置於嚴密的監管體系中，避免其再次腐敗。
第三，建立了一套監察官員的瀆職懲處制度、選拔的標準和職務迴避制度。宋朝對具有紀委職責的監察官員有着嚴格的規定，甚至監察官違反出巡制度都要受到處罰。還特別規定了監察官失察、自身貪暴受懲處的制度。對於失察的監察官，宋真宗實行嚴厲的處罰。史載，王曙爲河北轉運使，“坐部吏受賕，降知壽州”;張觀任解州通判，因“鹽池吏以贓敗，坐失舉劾”，被降監河中府稅;河北路走馬承受使臣悉代之，“坐不察邊肅貪縱故也”。
據有關史籍的記載，宋朝監察官員臺官(御史)的選拔，有嚴格的標準：
首先要“鯁亮敢言”，廉潔無私，糾彈不避權貴。
其次要有較高的文化素質和從政的實踐經驗。宋朝規定，臺官“於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舉充”。強調薦舉具有基層實踐經驗的官員充當御史。
三是實行官親迴避制度。凡宰執所薦之人，以及宰執子弟，親戚和屬官，一概不得充任臺官。宰執不得薦舉御史，宰執所薦之人不得爲御史，以及與宰執有親嫌、同鄉關係或爲其屬官者也不得任御史。因爲宰相奏舉御史，御史必然與宰相結黨營私，把朝政搞得烏煙瘴氣。這正是宋朝三令五申不準宰執奏舉御史的原因所在。
因爲這些廉政舉措，宋真宗和他的後來者們創造了一個政治清明、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雙豐收的宋王朝。
知人善任
宋真宗即位後，提拔了李沆、呂蒙正、夏侯嶠、楊礪等人擔任宰相和執政大臣，保留了張齊賢、呂端等。這些人大多能夠做到忠於職守，使得此時期政治較爲清明。如張齊賢在鹹平元年完成了“編敕”的編撰工作，成爲正式法律《刑統》之外的重要補充。提出了職田，廢除了江南前面幾朝苛捐雜稅的建議。重用寇準，使其在澶淵之盟時能夠力挽狂瀾。
且真宗能較能聽取各方意見。他在即位後就通過御史臺向轉達他的意思，要京師內文武百官凡是他施政有誤、看到利病、對軍事有好的建議，都可以直接向皇帝遞奏摺。在鹹平元年四月，他下令各路轉運使輪流到京師向他述職，講述所在地情況。鹹平二年(999年)，遇到大旱，要求“直言極諫”，他會給予提出好意見的人賞賜。也是這一年，他對身邊大臣說他每天看奏章近百份，很有收穫，他要大臣們也要看，並且把其中有益的方案挑出來。此後，他也多次下詔徵求“直言”，所以這段時間上書言事特別多。
謹慎用法
宋真宗本人很厭惡嚴刑峻法，主講謹慎用刑。又下詔廢除了斷截手足、鉤背烙身等刑罰，禁止使用法外刑法，也嚴厲批評軍中對逃兵施以的烙傷手腕、敲碎脛骨等做法。同時對私鑄銅錢、私造管制武器等重罪都減輕處罰。
對待嫌疑犯上，宋真宗不允許使用酷刑、搞刑訊逼供。在景德四年(1007年)，有個叫潘義方縣尉對嫌疑犯朱凝嚴刑拷打，並用牛皮套頭，勒令招供。朱凝受不住作了假證，後來經查明，宋真宗撤了潘義方的職，並向全國通報此事，嚴令不許嚴刑逼供。
同時在京設立糾察刑獄司，地方設立提點刑獄司，負責對各種刑事審判、刑罰、監獄進行監察。凡是判處徒刑之上的罪都必須要向此機構通報，這個機構有查詢複審的權利。如果初審官員處理不當，此機構有權向朝廷提出，並對該官員提出彈劾。如電視劇《包青天》那種審理案件方式在宋代是不可能存在的。
真宗經常跑去主持各種審決在押囚犯，特別是幾乎每年夏天都搞一次“慮囚”，處理一些長期關押的囚犯，免得他們在監獄待時間過長受苦。另外他的親自下問審理一些重大貪腐案件，如齊化基案、孫樸案等。
官員改制
宋真宗時，定“州縣三課”法，“公勤廉幹惠及民者爲上，幹事而無廉譽、清白而無治身者爲次，畏懦貪猥爲下。”宋初，內外官任滿一年，爲一考，三考爲一任。特別對法司之官，既有明確的轉官年限，也有嚴格的考課與迴避制度。
宋代官員有試用期，試用員轉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員保舉，按規定，不得保舉曾犯有貪污罪的官員轉正。宋朝允許在職官員參加科舉考試，考中者可提前轉正或越級提拔，但曾犯有貪污罪者不許參加科舉考試。又規定，凡重要職務和接觸錢財的職務，一律不允許曾犯貪污罪者擔任。宋朝官員通常定期定級，但曾犯貪污罪的官員升遷則舉步維艱。
