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國家財政收入，和約之後得以增加，在宋真宗病逝前一年，即公元1021年，其總額已達15000萬。可以說，沒有1004年前的和約，就沒有1009年的繁華似錦。公元1009年十一月，大手筆宋真宗作了一篇文章。衆所周知，真宗是位詩人，膾炙人口的“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就是出自他的名篇《勵學篇》。不過這次卻非他的即興之作，而是告誡百官的《文武七條》。真宗所立七條，均是廉政之舉。
有宋一朝，經濟發達，尤善商賈，儘管趙宋的面積、人口、資源都比前朝李唐差得多，但是，宋朝的經濟，在像1009年這般風調雨順的好年景時，歲入是唐朝的七倍;即便災害頻仍，歲入也是大唐的三倍左右。經濟繁榮，邊貿紅火，貢賦通達，稅收富足，官員接觸錢財的機會也由此多了起來。然而北宋時期官員贓罪(貪污)的現象卻減少了，尤其與相距較近的唐朝、明朝相比，更是稀少。
田賦改革
公元996年(至道二年)，開封府所屬的17個縣都遭遇了大旱。當時主持開封府工作的正是宋真宗。那時的宋真宗很想做出一些成績。看到天氣大旱，百姓艱難，他就大發慈悲地把這17個縣的田賦都免掉了，並且上報了宋太宗。可是不久，就有人告了他一狀，說下面的旱災沒那麼嚴重，這麼做純粹就是收買人心。
宋太宗原本就是個多疑的人。活着的時候失去權力，那是不可接受的事情。所以接到報告後，十分重視，立馬派人下去調查。宋太宗有九個兒子，未必只有三子趙恆可以繼任。
其中有一個官員是這樣說的，有幾個縣的災情，比開封府上報的要嚴重的多，開封府對這些縣的田賦，減免的還遠遠不夠。他的舉動使當時那位惶恐的趙恆非常感動，最終他是有驚無險地過了一關。
這位官員就是王欽若，投機眼光獨到。做了皇帝的宋真宗沒有忘記他，上任不久就把王欽若調到京城總部任職(三司判官)。王欽若有個同事叫毋賓古。他有一次對王欽若說，各地種田的人，拖延了大量未繳的田賦，有的已拖了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年積一年，老百姓根本沒有能力償還。可是因爲賬上掛着，基層當官的就年年下去催要，並且藉機勒索，這都成了一大社會問題。
說者無意，聽者有心。王欽若聽了後，立即安排手下人，將這一方面的有關數字統計清楚，並且搶先一步，向宋真宗遞上了毋賓古打算遞的這麼一份報告。宋真宗看了報告，於是急召王欽若商量此事。
公元998年5月(鹹平元年4月)，宋真宗下令，凡是遠年拖欠的田賦一律免掉，因爲欠錢被抓進監獄的一律釋放。三年後，宋真宗還親自審問因欠錢入獄的人，一連審了七天，又釋放了2600多人。老百姓紛紛稱讚宋真宗，這一來，他對王欽若的印象就更好了。
除此之外，宋真宗還辦了不少實事。如四川地區貼錢貶值，他得知後，立即下令調高折算比率。同時減少了大量服雜役的人，連他自己家族裏所用的絲織品也進行了削減。
減免賦役
鹹平元年，時任度支判官毋賓古向王欽若提到：“自五代以來，各地拖欠賦稅數量很多，百姓無力繳納，但是官員經常去催收，已經成爲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我上奏聖上免去這些賦稅”。王欽若聽到立即命人統計好有關數據，搶在毋賓古之前向真宗上奏要求免除這些賦稅。真宗看到奏摺後大驚，說：“先帝怎麼沒想到這麼做呢?”欽若回答：“先帝當然知道這麼做，只是留給陛下用來收天下人之心罷了”。宋真宗聽後覺得很有道理，立即下令實施。
宋真宗在鹹平元年(998年)四月十六日下令，凡往年拖欠的田賦一律免除。而因爲欠稅被抓進監獄的人，也一律釋放。並且讓各地認真核查落實，最後統計結果，共免除各處各地賦稅一千餘萬貫石匹兩等，共釋放在押囚犯三千餘人。
又在鹹平四年(1001年)，宋真宗親自審問因拖欠官府錢財而被捕入獄的人，一連審了七天，共釋放2600餘人，免除債務達260萬。 並讓有關部門重新審問有關拖欠政府錢物檔案，凡有冤屈的重新處理。
後宋真宗多次下詔要求免除或減免各地賦稅，用以賑災和其他用途。如鹹平四年閏月十八日，河北發生饑荒，減免賦役，併發糧食以賑災。
