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臣秀吉(日語：とよとみ ひでよし，初名藤吉郎，1536年[1]-1598年9月18日)，出生於日本尾張國愛知郡中村(今愛知縣名古屋市中村區)，日本戰國時代、安土桃山時代大名，著名政治家，首次以“天下人”的稱號統一日本的戰國三傑之一。
1592年，已是日本至尊的豐臣秀吉開啓戰端，將十多萬軍隊送入朝鮮。由此引發的東亞世界大戰，將在半島燃燒長達六年時間。關於這場浩劫的起因，早有基於不同角度的衆多解讀。本文並不準備繼續複製粘貼，而是希望從相對簡單而外交層面入手，探析秀吉個人思維的最大化可能。
長期以來，許多人以第四方視角分析萬曆朝鮮戰爭，卻只着眼於明朝與李氏朝鮮的外交自閉。簡而言之，就是雙方無論閉關程度如何，都沒有對近在咫尺的外部威脅有任何提前預警。這樣的說法自有其合理之處，卻很容易忽略同樣重要的日本。畢竟，沒有豐臣秀吉的一意孤行，就不可能有這場對誰都很艱苦的漫長鏖戰。但人們總是希望以臉譜化形象加以打扮，塑造了一個早已備足功課的超級野心家形象。可開啓戰端前夕的日本同樣缺乏對外認識，並沒有在本質上拉開與對手的差距。
首先，當時日本政治家們的大部分外交對象來自其內部。這種說法很難被只識19世紀後歷史的讀者理解，卻也是漫長封建時代的固有特色。然而，長期處於各藩大名混戰的日本，恰恰有着比較獨立的多邊內循環體系。如果說當年期望效仿唐制的天皇因升格“神級”而變得較爲安全，那麼與之形成平衡的幕府世俗權威則容易受到趨勢波動。不僅豐臣秀吉自己就是這段亂世的佼佼者，其之上幾代的霸主也無不得益於此類大規模震動。
因此，90%以上的強者都很難有功夫放眼世界，而是首先需要與周邊勢力達成默契。尤其是在1476年的應仁之亂爆發後，有能力的封建領主都必須加強武備、結交豪強自保。除了彼此之間進入戰國時代，連地方上的下級勢力也容易鳩佔鵲巢。以至於所有貴族都陷入不安定狀態，在戰戰兢兢中迎接朝不保夕的未來。其中，出生起點最低的秀吉，在個人權利的安全感上尤爲缺失。軍事博弈的暫時勝利，並不能抹去權鬥層面的僥倖因素。這必將對其決策產生巨大影響。
其次，當時日本的唯一長期涉外對象，是從東南亞各地趕來的伊比利亞商人。其中，從印度-馬六甲方向抵達的葡萄人年代較早，稍後才從呂宋跟進的西班牙人則關係單薄。除了必要的貿易和軍事技術交流，兩國傳教士也紛紛在關西地區構建教區。更爲重要的是，他們爲日本提供着近乎全部的世界實時消息。幾乎是半獨立運作的耶穌會等團體，本身就從歐陸本土分佈到遠東，也的確可以滿足當時日本的有限求知慾。
所以，兩國來客的地域經歷，直接影響秀吉等決策層的對外認知。在明朝繼續恪守海禁、李氏朝鮮完全自絕於世界的背景下，新建幕府可能反而對羅馬教廷和馬德里宮廷更爲熟悉。至於開戰少量活動有限的兼職間諜與開展前夕趕往半島的最後通牒下達者，都沒有辦法爲豐臣秀吉提供更詳實信息。觸及過江浙沿海的地方幕客，也經常不能以正常途徑接觸明朝實情，情報作用甚至不如遭重點看管的早期澳門。所以，我們完全能毫不誇張判斷，日本對於即將面臨的對手也是一無所知。
那麼，豐臣秀吉的開戰目的和最終期望到底是什麼?一些當年留下的外交活動記錄就顯示，他可能從未期望部下會完成自己的偉大理想。
晚年的秀吉 旨在強化自己的超級強人形象
早在1585年，初步榮登高位的秀吉就有表露過自己想遠征半島。考慮到當時的關東和九州等地，依然沒有服從其絕對權威，這樣的號召基本還沒有脫離嘴炮層面。但利用對外戰爭去轉移內部矛盾的想法已是初具雛形。即便沒有更多需要提防的地方大名，他也在繼承和使用一個異常不穩定的封建效忠體系。如果不能迅速打破僵局，那麼內部人員的利益分配都會出現紕漏。適時的提出對外用兵，更像是爲穩定內政而選取的備用方案。他甚至向常駐日本的耶穌會教士求助，希望購買2艘葡萄牙大帆船作爲艦隊中堅。