一個官員犯貪污罪，其上司、曾薦舉過他的官員都要受到處罰。這使得上司很注意防範下屬犯貪污罪，薦舉者很關心被薦舉者的德行，這就使官員貪污受到牽制。宋代吏部設有官員檔案，凡犯貪污罪者都記錄在案。宋代還規定，這些犯罪者，每次晉級或調動職務時，都要向吏部主動申報自己曾犯過貪污罪，並規定，此類官員不得隨意更改姓名。
“德治”就是以道德教育，啓迪官吏的道德良知，使之不去越軌，但它必須與“法治”相結合：以法律約束，令其奉公守法，不敢貪污。爲達到《文武七條》之“奉公”(廉潔奉公)宗旨，真宗倡廉工作的一大重點是加強監察官員自身的廉政建設。宋朝對具有紀委職責的監察官員有着嚴格的規定，甚至監察官違反出巡制度都要遭受處罰。還特別規定了監察官失察、自身貪暴受懲處的制度。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九月，真宗“詔諸路官吏蠹政害民，轉運使、提點刑獄官不舉察者坐之”。
對於失察的監察官，真宗實行嚴厲的處罰。王曙爲河北轉運使，“坐部吏受賕，降知壽州”。張觀任解州通判，因“鹽池吏以贓敗，坐失舉劾”，被降監河中府稅;河北路走馬承受使臣悉代之，“坐不察邊肅貪縱故也”。因爲這些廉政舉措，1009年的北宋，可謂政治清明，這更加速了宋王朝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雙豐收。
制式改革
歲末年節時，皇帝賜臣僚宴飲，既是增進君臣關係的需要，又是播撒皇恩的大好時機。歷朝皇帝都有此舉措，宋真宗也不例外。他即位不久，就“賜近臣歲節宴於宰相呂端第，自是遂以爲例。”另外，有資格參加節序賜宴官員的範圍較前期大爲擴大，如1009年二月，“舊制，節序賜宴，惟皇族、近列、諸帥、內職。三月甲子，始詔自今上巳、重陽，三司副使、判官及館職事官並別置會。其後，知雜御史、三院御史、法官、開封府判官亦預焉”。即從原來的內朝高官擴大到外朝一般官員。同時，節日時還饋送朝臣節物，並客省齎籤賜羊、酒、米、面;立春賜春盤。寒食神(食炎)、餳粥。端午糉子，伏日蜜沙冰，重陽糕，並有酒。三伏日，又五日一賜冰。享受饋送節物的官職之廣，幾乎包括文武百官;節日之多，幾乎全部囊括。
宋真宗“詔自今伏日並休務”，增加了官員伏日的休務假，對官員節日之外的事假也較以前靈活，將祭奠亡親的私忌假的範圍擴大到所有官員，私忌日給假一天，並新創了餞行假。一些節假，不僅只施行於官員，那些爲官府服役的工匠也可享受，比如給在福建險惡山路上運送官物的軍士以旬假和節假。
從現有史料記載來看，宋真宗時期官員約一萬餘人。此外，還有數十萬在各級官署中服役的胥吏，以及各級武職人員及其家屬。其中，文武官員每年可休傳統節假，還有新設假日。宋朝是中國封建社會工商業最發達的朝代，也是人民生活水準最高、官吏的俸祿最高的朝代，是市民階層最強大、最富裕的時期。
反腐舉措
宋真宗在位25年，治理有方，北宋的統治日益穩定，國家管理日益完善，社會經濟繁榮，國家強盛，史稱“鹹平之治”，將北宋王朝推向中國封建社會的巔峯。而它的締造，得益於宋真宗卓有成效的反腐倡廉的舉措。
第一，宋真宗有一個傳諸後世的良好的廉政理念。他頒佈了告誡百官的《文武七條》。
第二，宋朝有一整套嚴謹有效的官員選拔任用制度。嚴明賞罰，試用期轉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員保舉，按規定，官員不得保舉曾犯有貪污罪的官員轉正。自然而然，官員的貪污行爲也就相應減少了。
第三，建立了一整套監察官員的瀆職懲處制度，選拔的標準和職務迴避制度。宋朝對具有紀委職責的監察官員有着嚴格的規定，甚至監察官違反出巡制度都要遭受處罰。還特別規定了監察官失察，自身貪暴受懲處的制度。對於失察德監察官，宋真宗實行嚴厲的處罰。
首先要“鯁亮感言”，廉潔無私，糾纏不避權貴;其次要有較高的文化素質和從政的實踐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