另外下令減少服徭役的人數，根據鹹平四年統計，此次共減少195,802人。恢復死刑複覈,釋放大批宮女等。
農業發展
宋真宗本人對農業十分重視。在景德三年(1006年)下詔要求各級地方長官官銜上一律加上“勸農使”或者“勸農”等字，鼓勵農民努力務農。又在景德二年作《景德農田敕》這部農業法規，以此規範農業生產和流通中的各種事項，並在後面很長時間內一直沿用。同時，大量印刷各種農業書籍分發給各地方官，讓他們認識農事，並大力在推廣高產作物占城稻。畝產量從唐代的2石(158640克)提升到北宋初的3石(227800克)，至南宋更是高達5、6石(379800克-455760克)。墾田數目提升到524，758，432宋畝，突破唐代5億畝的最高值。
在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宋真宗下詔廢除農具稅。並且在東封西祀時，宋真宗也堅持不徵調農民服徭役而用軍兵，也要求隨行人員不得踐踏莊稼。
除此之外，宋真宗十分討厭浪費糧食，多次下詔禁止丟棄糧食，並威脅“違者治罪”。
平抑糧價
同年，宋真宗下令在全國推廣“常平倉”制度，常平倉起源戰國李悝平糴法，有儲量備荒和穩定物價的功能，宋真宗時政府規定：每年夏天由地方政府依照本地人口墊資購糧，以每戶一石計，設倉儲存，一旦遇到糧食價格上漲就減價賣給平民，達到平抑糧價的效果。另外設有專人管理，出陳如新，防止糧食腐爛。
常平倉制度對於災年幫助平民渡過難關，穩定社會起到重要作用。
增加徵榷
宋真宗政府對所徵收各種禁榷和商稅作了嚴密的規定，每個商業稅徵收點(稅場)都立了一個原始的定額稱爲“祖額”，一個按實收數確立的定額稱爲“近期”。每屆和每年都會對比，以此來獎懲官員。宋真宗時期規定所帶的是商業稅收入的大幅度增加，如酒類稅在至道三年(997年)僅有121萬貫，但到了天禧三年暴漲至901萬貫，增加6培有餘。同時政府規定各地應向中央繳納那種物資的數額，使中央財政有了保障。
但遇到災變時規定執行不是很嚴格並會有修正，在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七年時候遇到蝗災。真宗下令成立詳定茶法所，修訂稅法，否決三說、四說法，並作出弛禁通商的重大決策。
耕種技術
在宋朝的北邊有一個比宋建國還早的遼朝。在宋真宗上任前，兩國之間已有多次較量。給人的感覺是雙方大體旗鼓相當，互有勝負。不過，總體看來，宋朝逐漸由主動進攻轉向被動防禦。
與歷史上其他那些大一統王朝不同，北宋的北邊沒有萬里長城作爲防禦北方遊牧民族政權的屏障，由於幽雲十六州(今北京、天津、陝西、河北北部一帶)自五代石敬瑭割讓契丹以來經後漢、後周直至北宋均未能收復，這就使得中原北部就是一馬平川，無險可守，遼朝的騎兵隨時可以南下飲馬黃河。
唐末五代時中原就已經喪失產馬地，無法建立大規模騎兵部隊，爲了抵禦遼國騎兵，宋真宗大量地採用了宋太宗時的辦法：多開溝渠，多種水田，稱爲“塘泊”，使其深不可舟行，淺不可徒涉，形成有河網、溝壕、水田、澱泊組成的“水長城”。
公元1001年(鹹平四年)，還在今徐水周邊，引鮑河水以“隔限敵騎”。公元1004年(景德元年)，又以定州爲中心，開挖連接唐河、沙河、界河的運河，有效地限制了敵方騎兵。
除了開河渠外，還大力推廣一種“方田”，就是在田地內開挖方格式的水渠網。有的水渠達五尺寬，七尺深。宋真宗在開挖河渠的同時，還大搞屯田，積糧備戰，並起用老將曹彬威懾武將。他還親自選拔精兵強將，對火兵器也給予了重視。宋軍人數從太祖末期的66萬人(作戰部隊35萬人)，增加到真宗末年的91萬人(作戰部隊43萬人)，大部分都是這一時期增加的。
公元1001年(鹹平四年)9月，宋真宗外出“觀稼”。沿途百姓看到他的儀仗後，竟自發地歡呼“萬歲”。宋真宗在統治前期就這樣樹立了自己的“仁義天子”形象。總而言之，宋真宗在即位之初，廣開言路，勤政治國，較清明的政治和日趨繁榮的經濟，使北宋社會出現了“鹹平之治”的小康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