1587年後，隨着九州大部分地方的臣服，秀吉的一家獨大已基本確立。鑑於當地領主的西方親善背景，開始嚴格限制歐洲傳教士和商人活動。既要求全部的傳教士集中到長崎港居住，也從對方手中收回了自由市的自治地位。至於針對本土教名的打壓，則採取進三步退兩步的狡猾手法。豐臣秀吉當然知道自己不可能馬上與對方徹底翻臉，斷絕對外貿易和武器輸入管道。因此，這些舉動更像是爲壓制九州各大名，而對西方影響力的圈養措施。
到了1591年，關東各地的臣服也讓秀吉走上了人生巔峯。但日本戰國所塑造的固有矛盾，還是讓他的權勢反而容易遭到顛覆。於是，曾經運用過的對外戰爭方案，又在這個時候被推上前臺。目標也從當年的小小半島，迅速擴增爲整個大明天下，最後連果阿總督區所在的印度都算入其中。再通過下令各地出兵、籌集糧餉和大規模建造戰艦，消耗潛在的不安定因素，做到資源的高度集中。幕僚間的來回奔走，也經常拋出口惠實不至的許諾，吸引更多內部的交涉對象來加盟擴張計劃。
此時，豐臣秀吉的外交風格已基本定型。一方面將自己塑造爲地方勢力的保護人和利益拓展者，也不能丟掉自己的超級強人設定。無論對方是否相信，都要按自己構想的世界觀去不斷推進。
例如其分別傳遞給果阿和呂宋總督的信件，就將自己描繪爲衆望所謂的天選之子，要求對方加入其朝貢體系，成爲這個新建立幕府的固定番邦。區別僅僅在於對葡萄牙人說話更客氣些，對西班牙人則要強硬不少。至於早已看透日本軍事實力的兩種如何反應，根本不在秀吉本人的計劃之列，或許僅僅是期望以嘴炮訛詐換得更多利益和親善姿態。類似信息其實也被送往小國琉球和臺灣的高山族酋長，並且沒有考慮過自己究竟能受到何等回饋。
至於對即將下手的朝鮮，秀吉幕府的外交辭令則稍加修飾圓滑。比如強調自己的軍隊準備遠征明朝，期望李朝識時務的給予借道、補給方便，等於傳遞出要強拉對方入夥的單方面意願。而從第二年的戰爭表現來看，登陸日軍對半島的統御之心無疑遠勝籠絡之意。豐臣秀吉的鐵桿嫡系，無不能從侵佔領域內獲得封地。但這並不意味着決策層在戰前對半島能做到知根知底，更多隻是藉助對方的軍力疲軟而收穫意外獎品。
此後，隨着明朝的出兵介入，秀吉等人又必須同一個完全看不上自己的對象交涉。從理論上來說，先下手爲強的日本應該跟具有外交偓佺靈活性。但依靠塑造而成的強人設定，是容不得自己的事業遭遇任何挫折。因此，除了依靠一線談判人員進行兩頭欺騙，豐臣秀吉實際上不可能與萬曆皇帝的明朝形成任何共識。情報層面的認知缺陷，讓日軍從未對即將面臨的大陸戰爭強度有充分認識和準備。最後只能紛紛退居城市和要塞，進行消耗極大的長期對峙。儘管沒有從佔領區獲得太多利益，也必須爲拒不後退的偉岸形象支付代價。
1598年，漫長的半島戰爭終於因豐臣秀吉的病死而宣告終結。由於沒有任何實質的利益支撐，他生前的偉大理想便不再能吸引任何力量繼續執行。巨大的成本消耗，也讓自己的幕府失去對外控制。秀吉生前所非常擔心的內部外交體系，馬上以最快速度浮出水面。當關東聯軍開始向其大本營進發，關西各路諸侯不是早已損兵折將，就是因忌憚而選擇臨陣倒戈。這一切的源頭，與其算是反叛者的能力卓著，不如說是秀吉當年推行預防措施的大概率結果。
雖然戰國時代的日本與今日世界存在諸多不同，但不同層面的運作原理依然有很多相近之處。一個國家、集團乃至個人的交涉表現，往往就是其衆多內部問題的外在投射。僅從這點而言，那些讓無數軍迷魂牽夢繞的偉大戰事，就足給真正具備思考能力的智者以深刻反思。
